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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工作無法養家糊口了么?國外媒體人如何兼顧理想和麵包

原標題:新聞工作無法養家糊口了么?國外媒體人如何兼顧理想和麵包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全媒派(id:quanmeipai)


在職場中,薪資水平一直是一顆敏感的炸彈,拋下這顆炸彈,或許你會發現,有的人表面光鮮亮麗,其實銀行卡里的餘額還不到三位數。傳媒行業的薪資水平一直處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尷尬境地,這份工資足以供養理想,但對於那些上有老下有小,要負擔車貸房貸的人來說,就顯得有些微薄。



事實上,環球同此涼熱。國外的媒體人們同樣在抱怨薪水給得太低,裁員來得太快。據全球最大的職位搜索網站Indeed統計,新聞記者在美國的平均工資是每年35187美元,他們通常在工作一到三年後就會選擇轉行。

今天,我們就想從這些國外同行的故事講起,與大家一起探討:理想和麵包,真的不可以兼得嗎?



美國新聞記者薪資水平,數據來源:Indeed.com


以「生存」為第一要務的中產階級


現年四十歲的Michael Thomsen是康泰納仕出版集團(Condé Nast)的編輯,兼任網路雜誌Slate、新聞資訊網站TheOutline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特約記者。


2009年,Thomsen辭去了遊戲娛樂媒體IGN的副總編職務,從舊金山搬到紐約,正式成為了一名自由職業者。辭職後的生活並不像想像中的輕鬆愜意,他同時為《福布斯》(Forbes)、時尚雜誌Complex和IGN擔任專欄作家,時間幾乎都用來寫作。儘管如此,他的收入在支付每月850美元的公寓租金後,依然所剩無幾。迫於經濟壓力,Thomsen不得不求助信用卡借貸。但是,信用卡債務又加重了他的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最終,Thomsen因壓力過大而患上了幽閉恐懼症。


在朋友的推薦下,Thomsen於2012年通過中介申請成為了一名房屋清潔工,在2012年到2014年間,Thomsen每星期需要工作30個小時,這份工作為他帶來了每月1400美元的收入。在最難捱的日子裡,Thomsen靠著做清潔工的補貼繼續寫作。最終,他選擇告別自由職業者的生活,回到康泰納仕擔任全職編輯。



散文家Michael Greenberg則將寫作定義為「對有償勞務的嘲弄」,他在2009年出版的散文合集中回憶了自己的寫作生涯。20世紀80年代早期,在第一部小說出版後,Greenberg發現,寫作並不能為他帶來生活條件的改善。「我決定在寫作之外再去找一份兼職工作,像化妝品銷售、計程車司機……我都去嘗試過。」Greenberg在散文中描述了自己作為一個年輕的父親,是如何不斷地尋找工作來補貼家用的,從打零工到投機炒股,他幾乎每一行都有所涉獵。和Thomsen一樣,Greenberg認為自己仍是中產階級中的一員,只不過,是以「生存」為第一要務的中產階級。


「被包裝成職業的職業」

Thomsen和Greenberg的經歷只是新聞業薪資水平走低的一個縮影。美國新聞研究所在2015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有四分之一的媒體從業人員在主職之外還會參加公關或營銷等社會兼職;12%的媒體人員選擇利用業餘時間到高校任教;另有五分之一的媒體人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同時為多家機構工作。



斜杠青年何以席捲新聞業?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因素,12%的媒體人表示正在遭受降薪和裁員,8%的媒體人表示對目前的薪資非常不滿。此外,有三分之一的媒體從業人員在接受調查時表示,希望在五年之內告別新聞工作。


根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記者工資的中位數水平為每小時19美元,這一數字高於全美平均工資水平,但是對於那些已經組建家庭或是需要承擔信用卡債務的人來說仍然不夠。編輯工資的中位數水平為每小時28.25美元,但是相較於記者,編輯承擔了更高的降薪和裁員風險。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媒體從業人員的工資增速遠低於通貨膨脹的速度,這意味著當下記者的薪資相對水平要比四十年前還低。從皮尤研究中心自2004年以來的新聞媒體行業調查中可以看出,無論是紙媒還是廣播電視,記者和編輯們的工資水平都正在下滑。



媒體從業人員薪資水平及同比增幅,數據來源:皮尤研究中心


相對於法律或是金融等對專業知識有著極高入門要求的行業,傳媒行業更加包容和開放。誠如歷史學家Andie Tucher所說:「這是一份工作時間長且報酬微薄的職業,但同時,它能夠帶給人們獨立和冒險的機會。如此看來,記者更適合那些不嚮往穩定家庭生活的新新人類。」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新聞系主任Liz Skewes也表示,新聞雖然是一門專業,但是它並不能稱作是一份職業——因為人們憑藉新聞賺到的錢通常和工作時間不成正比。「只有真正熱愛新聞,並且發自內心地覺得新聞很重要的人,才可以這樣不辭辛勞地工作。」她補充道。


時下,記者的薪資水平和工作時間依然在白領階層中處於弱勢地位,文化資本向資本的轉化之路並不順暢。無論是對於初出茅廬的大學生來說,還是對於從業多年的資深記者和編輯來說,所謂的「媒體從業者」,更像是一種「被包裝成職業的職業」,境遇堪憂。


