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哲學家薩納爾的聲音

在奧大街126號雅斯貝爾斯故居門前的薩納爾，這個地方他太熟悉了

一

去年年底，德國朋友法伊特（Veit）寫來郵件，告訴我瑞士哲學家薩納爾（Hans　Saner,　1934-2017）教授已於2017年12月26日與世長辭，隨信還附上了瑞士幾家報紙的紀念文章。在這之前，跟杜塞爾多夫海涅大學前校長臘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商議2018年秋季「軸心時代與中國」國際研討會的有關細節時，我還在考慮是否要邀請薩納爾教授，真沒有想到他走得如此之急。這位83歲的歷史見證者的離去，帶走了一個時代。

由於組織編譯「雅斯貝爾斯著作集」，近年來我曾兩次去巴塞爾拜訪薩納爾教授，期間也通過很多封郵件。第一次拜訪是2012年5月初，我去薩納爾家中拜訪他。第二次是2014年6月底，我受邀在巴塞爾大學做報告，順道拜訪了薩納爾。那一次，我做了有關 利 瑪 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坤輿萬國全圖》的演講，薩納爾全程聽完報告，並在結束後就相關話題和我進行了交流。

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去巴塞爾拜訪薩納爾時，是法伊特開車把我從德國的羅拉赫送到了薩納爾位於巴塞爾的家門口。在巴塞爾大學附近的萬德大街10號（Wanderstr.　10）的一處老建筑前，我按響了教授家的門鈴。因為之前見過很多他的照片，所以當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這位華髮蒼顏的長者時，並沒有感到陌生。薩納爾似乎對我也沒有陌生感，他的思想跟年青人一樣敏銳。看得出來，他對我的到來是發自內心的喜悅。

我們談了很多有關雅斯貝爾斯思想、生活的細節。他給我看了家中收藏的一幅日本彌勒菩薩雕像照片和一幅老子騎牛出關圖照片，都是雅斯貝爾斯留給他的。屋子四壁放滿了書架，偶爾露出的牆上掛著一些鑲嵌在鏡框中的水粉畫或素描圖，大部分是雅斯貝爾斯或他父親的畫作。在談到雅斯貝爾斯小時候的畫作時，薩納爾指著兩幅「作品」解釋道：「5歲的時候還不知道透視法，但到了6歲以後，他便了解了這一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技法。」因為雅斯貝爾斯的法學家父親也畫畫，而這些畫作又常常只署上姓名的縮寫，所以有時候很難分辨這些畫作是出自雅斯貝爾斯還是他父親之手。

雅斯貝爾斯夫婦一輩子沒有孩子，薩納爾繼承了他們夫婦所有的財產，主要是12000冊藏書。那一次，薩納爾送了我一本雅斯貝爾斯親筆簽名的限量648本中編號為60號的毛邊本小冊子——《我們今天立於何處？》（Wo　stehen　wir　heute?　Olten　1961），我一直珍藏著。在書中，雅斯貝爾斯從德國乃至西方甚至人類的視角出發，展望了世界經濟、政治和精神的未來發展。「人類的福祉掌握在自己手中，並非有什麼不可避免的自然或歷史的進程」，雅斯貝爾斯在書中如是寫道。

薩納爾送我的雅斯貝爾斯的著作《我們今天立於何處？》，扉頁上是雅斯貝爾斯的親筆簽名

二

薩納爾帶我走到了奧大街126號（Austrasse　126）雅斯貝爾斯的故居前，上面鑲嵌著一個牌子——「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及其夫人蓋特魯德·雅斯貝爾斯-麥耶爾（1879-1974）從1948年至他們去世前的居所」。薩納爾向我介紹了這套房子的情況，包括雅斯貝爾斯夫婦在哪個房間用餐、雅斯貝爾斯在哪裡工作等等。他說，雅斯貝爾斯在巴塞爾的工資僅有1100瑞士法郎，因此他們夫婦的生活非常節儉。雅斯貝爾斯之所以從海德堡來到了巴塞爾，而不願意繼續留在德國，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他的夫人著想——納粹倒台之後，那些曾經做過希特勒幫凶、迫害過猶太人的教授們，依然冠冕堂皇地在大學裡任教，這是蓋特魯德所無法忍受的。

