那些故事片中的世界盃往事
《伯爾尼的奇蹟》劇照
導讀：足球，如任何一種被祭上宏大敘事位置的事物一樣，只有兌現為普通人的快樂與幸福，才值得被書寫，被頌揚。
作者：章詩依，本名張修智，媒體人。
《伯爾尼的奇蹟》。這是你讀到這個標題後，大腦中最先跳出來的一個名字嗎？
很可能。在並不多見的以世界盃為題材的故事片中，它實在太有名了。在德國戰車被墨西哥小豌豆掀翻之後，作為德粉，我趕緊找出《伯爾尼的奇蹟》，用它來為自己壓壓驚。
故事的主線，圍繞1954年聯邦德國隊第一次奪得世界盃冠軍展開，是德國世界盃傳奇的起點。這場勝利，成為當時整個德國的一副葯，有效地撫慰了那個年代的德國人。9年前，德國這輛不折不扣的戰車被反法西斯陣營徹底摧毀，德國人的自信心跌倒了谷底。
1954年的世界盃在瑞士伯爾尼舉辦。7月4日，在萬可多夫體育場進行的決賽中，聯邦德國隊出人意料地戰勝了奪冠呼聲最高的匈牙利隊，贏得了自己的第一個世界盃冠軍。此前的一段時間裡，因為深重的戰爭罪孽，德國人一度被排除在國際體育賽事之外。
這支讓一個國家沸騰的隊伍，其實是支業餘球隊，其中有幾名隊員還是退伍老兵。這次意外的勝利，來得不能再及時了。當代德國政治家、歷史學家赫爾弗里德·明克勒在《德國人和他們的神話》一書中認為，「伯爾尼奇蹟」是二戰後除了經濟奇蹟這個建國神話之外，一個「起到補充作用的神話」，對於德國人的自信心而言，此後的歷次奪冠，都不及伯爾尼的這場勝利意義深遠。
2003年，德國導演宋克·沃特曼以德國的這段世界盃往事為背景，拍攝了故事片《伯爾尼的奇蹟》。為了真實再現當年的氣氛與環境，開拍前，沃特曼的團隊鑽到圖書館裡呆了兩個星期，查找、研究相關的歷史資料。影片中的球員扮演者，從全德國海選而來。影片拍出來後，仍然健在的當年球員（僅剩下了3個）盛讚電影對球隊的還原達到了逼真的程度。
不過，在《伯爾尼的奇蹟》中，足球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宋克·沃特曼自承，他要拍攝的，是一部家庭情感電影。在球隊、體育記者保羅·阿克曼與新婚妻子及理查德·魯班斯基一家這三條平行的敘事線索中，後者的戲份最重也最飽滿，並且感人至深。
理查德·魯班斯基是納粹時期的一名軍人，在蘇聯的戰俘營中被關了11年後，於1954年才被遣送回國。戰爭不但摧殘了肉體，更殺傷了愛的能力。歸來的理查德·魯班斯基成了全家的公敵，更成為小兒子馬提亞的噩夢。幸好，有足球，並且世界盃來了。就像伯爾尼的勝利來得意外一樣，足球也意外地成了救贖的力量。
伯爾尼成為救贖的儀式性所在。茫茫夜色中，理查德·魯班斯基叫醒馬提亞，開著從神父那裡借來的大眾公司產的轎車，穿過沉睡的街道，穿過峰巒起伏間的公路，向著伯爾尼進發。馬提亞是德國隊球員赫爾穆特的鐵粉。這意外的禮物，令馬提亞11歲的小臉上寫滿沉醉。它宣告了愛的蘇醒與回歸，也詮釋了足球及勝利的意義。足球，如任何一種被祭上宏大敘事位置的事物一樣，只有兌現為普通人的快樂與幸福，才值得被書寫，被頌揚。這或許就是這部以伯爾尼奇蹟命名的電影，卻並不聚焦於足球的真意。
《伯爾尼的奇蹟》中的許多細節令人玩味。一場舉國若狂的勝利，並沒有催人淚下的奮鬥為之背書，也沒有被附會上不可抗拒的歷史必然性。相反，導演寧願去強調運氣與機巧等因素。賽前，德國隊領隊發明了一種適合雨中比賽的鞋釘，作為秘密武器。與匈牙利開戰前，全隊都在祈禱屆時老天幫忙，而比賽時，果真天降甘霖。決賽中的功勛球員赫爾穆特一直把馬提亞看做自己的吉祥物，只要馬提亞在現場的比賽，他都會贏。當決賽處於膠著狀態時，赫爾穆特向場外的偶然一瞥，正看見了雨中佇立的馬提亞，遂如有神助，怒射破門。
甚至德國戰車背後的國民，也不似傳說中那般堅毅。當德國隊比分落後時，酒吧里的哀嘆聲浪能淹死人，更有人絕望到退場。小組賽階段，球隊輸球時，主教練接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其中不乏「賣國賊」「找棵樹弔死」這樣的暴力語言。沒錯，勝利值得驕傲，但導演足夠誠實與明智，他要真實展示同胞的精神世界，而不想讓所有的東西都站在勝利的風口上，飛揚成顛倒眾生的神劇。
《伯爾尼的奇蹟》也是一曲戰爭與和平的詠嘆調。理查德·魯班斯基從戰俘營歸來後，堅決反對女兒與軍人交朋友，此種對軍人身份的厭棄，既是創傷性反應，也表達了對戰爭的否定。他向神父借來、駛向伯爾尼的大眾公司產小轎車，細細玩味起來，象徵著德意志民族於劫後重生後，對過去的告別，及對未來的祝福。