節流:防患於未然的財務計劃


對於記者來說,制定一個合理的財務計劃猶為重要。尤其是在行業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充足的積蓄將有助於記者度過危機,尋求新的職業發展機會。在財務規划上,聖安東尼奧快報金融顧問DougSehres給出了他的建議:首先,可以考慮合租、租住小型公寓和註冊成為Airbnb房東來減輕房屋貸款的壓力,增加儲蓄;其次,盡量保持信用卡的額度,確保自己在急需流動資金時可以使用信用卡;最後,盡最大可能保留現金和可流動資產,以確保意外情況發生時可以支付相關的費用。


「擁有一棟產權屬於自己的房屋是『美國夢』最具象的代表之一,但是對於媒體從業人員來說,這個夢想顯然有些過於奢侈和不切實際。」Sehres至今有超過二十年的媒體從業經驗,由於兩個女兒還在讀書,他在生活中最先考慮的永遠都是財務因素。「新聞業是一個了不起的行業,」他說,「但如果從生活方式的角度來看,僅僅依靠節省開支還遠遠不夠,記者還需要利用自己的技能去嘗試其他工作。」



開源:斜杠青年與他們的「B面生活」


為了獲取更高額的報酬,越來越多的全職媒體人也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兼職。Quartz地緣政治板塊編輯CaitlinHu選擇了編輯藝術類和攝影類圖書來補貼開支。對於她來說,圖書出版的工作不僅報酬客觀,同時也讓她有機會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能與寫作才能。


28歲的Julie Zauzmer同樣擁有雙面生活。白天,她是《華盛頓郵報》宗教板塊的記者;晚上和周末,她通常到俱樂部和派對上扮作小丑進行表演。對於一些人來說,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高材生在業餘時間扮演小丑似乎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對於Zauzmer來說,這只是一種生活選擇。Zauzmer說道:「我希望可以一直為《華盛頓郵報》工作,但我也希望能夠擁有小丑表演這樣的『B面生活』。」



成為斜杠青年並接納自己的「B面生活」已經成為媒體界乃至文藝界的常態。芝加哥作家Peter C. Baker曾經兼職過長達兩年的家庭廚師;被聖安東尼奧快報解僱的Aissatou Sidime Blanton在告別新聞業後,依然兼職寫作。「在確保兼職不會對正式工作造成干擾的前提下,試著把兼職建立在你喜歡做的事情上。」Sidime Blanton表示。


加拿大作家Brin Jonathan Butler曾因工作需要,長期跟隨古巴拳擊冠軍和其他拳擊運動員生活。當他發現自己的薪水無法滿足生活需要時,他開始利用在採訪中學習到的拳擊技能,在中央公園舉辦拳擊課程。拳擊課為他帶來了每年超過1萬美元的額外收入。目前,Butler正在創作關於國際象棋的新書,或許在創作完成後,他還將開設國際象棋課程。談到這些「無心插柳」的副業時,Butler表示:「我並不希望做這些兼職,但我知道為了生存自己不得不這樣做,不得不去克服困難。」


被撬動的理想與現實


斜杠青年和自由職業者的興起,是勞動力市場布局發展的必然趨勢。越來越多的公司希望藉助斜杠青年和自由職業者,來彌補自身在某一細分領域的人才缺口。從長期穩定的僱傭關係轉向短期合作或交易關係,勞動力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將在人工智慧時代得到前所未有的顛覆和改變。據牛津互聯網研究所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範圍內大型企業自由人才的啟用率同比增長26%,並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


媒體人的跨界同樣被外界看好,牛津大學人類學研究員項飆教授曾在訪談中公開表示:「學者、媒體人、作家、藝術家、搞教育的、搞社會運動的,要更緊密地合作,要打成一片。藝術有力量,是因為它吸取了學者的思考,它以直觀的方式把思想傳遞出去,這樣又激發新的思考。這些工作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都是在拷問人生的意義。過去是人為地把它們隔開了。人的感知、人生的意義一定是多個面向的,所以只有打通隔閡、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讓我們覺悟人生。」



理想墜入現實,當金錢成為撬動時間槓桿的支點,我們在更多跨界媒體人身上看到的是「自由」標籤的對立面。在接受《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採訪時,多為跨界媒體人都提到了一點——記者和編輯的兼職工作,多數都是在為上層階級提供服務。無論是家庭教師、家庭廚師還是房屋清潔員,媒體人在從事兼職工作的過程中,更加直接和尖銳地觸碰到了社會的階層差異、性別差異和種族差異問題。


這樣的觸碰一方面為記者提供了新鮮的新聞素材,另一方面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經濟轉型背後遺留的社會問題。根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數據,過去二十年以來,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正在流失;多個行業的相對薪資水平都處於下降趨勢,新聞業只是其中之一。眼下,新聞業更像是一個為年輕人或是家境優渥的富人專門打造的行業。當最寶貴的理想主義和青春熱情可以用微薄的薪水無限透支時,這是新聞業之殤,也將是整個社會的損失與悲哀。


「我們希望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並且有能力去應對生活中的經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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