奧大街不遠處的橫街是「施巴倫城門路」（Spalentorweg），那裡有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兩處故居，尼采於1869-1875年以及1875-1876年分別在這兩處房子居住過。從奧大街到大學要經過一個公園——射擊牧場公園（Schützenmattpark），薩納爾說，雅斯貝爾斯夫婦幾十年前每天都在這裡散步，就坐在這張椅子上休息。雅斯貝爾斯常常會指著旁邊的一棵大樹說這是他自己，而那棵小樹是他的夫人。因為自小便患上了特別嚴重的支氣管擴張症，這個病伴隨了他一生，所以雅斯貝爾斯在外面散步時基本上是不說話的。

從羅馬時期開始就成為重要城池的巴塞爾，同樣擁有著悠久歷史和人文傳統：1460年，這裡建成了瑞士第一所大學，大學的很多地方迄今依然保留著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原貌。每次來到古樸寧靜的巴塞爾，我都感到與喧囂熱鬧的北京形成了鮮明對比。方形的石塊路把我帶回到了過去，似乎讓我看到了伊拉斯謨、伯努利、尼采、雅斯貝爾斯在這裡散步……

那天中午，我們來到附近的「射擊協會」（Schützenhaus）餐廳，在靠近大樹的遮陽傘下就餐，薩納爾經常在這裡用餐。「射擊協會」創建於1561-1564年，1845年改成了餐廳。那天吃的什麼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記憶猶新的是，薩納爾一邊品著一種略帶酸味、味道清新的淺黃色干白，一邊對德國的哲學傳統如數家珍娓娓道來。

他對瑞士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讓我感到不安的是人們對自由的恐懼！比如說，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就被聘為伯爾尼大學的教授，這一任命卻被當地右派的教授們阻止了。大部分瑞士人不懂得如何進行批評、抗爭，他們只會附和，一味地表示贊同。他們不懂得什麼是自由！當然有很多人認為，瑞士比很多國家要好得多，我的老師雅斯貝爾斯也持這樣的觀點，但我一直認為他這是出於禮貌，或者是跟之前納粹的行徑相比較，得出的結論。批評其他的國家，這不是我的任務，但在瑞士發生的一切我們要說出來，而不是隱瞞什麼。瑞士當然不是一個罪犯的國度，但我們也必須得承認，在銀行家中就存在著騙子！」薩納爾所說的自由，是哲學意義上的「自由」，這也是他作為瑞士人對自己的同胞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這也讓我想到了《聖經·箴言》中的一句話：Qui　parcit　virgae　odit　filium　suum,　qui　autem　diligit　illum,　instanter　erudit（不肯使用棍杖的人，實是恨自己的兒子；真愛兒子的人，必時加以懲罰。箴13.24）。

在回去的路上，薩納爾跟我說：「哲學應當不受權力的約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直呼籲人的自由，以此激起人們對政治的興趣，「我在文章中常常以挑釁的語氣提問，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對自由的關注！」正因為如此，日內瓦社會學家讓·齊格勒（Jean　Ziegler）將薩納爾稱作「督促瑞士的良心」（das　mahnende　Gewissen　der　Schweiz）。

2004年12月，在薩納爾70歲誕辰慶祝會上，當時的瑞士聯邦委員會委員莫里茨·洛伊恩貝爾格（Moritz　Leuenberger）在致辭中認為，作為哲學家的薩納爾討論的是「我們的問題，說的是我們能聽得懂的話語，他處處照顧到我們，向我們展示我們所不知道的各類問題的關聯性，為我們打開各種新方法之門，從而使我們知道我們將往何處去，並且知道在哪裡會有新發現。」薩納爾曾參與基督教警察協會有關暴力和暴力預防的討論，他從哲學角度討論足球規則，即攻擊性行為是先天的還是後天養成的等問題。薩納爾曾經說過：「每個人都能進行哲學思考。只不過大多數受過訓練的哲學家們更自負而已。」

