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與「鐵屋」：魯迅對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影響
「狂人」與「鐵屋」：
魯迅對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影響
文/賀可嘉
譯/陶磊
編者按：作為新文學主將的魯迅，向來因其早年翻譯《月界旅行》等科幻小說之舉以及「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之語，受到中國科幻文學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最新的研究認為，魯迅以《狂人日記》為起點的新文學寫作，與其青年時代的科幻小說譯介活動之間，存在著比過去所認為的更加深刻的關聯和共鳴，而這些在啟蒙主題下隱現著科幻小說印記的書寫，今天仍在持續影響中國科幻文學。美國學者賀可嘉（Cara Healey）的相關探討，為我們提供了頗具啟發意義的嘗試。
近年來，中國科幻小說在西方讀者群中反響熱烈，廣受好評，其標誌性事件就是連續兩年贏得了雨果獎（Hugo Awards）——2015年劉慈欣（1963—）的《三體》（The Three-Body Problem），2016年郝景芳（1984—）的《北京摺疊》（Folding Beijing），譯者都是劉宇昆（1976—）。這兩部作品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甚至超出了科幻粉絲群體——連「臉書」（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urg）和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都讀過《三體》，《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最近也都刊文討論《北京摺疊》和中國當代貧富差距問題。《三體》和《北京摺疊》的成功，說明中國科幻小說不僅成為了一種文學現象，而且被西方視作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渠道。
劉慈欣、郝景芳先後獲得雨果獎
這些先前不為人知的作品陡然闖入西方科幻小說界，甚至激發起更大範圍的文學自覺。學者們已就其主題進行了闡述，主要包括經濟發展、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社會不公等這一文類中反覆出現的問題。但我不打算嚴格地從某個主題切入，而是準備從文類混雜性的角度考察中國科幻小說，突出中國當代科幻小說與早先的中國文學傳統之間的關係。除了借鑒西方科幻小說經典，中國當代科幻小說還取材於中國既有的文學史資源，其中包括前現代的志怪傳統、武俠小說和「五四」時期的批判現實主義。
在本文中，我會把「五四」作家魯迅的「鐵屋」比喻以及他在1918年發表的《狂人日記》同西方科幻小說中的「信息失落」範式聯繫起來，以證明魯迅（1881—1936）對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持續影響。首先，我將參照這一範式把《狂人日記》當作科幻小說來解讀；然後，通過精讀韓松（1965—）的《乘客與創造者》和張冉的《以太》，我會推斷出《狂人日記》和「信息失落」範式所共同具有的認識論和本體論特徵如何與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相關聯。我特別關注的元素包括「封閉機制」、沉睡與覺醒的隱喻、「引導者」的存在、對企圖打破「遺忘模式」之行為的病態化處理以及「被找回的文檔」的重要性等。我會證明這些元素同時在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西方科幻小說經典中得以反映，並說明我所提出的文類混雜性正是中國科幻小說的特徵。所以，我認為正是魯迅奠定了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基礎，他是使這一文類的「中國性」凸顯出來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我也承認中國當代作家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里利用西方科幻小說元素創造性地重構了魯迅作品的特徵。