這部大眾公司產的小轎車，主體仍像戰時的軍用桶車，但車頭部分的設計已經具備了甲殼蟲車的味道。《德國人和他們的神話》一書記載，二戰期間，德軍生產的軍用桶車與俯衝轟炸機和坦克一道，成為德國國防軍的象徵。戰後，大眾公司對這種有稜有角的桶車進行了去軍事化改造，使其成了圓滾滾、胖乎乎的甲殼蟲形象。文化學家艾哈德·舒茨把甲殼蟲車的外形概括為「小孩的模樣」：大眼睛，過大的腦袋，短小的四肢。它代表了無力自衛和需要幫助，而不會去侵犯和傷害他人。甲殼蟲車被譽為「滾動的經濟奇蹟」，也是德意志民族為人類帶來浩劫之後認罪與新生的符號。
駕駛著已經初具甲殼蟲模樣的轎車，理查德·魯班斯基陪伴馬提亞，駛向伯爾尼，也是駛向希望與未來。
《伯爾尼的奇蹟》只是世界盃在光影天地中的一角。銀幕上的世界盃故事，有著豐富而駁雜的光譜。
《伯爾尼的奇蹟》中，有個雖然短暫卻讓人印象深刻的鏡頭，那就是教堂神父們為比賽結果而焦慮的表情。事實上，足球的魅力，不僅長驅直入教堂，佛門同樣抗拒不了。根據真人真事拍攝的不丹電影《小喇嘛看世界盃》，就是一種別樣的世界盃敘事，描寫的是佛門遭遇世界盃的有趣故事。
1998年的法國世界盃，讓坐落於喜馬拉雅山山麓的一座寺院變得騷動不安。在本該莊嚴的念經活動中，卻有人偷偷用紙條傳遞足球直播的信息。最終，在小喇嘛烏吉的帶動下，經過一番曲折，實現了在寺院里看決賽直播的夢想。本片導演是1961年出生於不丹的宗薩仁波切，他最崇敬的電影大師是小津安二郎與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小喇嘛看世界盃》的主題，是想探索世俗社會的衝擊下寺院的管理問題，不經意間，卻拍成了一部獻給世界盃的情書。
小喇嘛們在看球
避居深山的寺院，法鼓梵唄阻擋不了紅塵的滲透。可口可樂隨處可見，時尚雜誌中的模特靚照被悄悄收藏。至於足球，更受歡迎。小喇嘛烏吉住處的牆上，貼滿足球巨星的照片。烏吉的扮演者是13歲的蔣揚·路都，是個超級球迷，法國隊是他的偶像。《小喇嘛看世界盃》就是以他的真實故事拍攝而成。蔣揚·路都的父親烏吉·塔之奧出生於高僧之家，是一位精研佛理、享有崇高聲望的僧人。他在影片中出演掌堂師格貴。這部由父子二人擔綱、以世界盃為背景的電影，竟是不丹這個國家出品的第一部電影。
球迷、小喇嘛烏吉住處的球星照片
格貴外表嚴厲而內里開明。他在世俗力量與佛教義理的張力之間，抱著審慎的立場。最終，他倒向了足球的歡樂。事實上，格貴本人，也隱秘地喜愛著足球。
《小喇嘛與世界盃》洋溢著快樂、詼諧的調子，也是一個佛門版的勵志故事。由於從劇本、導演到演員，均系出佛門，它對寺院生態的描寫也就格外可信。
當烏吉帶領一眾喇嘛歷盡波折，帶著心醉神迷的表情，沉浸於熒屏上世界盃帶來的魔力時，作為球迷，你無法不被深深感染。
銀幕上的世界盃故事，也有黑暗、令人神傷的篇章。
以色列電影《戰場上的世界盃》，以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為背景而展開。在一次軍事行動中，以色列士兵科恩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所俘獲。他的口袋裡，裝著該年在巴塞羅那舉行的世界盃的門票。巴解組織想把科恩押送到貝魯特，作為與以色列討價還價的籌碼。科恩的世界盃之夢，由此變得懸念叢生。
被捕的以色列士兵、球迷科恩
兇險的貝魯特之旅上，世界盃的夢想仍然明明滅滅。七八個巴解組織的戰士中，領頭的喬治（他是個西化的巴勒斯坦人，妻子與兒女都在倫敦，他隻身一人回來，投入巴解的事業中）也是球迷。巧的是，喬治與科恩，這兩個敵對陣營的人，都喜歡義大利隊。一路上，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尋找電視觀看比賽，在戰爭的殘酷中，努力吸吮世界盃的空氣。對足球的共同愛好，短暫地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讓雙方同時認識到，所謂敵人，其實是與自己一樣的人類。
藉助足球與世界盃，《戰場上的世界盃》關注的是人類間的仇恨這一主題。雖然出自以色列導演之手，影片未對巴勒斯坦人做任何妖魔化處理。影片的結局令人唏噓。敵對陣營中的兩個球迷，儘管在心靈中燃起微弱的火花，但抵擋不了更大背景下的殘暴，世界盃於瞬間幻化成世界悲。
銀幕上的世界盃故事，註定五光十色、悲喜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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