三

我最早知道薩納爾，是上世紀80年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本科時，買了張繼武、倪梁康兩位先生翻譯的他的《雅斯貝爾斯》（三聯書店，1988年），當時將其名字翻譯成了「薩尼爾」。後來在德國留學的時候，這本書的德文版就成了我的手邊書。而薩納爾的名字，也緊密地跟雅斯貝爾斯結合在了一起。

在我2012年第一次拜訪薩納爾時，當時設在巴塞爾的雅斯貝爾斯基金會（Karl　Jaspers　Stiftung）宣布將在海德 堡 科 學 院（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主持下，出版50卷本的《雅斯貝爾斯全集》（Karl　Jaspers　Gesamtausgabe,　KJG），並為此專門成立了編委會。這項斥資5440萬歐元的項目，主要由海德堡大學的哲學系和心理社會醫學研究中心具體負責實施，彙集了德國、瑞士、奧地利的雅斯貝爾斯研究專家，除了充分利用馬爾巴赫德意志文獻檔案館（Deutscher　Literaturarchiv　Marbach）中所保存的文獻資料外，也參考了奧登堡雅斯貝爾斯協會的12000冊雅斯貝爾斯的私人藏書。全集項目將於2030年完成，也就是說需要用整整18年來整理、作注。

在談到我們將要編輯30多卷本的雅斯貝爾斯中文著作集時，薩納爾告訴我，他會在各方面予以協助，因為外文翻譯的版權都在他本人那裡。但是，他對中國出版社以往出版的雅斯貝爾斯的譯本情況很不滿意：「一是我們從來不知道哪些出版社出版了什麼？所以也無法對翻譯的質量進行判斷；二是他們從來沒有付過版稅。」我跟他解釋，現在情況不同了，我們一切都會按照正常的國際慣例來進行。在得知翻譯費用很低時，他表示，他可以通過基金會給中國的譯者予以支持。我2014年第二次去拜訪時，他還幫助我們協調了雅斯貝爾斯幾本書的版權，使之統一歸屬於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我兩次去巴塞爾拜訪薩納爾，都給他帶去了滇紅，他在給我的郵件中說他很喜歡這種茶的特殊香味。後來，我的博士生羅穎男去巴塞爾大學做交換生，我還特意囑他帶了一包滇紅給薩納爾。

四

薩納爾1934年12月3日出生於瑞士伯爾尼州一個虔誠的浸禮會家庭。深受加爾文神學思想影響的浸禮會，讓年幼的薩納爾「感到抑鬱、沮喪」，後來他成為聖雄甘地的崇拜者。上中學時，尼採的「重估一切價值」，也是促使薩納爾轉向哲學的最主要原因：「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有關神的思想會繼續存在下去。」他有過5年教師生涯，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有關「神之不存在」的問題卻一再縈繞心間，他反覆問自己，這些對現代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之後他進入洛桑大學學習羅曼語言文學，後來轉到巴塞爾大學學習日耳曼學、心理學和哲學，並於1967年完成了有關康德政治哲學的博士論文。

早在大學第4個學期時，他就曾申請擔任日耳曼學家瓦爾特·穆施格（WalterMuschg,1898-1965，錢鍾書在《詩可以怨》中稱之為「墨希格」）和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助手。他不僅成了雅斯貝爾斯的學術助手，更成為哲學家的對話者、可信賴的人。雅斯貝爾斯去世後，遺稿都由薩納爾整理出版。我第一次去探訪薩納爾時，他的工作室里堆積了一些雜物，都是雅斯貝爾斯的遺物。其中，有一尊馬克斯·韋伯的頭像，非常傳神。「這是哲學家李凱爾特的大兒子阿諾爾德的作品，他是藝術家。您要知道，作為新康德主義重要的哲學家，李凱爾特在海德堡曾經激烈地反對過雅斯貝爾斯！」