魯迅：《狂人日記》（1918）
魯迅與中國科幻小說
中國科幻小說的歷史和魯迅密切相關，大部分學者都認同其肇始於二十世紀頭十年，當時的改革之士通過翻譯西方科幻小說來普及科學技術。魯迅正是首倡者之一，他在1903年把儒勒?凡爾納（1828—1905）的《月界旅行》（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1865）和《地底旅行》（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1864）翻譯成了文言文。差不多同時，梁啟超（1873—1929）、徐念慈（1875—1908）、吳趼人（1866—1910）等作家也發表了中國第一批科幻小說。但這不過是曇花一現，中國科幻小說旋即在「五四」運動中歸於沉寂——後者獨獨青睞批判現實主義，「但其代價恰恰是忽視了晚清作家對其他的選擇的發掘」。諷刺的是，魯迅1918年發表的《狂人日記》常常被視作第一部中國現代白話小說，奠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礎，而新文化運動卻反過來把魯迅最初提倡的文類邊緣化了。
1962年《狂人日記》插圖
不過，近來有研究指出，魯迅在「五四」時期發表的白話小說並非像我們先前以為的那樣與晚清科幻小說判然二分。「愚昧的群眾」每每被認為是《狂人日記》和《自序》的一大主題，但納撒尼爾?艾薩克森（Nathaniel Isaacson）發現魯迅早年關於科學和科幻小說的著述里已經包含了這一主題的苗頭，他甚至注意到該主題出現在晚清的科幻小說里。無獨有偶，安德魯?瓊斯（Andrew Jones）以二十世紀早期對於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焦慮為背景來解讀《狂人日記》。這樣的焦慮是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科幻小說的核心主題，和幾十年前英、美、法等國的科幻小說一樣。瓊斯專門追溯了烏托邦和「鐵屋」這兩個意象，從儒勒?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1870）到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回顧——公元2000—1887年》（Looking Backward：2000-1887，1888），到吳趼人的《新石頭記》（1905），再到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自序》。
另外，近來的研究還揭示了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和魯迅的小說在主題上的相似性。宋明煒注意到劉慈欣的小說和魯迅的小說一樣經常關注父輩與孩子的主題——或是直接地或是通過隱喻，把孩子當作黑暗未來的唯一希望。宋明煒還指出，劉慈欣和韓松同魯迅一樣表達了「吃人」的主題；特別是韓松，他把「吃人」「當作社會惡習的一種文化隱喻，就像魯迅那樣，但他表現出了對各種解剖學細節甚為怪異的痴迷」。賈立元還注意到，韓松的科幻小說對魯迅一門心思關注的「吃人」進行了改造，以適應新時代。我也在其它文章中指出，陳楸帆2013年出版的小說《荒潮》借用了魯迅小說的某些預設，包括作為敘述者的回國留學生以及對待傳統的矛盾態度。本文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魯迅對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影響不僅限於主題的相似性，還包括結構上的、認識論的以及本體論的關聯，尤其是對科幻小說「信息失落」範式（也被稱為「遺忘模式」）的利用。
趙延年《狂人日記》插圖
「遺忘模式」
科幻小說是一種信息密集的文類，充滿了「奇異性」和「陌生的新鮮感」，它質疑我們對整個宇宙的預設。這種撲朔迷離的質疑，乃是通過科幻小說所描繪的一整套架空世界的指導法則來提出的，它往往不僅針對讀者，也針對生存在那個世界裡的人。這樣一種本體論運作，常常引領故事人物（以及讀者）去發現世界已經失落或遺忘的某些關鍵信息，而正是這些關鍵信息的失落或遺忘導致了對現實的錯誤理解。當其中一個或多個人物意識到這種錯誤，故事情節便隨著現實的變化而發展。湯姆?希比（Tom Shippey）把這一範式稱為「信息失落」的「密閉空間」，西蒙娜?卡羅蒂（Simone Caroti）則把類似的現象命名為「遺忘模式」。
柏拉圖的「洞喻」
該範式最早、最著名的一個例子當然是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的「洞喻」，但在科幻小說領域，希比追溯到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 Wells）190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盲人國》（The Country of the Blind）。在威爾斯的版本里，一個探險家發現了與世隔絕的安第斯山谷，當地居民已有好幾代都是瞎子，這導致整個社會完全習慣了失明的生活。當敘述者企圖用光明的力量啟蒙安第斯人時，卻被人嘲笑成瘋子。山谷里的居民甚至建議他摘除「患病」的眼睛，以此來治療他的疾病。這時候主人公試圖逃跑，不過小說結尾模稜兩可，不知道他是否成功了。《盲人國》為我們思考「信息失落」的過程和結果提供了一部辭書。
威爾斯：《盲人國》（The Country of the Blind，1904）
在科幻小說史上，這種類型的故事重複了一遍又一遍，使用各不相同的「密閉機制」。最常見的一種就是世代飛船——「一個狹小的人造天地、一個微觀世界、一個獨立自足的生存空間，備有足以完成漫長的太空航行的一切必需品」。卡羅蒂注意到，有一種「遺忘模式」常常支配著世代飛船之類的小說。在這些故事裡，會有某種災難打擊飛船，隨後：
倖存者傳授知識的能力受到損害，以至於社會和文化的衰退彷彿不可逆轉。……經過漫長的衰落過程，他們最終忘記了一切，忘記了他們最初來到一艘飛船上。他們相信自己是人類的全部後代，一直生活在現在生活的地方；根本沒有什麼飛船，也沒有讓船隻航行的外部世界。整個宇宙止於艙壁。
採用這種敘述方式的例子，影響最大的要屬羅伯特?海因萊因（Robert Heinlein）的《太空孤兒》（Orphans of the Sky）（最初於1941分成兩部中篇小說發表，後於1963年再版為長篇小說）。加里?沃爾夫（Gary Wolfe）還發現了一種具有類似效果的故事，他稱之為「後歷史」小說，即宣告世界末日的事件發生之後，一種全新的歷史敘述誕生了。在這類小說里，「舊世界的遺物和碎片或許得以保存，但關於這些碎片曾經屬於同一部分的記載早就被遺忘了，它們融入到新的敘述中，與舊世界不相聯屬」。西方科幻小說中此類著名例子包括沃爾特?米勒（Walter Miller）的《萊博維茨的讚歌》（A Canticle for Leibowitz，1959）和拉塞爾?霍本（Russell Hoban）的《里德利?沃爾克》（Riddley Walker，1980）。科幻小說中的「遺忘模式」還有第三種常見的表現形式，它關注的是虛擬現實，而故事人物和讀者一樣到後來才知道這是虛擬現實，比如《黑客帝國》（The Matrix，1999）。
《黑客帝國》（The Matrix，1999）
雖然封閉的方式不盡相同，但這些作品都遵循類似的「信息失落」程式。「信息失落」的機制各不相同，但「遺忘」的大框架保持不變。錯誤的世界觀藉由某種封閉形式確立起來，一個外來者或已經啟蒙的個體隨即打破這種錯誤的世界觀，卻被原世界的居民視為病態或瘋癲。通常情況下，「遺忘模式」影響的程度會由一份「被找回的文檔」披露出來，希比稱之為「船長日誌」，也就是「享有與讀者同等視角的某個人撰寫的一份說明，對『密閉空間』的出現進行了解釋」。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對抗，要求讀者質疑自己對世界作出的預設。這種範式幾乎和魯迅的《狂人日記》完全一致。因此，「遺忘模式」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框架去解讀魯迅那篇開創性的文本。
趙延年《狂人日記》插圖
對《狂人日記》和「鐵屋」比喻的
科幻小說式解讀
魯迅的《狂人日記》以一段文言文寫的序作為開頭，說的是發現了一個間歇性精神失常的男人寫的日記。餘下的篇幅就是日記的內容，披露了日記作者日益嚴重的狂想症，他覺得自己會被家人和鄰居吃掉。實際上，日記作者認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就是某種「吃人」行為：社會上所有的成年人——包括他自己——都參與了「吃人」。只有小孩兒或許還沒受到影響，所以小說結尾日記作者發出了著名的呼籲——「救救孩子……」