雅斯貝爾斯留下來的韋伯像，這是哲學家李凱爾特的大兒子阿諾爾德的作品。

薩納爾告訴我，巴塞爾市政府不願意接受雅斯貝爾斯的遺物，於是他決定將全部書籍捐贈給雅斯貝爾斯的出生城市奧登堡。「韋伯是一位對雅斯貝爾斯影響至深的哲學家，過些日子，這尊頭像也會運到德國去了」，薩納爾似乎是在跟韋伯告別！2014年6月，我終於有機會在位於奧登堡多本區（Dobbenviertel）的雅斯貝爾斯藏書圖書館中待了一周，我翻閱了哲學家的12000冊藏書，特別是那些有題詞的版本。

上世紀70年代末，薩納爾重回大學執教。但伯爾尼大學對他的任命，由於右翼教授們的反對而告失敗，儘管伯爾尼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對此提出了抗議且因此罷課。之後，薩納爾被聘為巴塞爾音樂學院的講師，一直到2008年他都在該院講授文化哲學。

薩納爾所從事的並非學院派哲學的研究，他會對當下很多政治和社會問題發表看法，如老年自殺、墮胎、多元文化性、金融危機等。因此，薩納爾的讀者和聽眾通常是普通的老百姓，這也是他為什麼常說「每個人都能進行哲學思考」的原因。

退休之後，薩納爾成了自由職業的出版人，依然編輯雅斯貝爾斯的一些讀本，孜孜不倦、樂此不疲。而作為文化哲學家的薩納爾，自己的著作大約有15部，被翻譯成11種不同的文字，可見，他本人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哲學家。

五

我曾問他如何成為了雅斯貝爾斯的私人助理？「完全是巧合！先是成為他的學生，之後是他的助手。」薩納爾笑著說，「我從洛桑大學轉到了巴塞爾大學之後，一開始感到很困惑。有一次是雅斯貝爾斯的輔導時間，我去找他，表示希望跟他學習哲學。他卻對我說：『您知道，在大學裡一開始不應當學習哲學！』」雅斯貝爾斯認為，應當從切實的學術專業開始，「因為我之前已經當過老師了，所以儘管雅斯貝爾斯這樣說，他還是收了我這個學生」。從1962到1969年，薩納爾真正成為雅斯貝爾斯的私人助理，他們的關係非常密切。「給雅斯貝爾斯做助理，實際上並沒有太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跟他談話，每天都要。他要公開討論的話題，之前都會跟我談。我很少能糾正他的看法，因為一般來說，他知道的要比我多得多，所做的分析也更加鞭辟入裡！讓我感到最不尋常的是他作為人、作為思想家的高尚純潔的情操。他將哲學的道德與公眾的道德結合在一起，這是需要勇氣的。他常常在公開的場合批評一些重要的人物，有時甚至毫不留情，這些也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問薩納爾，他這些年來受益於雅斯貝爾斯最多的是哪些方面？「在跟他的交談中，我學會了陳述和聆聽！」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道。

「雅斯貝爾斯認為，哲學與每個個體存在的具體境遇有關！」薩納爾在評價這位20世紀偉大的哲學家時說道：「他擁有無比的自信！」他告訴我，雅斯貝爾斯不論談論什麼，都是脫稿侃侃而談，即便很難的題目也不例外。他特別直率，所有問題都不拐彎抹角。

2014年第二次去拜訪薩納爾時，我給他帶去了兩本已經出版的《海德格爾與雅斯貝爾斯往複書簡（1920-1963年）》（以下簡稱 《往複書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中文版，我們的話題自然離不開這兩位大哲學家之間的交往。「與海德格爾不同，對於雅斯貝爾斯來講，德國歷史上的這一瘋狂的時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兩人曾經有過關係非常緊密的一段時間，但戰後他們再沒有相互走近，他們不再能夠忍受相互之間的差異。如果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轉向』（Umkehr）存在的話，亦即海德格爾認識到自己曾經的錯誤，並且在內心中與極權思想真正保持距離，那麼他還是可以信賴的。」