人們通常根據魯迅為他1922出版的小說集《吶喊》所作的序來解讀《狂人日記》，《吶喊》包括了《狂人日記》和另外十三部短篇小說。在這篇序里，魯迅提出了著名的「鐵屋」比喻，他暗示這是創作《狂人日記》的重要靈感：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狂人日記》和「鐵屋」比喻合在一起透露出魯迅對祖國未來的深切擔憂，為「五四」白話小說——乃至中國現代和當代的很多文學作品——奠定了社會批判文學的基調。
1980年《狂人日記》配圖
雖然總體而言，「五四」文學——特別是魯迅的小說——被認為奠定了中國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礎，但還是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其它觀點，他們沒有把《狂人日記》當成嚴格的現實主義文本來解讀。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現實主義的限制》（The Limits of Realism）一書中指出，對於把現實主義當作社會批判工具，魯迅的態度十分曖昧，儘管他自己的小說後來被奉為這一模式的範本。安敏成注意到，「在形式上描寫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間關係的現實主義敘述，有可能會被壓迫邏輯俘獲，最終只成為壓迫的複製」。同時，唐小兵和史書美都對《狂人日記》進行了現代主義的解讀，他們注意到魯迅這一實驗性文本中形式與內容的共鳴。史書美特別指出，「小說碎片化的形式正適合於狂人由迫害狂和偏執狂所引發的思想感情的總爆發」，而且由於文本中兩個敘述者提供的記錄具有「互補」性，「其中一個敘述者有精神病，因而是不可靠的敘述者，而另一個敘述者則操著已經過時的文言」，整部小說被當作「自覺地……與現實相分離的人工製品」，所以標誌著「小說對現實主義的遠離」。史書美把狂人認知中的「超現實的、古怪的寓意」理解成「打破和遊走於表現和現實之間[的]邊界」。與之相呼應的是朱瑞英（Seo-young Chu）對科幻小說的理解，她把科幻小說看成是一種「高強度的現實主義」，「可以勝任大量複雜的表現工作和認識論工作，是為表現和理解提供認知疏離的參照物所必需的」。此外，安德魯?瓊斯還指出魯迅作品中的「鐵屋」意象其實來源於科幻小說——既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中國晚清的。
我要更進一步指出，《狂人日記》的整個認識論和本體論預設都可以根據科幻小說的「遺忘模式」來理解。魯迅的《狂人日記》幾乎精確地照搬了這一模式。雖然魯迅和威爾斯的作品沒有直接關聯，但瓊斯注意到：魯迅從事創作的時期，威爾斯的著作在中國流傳很廣，影響也很大。不論威爾斯是否對魯迅造成影響，《狂人日記》連同「鐵屋」比喻和《盲人國》以及後來追隨其腳步的同類西方科幻小說遵循了同樣的「信息失落」範式。它吸收了諸如虛假的世界觀、力圖打破「遺忘模式」的啟蒙個體、被虛假的世界觀封閉起來的人們對個體的啟蒙嘗試所進行的病態化處理等元素，還利用了「被找回的文檔」作為「信息失落」的證據。正如上文討論過的那些科幻小說作品，《狂人日記》利用了「信息失落」模式來質疑讀者自己的假設。
在《自序》中，魯迅的「鐵屋」建立起一種實實在在的封閉機制和虛假的世界觀，就像《盲人國》里威爾斯的安第斯山谷，或者是世代飛船、後末日時代的飛地，抑或是後來科幻小說里虛擬現實的投射。在《狂人日記》中，日記作者被封閉在隱喻的「鐵屋」——也就是他在生命中的絕大部分時刻都不曾覺察到的「吃人」文化里。日記作者是一個「淺睡眠者」，就像威爾斯筆下的外來者或是後來的科幻小說作品中的其他啟蒙個體，他們非常容易清醒過來，認識到現實中的某些可怕真相。一旦「遺忘模式」確立起來，《狂人日記》就按照現在的科幻小說讀者已經非常熟悉的程式發展下去了。
趙延年《狂人日記》插圖
正如《盲人國》以及遵守「信息失落」範式的其它科幻小說一樣，日記作者企圖打破「遺忘模式」的行為被病態化。《狂人日記》的序言部分向讀者交代了日記作者「大病」一場並且患有「迫害狂」。唐小兵在分析《狂人日記》時，強調了魯迅使用「狂」而非「瘋」來表示瘋狂的重要性，他指出「狂」「表現出了天才個人的特徵，他們讓自己輕蔑地對抗停滯不前的社會，他們的行為超出了公眾的理解」，而且：