薩納爾對海德格爾在納粹時期的所作所為痛心疾首：「像他那樣具有高度理解力的人，竟然犯下這樣的錯誤，真的讓我非常吃驚！」薩納爾也跟我談到他曾經拜訪海德格爾的情景：「我有一次整個下午都在海德格爾那裡，我們談了大概三個小時，至今有很多細節我還記得。最終他很氣憤地對我說，為什麼人們總是揪住他以往的政治觀點不放！他認為他受到了迫害，並且確信自己生活在真理之中。」說到這裡，薩納爾不禁聳了聳肩，攤開了雙手，他覺得這樣的表述非常可笑。

前些天我在瑞士廣播電視（Schweizer　Radio　und　Fernsehen,　SRF）網站的廣播節目中，找到了2014年12月3日薩納爾80歲生日時對他的採訪。我又聽到了他那帶有濃厚瑞士口音的德語——他的嗓音有些沙啞，卻讓人感到了他的堅定和不退讓——他既有孩子般的天真，又有哲人的智慧。薩納爾曾經對我說過，作為德國北部弗里斯蘭人（Friese）的雅斯貝爾斯在巴塞爾大學講課時，有時會冒出個別低地方言（Plattdeutsch），瑞士的學生很難聽明白，需要他一再解釋。為此，雅斯貝爾斯不無自嘲地將自己說成是一塊「德國北方的冰坨（norddeutscher　Einsklotz）」——跟熱情奔放的南方人相比，他對很多的事情更多地持有一種淡然處之的態度。

多年前我因為翻譯《往複書簡》的需要，曾分别致信德文版的兩位編者瓦爾特·比默爾和薩納爾，他們分別是海德格爾的弟子和雅斯貝爾斯的私人助理。比默爾給我寄來了十幾頁有關兩位前輩哲學家的交往的文章，之後薩納爾對我說，「那我也寫一篇比較長的前言吧」。結果他們兩人的序，加上我的導言共100頁，佔了全書1/4的篇幅。

六

1949年11月，當時已定居紐約的漢娜·阿倫特受「歐洲重建猶太人文化委員會」的委託來到歐洲，整理被納粹掠去的猶太文化寶藏的殘餘物並列出清單。藉此機會，她重新與雅斯貝爾斯，她曾經的博士導師，建立了聯繫。她1960年代去過幾次巴塞爾，在與雅斯貝爾斯交談時，薩納爾常常也在場：「一般的時候我都在，但有的時候我想雅斯貝爾斯希望跟阿倫特單獨談一下，所以也就主動離開了。」薩納爾也談到他所接觸到的漢娜·阿倫特：「她是一個感情衝動的人，他們討論任何的問題都興緻勃勃，讓人感到心潮澎湃。一般來講，雅斯貝爾斯是一個特別安靜的人，但阿倫特的到來真的讓他特別興奮，感觸甚深！」

1952年阿倫特（右一）來瑞士時在聖·莫里茨與雅斯貝爾斯夫婦（右二及左一）及友人合影

薩納爾說，阿倫特每次來巴塞爾，都會停留幾天，會到雅斯貝爾斯家中待上1-2個小時，「他們討論的大都是嚴肅的哲學問題，一直談到兩人都筋疲力盡，特別是雅斯貝爾斯，由於身體的原因，我很少見到他跟誰這麼投入地暢談！從思想到體力都不容易」。我記得當時薩納爾說的最後一句話是「Man　schenkte　sich　nichts（沒有什麼是白給的）。」「儘管雅斯貝爾斯是阿倫特的博士導師，但他對阿倫特還是相當尊重的。」