「狂」把整個問題從現實是什麼轉換成了現實怎樣通過各種社會符號實踐——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語言慣例——被建構和被表現。這種認識論的突破恰恰發生在魯迅筆下的「狂人」心中。他的「狂」標誌著被壓抑的和被紓解的，從允許的或可能的經驗領域回歸了。它代表了侵越式的話語，不僅因為它刺激了自覺的主體去質疑既定的界限，還因為它使主體本身趨向經驗中的一切極限、一切邊界。
根據「信息失落」的「遺忘模式」來解讀，「狂人」的「狂」包含了與該模式決裂的企圖，並意識到世界其實不僅「止於艙壁」。
此外，「被找回的文檔」（希比的「船長日誌」）對於揭露和扭轉（至少是暫時地）「遺忘模式」至關重要。讀了一夜古書之後，日記作者回憶道：「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而且《狂人日記》的結構也強調了「被找回的文檔」的重要性。在引言之後，整個文本本身就是一個「被找回的文檔」，它成為了日記作者最終未能成功打破「遺忘模式」的記錄。
把《狂人日記》和「鐵屋」比喻對照著讀的時候，它最終會促使讀者對自己的假設提出質疑。不論是魯迅的「鐵屋」還是「狂人」的妄想狂，一般都被認為是在質疑中國傳統文化的統治地位，而魯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於國於民都有害處。就像《盲人國》和後來遵循「遺忘模式」的其它科幻小說作品一樣，《狂人日記》吸引我們注意這一事實：讀者的世界觀可能和日記作者的世界觀一樣是虛假的。在我看來，《狂人日記》和遵循「遺忘模式」的科幻小說作品之間的內在共鳴，為理解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文類混雜性提供了重要借鑒。
趙延年《狂人日記》插圖
當代的延伸
「遺忘」與「信息失落」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模式，頻繁出現在中國當代科幻小說里。韓松2006年發表的《乘客與創造者》和張冉2012年發表的《以太》是其中兩個例子。我認為，這兩個故事同時呼應了魯迅和西方科幻小說，藉此再次啟動「遺忘模式」。通過對上述元素的整合，這兩部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作品處理「信息失落」的方式既有文化的特殊性，又適合於日益全球化的世界。
韓松是中國「三大」科幻小說家之一——另兩位是劉慈欣和王晉康（1948—）。韓松1965年生於重慶，在武漢大學取得英文專業的學士學位和新聞專業的碩士學位，1991年以來一直在新華社做記者。他17歲開始創作科幻小說，1991年取得第一個重大突破，憑藉短篇小說《宇宙墓碑》贏得「世界華人科幻藝術獎」。他的長篇小說包括《火星照耀美國：2066年之西行漫記》（2001）、《紅色海洋》（2004）、《地鐵》（2010）和《高鐵》（2012）。韓松頻繁藉助魯迅的「鐵屋」比喻，利用密閉空間——特別是飛機和火車——來評價這些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乘客與創造者》就是其中一例，小說里的波音飛機乘客陷入無止境的航行之中，以至於他們以為飛機就是整個宇宙。
韓松
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另一部遵循「遺忘模式」的作品是張冉的《以太》。張冉1981年出生於山西太原，相對而言是中國科幻小說界的新人。現在的張冉是個全職作家，他畢業於北京交通大學，獲得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學位，曾從事IT業，後來當過《經濟日報》和「中國經濟網」的記者和新聞評論員。《以太》是他發表的第一部小說，同時贏得了2013年的「銀河獎」和「星雲獎」——這是中國科幻小說最負盛名的兩個獎項。在《以太》講述的故事裡，社會中幾乎所有形式的交流都受到政府管控。被稱為「以太」的納米粒子把語言和文字中的敏感話題替換為不具有挑釁性的成分。這樣的專制環境催生了一個依靠「手指聊天」（在彼此的掌心拼寫單詞）的激進小組——「手指聊天」是唯一不受審查的交流方式。
▲收入代表作《以太》的張冉科幻小說集《起風之城》
根據我的分析，我會說明《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怎樣通過同時呼應魯迅的《狂人日記》和十九至二十世紀西方科幻小說的經典作品，來融入「信息失落」的認識論和本體論範式。我將關注這兩部作品怎樣利用與上述兩種影響的內在共鳴以及與它們的不同之處。作為結論，我認為這兩部作品可以看作在中國近代佔據主流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延續，同時也是英美科幻小說傳統的擴展。
和「鐵屋」比喻、《狂人日記》以及同類型的西方科幻小說一樣，《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都利用了「封閉機制」來建構「遺忘模式」。在《乘客與創造者》中，讀者漸漸發現敘述者所說的世界其實是一家波音飛機，這一點呼應了西方科幻小說傳統中諸如海因萊因《太空孤兒》的世代飛船傳統。對韓松筆下的乘客來說，和海因萊因的故事一樣，「整個宇宙止於艙壁」。《乘客與創造者》里虛假世界的出現，是飛機的物理封閉造成的結果，以至於敘述者和同行乘客們真的被關在了「鐵屋」里。另一方面，《以太》所呈現的世界似乎和我們的世界相似得多，主人公好像沒有遭遇物理封閉；相反，他過著自己的生活，只是感到某種模糊的厭倦和不滿，因為人們討論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無聊透頂的話題，比如「如何用肉眼分別藍鰭金槍魚與馬蘇金槍魚生魚片」、「硬幣自然墜落正反面概率長期觀察」以及「堅決反對切斷蚯蚓」。主人公哀嘆道：
在我年輕時，網路上充滿觀點、思想與情緒，熱血的年輕人在虛擬世界展開蘇格拉底式的激烈辯論，才華橫溢的厭世者通過文學表達對新生活的渴望，我可以在電腦屏幕前靜坐整個晚上，超鏈接帶領我的靈魂經歷一次又一次熱鬧的旅行。如今，我瀏覽那麼多網站頭條與要聞，沒有找到一個值得點擊的標題。
《以太》一開始似乎沒有《乘客與創造者》中的物理約束或魯迅的「鐵屋」，只是描繪了一種精神上受壓抑的環境。但到了小說結尾，主人公和讀者都發現物理封閉其實一直在起作用：封閉機制不是使居民窒息的「鐵屋」，而是「以太」——無形的納米粒子，就和每個人呼吸的空氣一樣別無二致，它們審查著口頭及書面的一切交流內容。
和「鐵屋」比喻一樣，《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都利用了沉睡和覺醒的隱喻來描繪愚昧和啟蒙的反差。《乘客與創造者》真地描寫了一個滿是沉睡者的「鐵屋」：
旁邊三十一B的乘客睡著了。全世界三百多個人，絕大部分已被深度睡眠控制。一路上，睡眠是人類的忠實伴侶。
——韓松：《乘客與創造者》
敘述者接著描寫了乘客們單調乏味的生活：
座位──信道──衛生間──信道──座位，這便是生活的全部路徑。我們一生都要這樣度過。
黑暗，永遠是黑暗。有個被安全帶綁得死死的孩子啼哭起來。但睡著的依然睡著。
——韓松：《乘客與創造者》
類似《乘客與創造者》，在《以太》里，睡眠同樣和無比單調的日常生活相關聯：
我努力睜開眼睛，天色已經完全暗了，屋子籠罩在對街脫衣舞俱樂部的霓虹燈光芒中。起居室里只有電腦屏幕閃閃發亮。我揉著太陽穴，從沙發上緩緩坐起，端起咖啡桌上的半杯波旁威士忌一飲而盡。這是本周第幾次在沙發上睡著了？我應該上網查查，四十五歲的單身男人在周日下午窩在家裡獨自上網直至進入一場充滿閃回童年經歷夢境的睡眠是否有益於身心健康，但頭痛告訴我不必打開搜索引擎就能知道：這種無聊的生活在謀殺我的腦細胞。
——張冉：《以太》
在《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里，睡眠不僅和愚昧聯繫在一起，也和無聊聯繫在一起——兩者與遺忘的發生密切相關。
和《狂人日記》一樣，《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都以第一人稱來敘述，敘述者都是不具姓名的中年男人，魯迅視之為「淺睡眠者」。但《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與《狂人日記》不同的地方在於故事伊始主人公的覺醒程度。魯迅筆下的「狂人」在《狂人日記》一開始就已覺醒：小說的主體部分以敘述者三十年來頭一回注意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為開頭。就像《盲人國》一樣，黑暗與遺忘相關聯，光明與覺知相關聯。看到許久不見的月光代表日記作者已經覺醒，並意識到了「遺忘模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的開頭是主人公處在覺醒的邊緣。《乘客與創造者》一開始，敘述者注意到「燈火懸垂著葯黃色的須斑，使我也開始犯困」，但不像《狂人日記》里的月亮，這台頂燈只是讓主人公越發睏倦。
《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的主人公雖然焦躁不安，但直到已經覺醒的「引導者」主動聯繫他們才真正覺醒。兩個敘述者起初很猶豫要不要接觸可能製造麻煩的人，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好奇心的驅使，對於建立起不流於表面的人際關係感到興奮。此外，兩部小說都把主人公感受到的來自「引導者」——引申開來說，也就是「引導者」所代表的覺知——不斷增強的吸引力描寫成性或愛，但這種表達方式最終證明無法恰如其分地描寫主人公體驗到的感情幅度。《乘客與創造者》里的「引導者」叫「18H」（以他的座位號命名），是敘述者的新鄰座，他總喜歡問些離經叛道的問題，質疑主流世界觀。有一次在和18H探討宇宙的性質時，敘述者感受到一股涌動的慾望：
似乎有某種東西在我的體內蘇醒。下面於是再也無法軟下去了，面頰塗了火藥般，從表層開始猛烈地燃燒起來。
敘述者對這樣的體驗感到驚恐，內心十分矛盾：
這時，我希望再來一次座位大調整，離開十八H；但我其實也不情願離開十八H，我想聽他講述新奇的宇宙論。
年輕的十八H其實是一個漂亮男人。
《以太》里的「引導者」叫黛西，一個年輕女人，在街上偶然遇到敘述者，當時她正在躲避警察。遇到主人公時，她在他的掌心畫了一條神秘信息，主人公後知後覺地意識到那是邀請他到一處偏僻的所在與她見面。主人公在思考要不要接受邀請的時候，心想：
那裡有什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四十五年循規蹈矩的生涯里，並沒有任何穿黑色連帽衫的女士用極其隱秘的方式給我留下聯繫地址的離奇經歷，——或者說，我根本是一個沒有女人緣的失敗者。無趣的人生里，終於出現了一點有趣的事情，無論是荷爾蒙的驅動（如同嗅覺敏銳的瘦子所說）還是好奇心勃發，我都決定穿上風衣，去伊甸道289s尋找一些不曾有過的經歷。
認識黛西之後，他對她的迷戀越發強烈。在這兩部小說里，「引導者」所代表的覺知對於主人公的理性吸引，都被不可撼動地與愛的吸引以及對與人相伴的渴望相聯繫。通過這種方式，韓松和張冉對我們熟悉的「遺忘模式」進行了改造，使之適合處理當代的「異化」主題。
和《狂人日記》一樣，《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都把敘述者試圖恢復「失落信息」、反對密閉世界正統性的行為描述成疾病或瘋癲。在《乘客與創造者》里，敘述者懷疑道：「我想我可能也得了什麼病。我會死掉嗎？」在《以太》里，主人公告訴精神病醫生「自由的精神正在死去」，醫生的回答是「我看到的，是社會與民主的進步。你有沒有想過某種陰謀論的精神癥狀使你懷疑一切，包括和諧的文化氛圍」，隨後還開了葯，要「把你不切實際的幻想都丟掉」。就像《盲人國》和《狂人日記》里的主人公試圖確認和糾正「遺忘模式」的行為遭到病態化處理一樣。
在《狂人日記》《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里，語言的慣例和規範促成了各自社會經歷的集體失憶；而且在這三部小說里，「被找回的文檔」（希比稱之為「船長日誌」[1]）對於揭露和扭轉「遺忘模式」都顯得至關重要。魯迅筆下的「狂人」一定真正悟到了字裡行間的言外之意，從而發現古代的語言文化滿是「吃人」。在韓松的小說里，乘客們從小就被座椅靠背上顯示器里的程序洗腦了，以至於對那些暗示宇宙屬性的詞語——比如「飛」——全然不知。主人公和他的「引導者」以及另一批「淺睡眠者」後來取得了突破，他們在行李艙發現了和自己受到的教育相矛盾的文件。文件包括一本飛行執照，上面有敘述者的照片，透露了他叫王明，是這架飛機的機長。在《以太》里，「手指聊天」組織一開始就為敘述者提供了一些表面的真相；後來，主人公被抓進監獄，一封「找回的文檔」揭示了他們受騙的程度。監獄閱讀室里有一本書的內頁上寫著盲文，敘述者發現了一條信息，披露了空氣中微型納米機器人的存在，也就是所謂的「以太」：
它們會自動偵測具有潛在威脅的文字（可見光信號）和聲音（音波信號），將之替換為無害信息，並將發布者記錄在案。它們附著在印刷文本和標語牌表面，通過光偏振向除發布者之外的觀察者發布欺騙光學信號；它們改變聲波擴散形態，向除發布者之外的傾聽者發布欺騙聲學信號，當然，發布者本身因為骨骼的傳導作用，聽到的還是自己的原本想說的話。漂浮在空氣中的小惡魔使「以太」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如同哲學家口中人類無法察覺卻充滿一切空間的神秘物質——「以太」本身。
在這三部小說里，「被找回的文檔」對於揭露和質疑（至少是暫時地）主流宣傳機構散布的虛假世界觀都是至關重要的。
《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所展示的「遺忘模式」是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一再重複的主題。除了本文討論的兩部小說，「遺忘模式」的種種變體在其他作品中也大量出現。韓松的《地鐵》同樣涉及密閉世界；《以太》和馬伯庸（1980—）2005年發表的《寂靜之城》具有很多類似的主題——在《寂靜之城》里，口頭和書面的交流受限於不斷縮小的「安全辭彙」列表。與《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相比，《寂靜之城》關注的是「信息失落」的過程，而不是「遺忘模式」形成後的作用。即使是劉慈欣的「硬」科幻——因其以宇宙為單位進行詳細的科學解釋而聞名，區別於韓松等作家致力於社會批判的「軟」科幻——也可以按照「遺忘模式」來理解。在《三體》三部曲中，世代飛船的居民遇到了四維空間帶。這時，人類受限於對三維世界的理解，就像威爾斯筆下安第斯山谷里受限於失明的居民一樣。當人類第一次遇到似乎顛覆了他們的觀察能力的陌生四維空間時，他們錯誤地以為發瘋是唯一可能的解釋。只有經過多年研究，人類才得以理解以前的四維空間居民留下的遺物所傳達的信息；而在此刻，要阻止將太陽系轉變為二維空間、毀滅所有生命的攻擊為時已晚。這些例子說明上述修辭方式在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普遍性。
把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遺忘模式」的例子簡單解讀成對政府審查制度的批判是很吸引人的。儘管《以太》的故事背景設定在美國，但精神病醫生提到的「和諧的文化氛圍」可能指的是「和諧社會」之類的政策。實際上，早已有西方人借鑒科幻小說的「遺忘模式」來分析共產主義社會：比如美國教育學家喬治?康茨（George Counts）就提到他的一個朋友把《盲人國》說成是「有史以來描寫蘇聯的最好作品」。但劉宇昆反對將中國科幻小說作如此解讀：「因為我們總是相信當代中國是一個反烏托邦（dystopia），同時也是和美國競爭統治權的對手，我們傾向於把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全部解讀成反烏托邦作品，認為其中的矛盾衝突集中在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我比較同意僅僅把《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理解成當代中國社會的隱喻太過簡單化了。這樣的解讀忽視了故事中與西方科幻小說以及早先由魯迅創作的中國文學作品之間的關聯。
結論
我在分析《乘客與創造者》和《以太》時，對這兩部作品的定位是：它們既和早先（自威爾斯以來）相同類型的西方科幻小說有關，也和魯迅的經典作品有關。我並沒有把科幻小說和批判現實主義看成截然對立的兩面，而是展現了魯迅對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奠基意義，就像他對中國文學的「主流」所起的作用一樣。我論證了中國當代科幻小說怎樣和中國現代文學保持連貫性，同時又融入科幻小說這一文類的「國際性」。我認為這種文類混雜性是決定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特徵的重要因素，或許還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科幻小說同時在國內和國外人氣日增的原因。
P.S：因篇幅原因，略去出處及引用等注釋
責任編輯：卡戎 鎣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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