1924年冬季學期，阿倫特在馬堡大學遇到了海德格爾，當時她年僅18歲，而35歲的海德格爾儘管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但同樣處於風采動人和才華橫溢的年紀，他當時正在醞釀《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的寫作。阿倫特的美貌和睿智，海德格爾的深邃和厚重，使他們成為兩相愉悅的情人。當他們都認識到這場愛情最終不會有任何結果時，海德格爾將阿倫特推薦給了海德堡的雅斯貝爾斯。在雅斯貝爾斯的指導下，阿倫特完成了題為《論奧古斯丁愛的觀念》的博士論文，並於1928年底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說實在的，從1926年秋天第一次見到阿倫特，雅斯貝爾斯就對這位年輕的猶太學生格外賞識！他們之間既是師生，也是朋友，並且持續了一生。後來阿倫特與雅斯貝爾斯的通信可以看作是哲學對話現實性的絕好的例子」，薩納爾補充道。

七

受雅斯貝爾斯影響，薩納爾的一生都與哲學密不可分。由於雅斯貝爾斯有著太大的光環，薩納爾常常被認為僅僅是雅斯貝爾斯專家，其實，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雅斯貝爾斯培養出來的哲學家。薩納爾出版了十幾本著作，在學問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他對人生的關懷和徹悟，使他的哲學成為從人生的實踐到哲學的反思和理論的總結。

他在80歲生日接受採訪時曾表示，他從哲學中所學到的是，「思考，是一種要求具有勇氣的思考！我們必須思考出乎意料的東西，而不是已經重複了一百遍的內容。所思的內容並不一定要公之於眾，並且思考並非一種知識，而是一種嘗試。思維的進程是沒有終結的，對於所思的內容要不斷提問，沒有最終的真理！所有所謂具有唯一性（Ausschlieβlichkeit）的東西，我認為都是錯誤的。」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薩納爾一生都在不斷思考。哲學本身在任何時候都不是一個完結的過程！

2009年12月3日,薩納爾75歲生日，他在接受瑞士廣播電視台的採訪時，談到了自己的生活準則：「我給自己設定一個不確定的空白的空間，我要在其中生活，完全不知道這一年要發生什麼。事實是，大部分人在面對這樣的人生時都會恐懼，這點我不理解。如果說我也有恐懼的話，那一定是對那種確定了基本特徵的人生。」哲學家希望自己創造人生，而不是國家或社會予以提前安排。以前我在學拉丁文時，學到「horror　vacui」，這種對於空白的恐懼，可能是大部分現代人的真正問題所在。這不僅僅涉及哲學的，同樣也涉及社會的問題。

作為人，誰都沒有免於死亡的特權。薩納爾從來不懼怕死亡，並且公開談論之。「唯一在我的人生中可以確認的事情，是死亡！」在80歲生日的採訪中，他認為「有一種超越死亡的忠貞不渝，這並非來自死人，而是來自活著的人。這是要認真對待的，這是唯一合法的安慰！」當時已經患病的薩納爾認為，死亡未必不是一種解脫，如果必要的話，當然也可以考慮自殺。薩納爾回憶雅斯貝爾斯夫婦老年時受病痛折磨時的一段對話，雅斯貝爾斯對妻子說：「親愛的，那我們自殺吧？」妻子沉默了一會兒，回答說：「那太忘恩負義了吧！」薩納爾解釋道：她的意思是說，最終一切都會得到解決的。自始至終，她沒有提到神。

在薩納爾的訃告中，其家人引用了他80歲生日時重新出版的箴言集《靜寂的無序》（Die　Anarchie　der　Stille.　19901/20142）中的一句話：「不知道目標——有時不看牌子就能找到路標——冒險——從 未 到達——沒有找到終結——只是不斷被終止。這是我們前行的方式。」人到了遲暮之年，特別是作為哲學家，對人生、對世界觀、對信仰、對自然……有著自己的獨特認識。這些雋永精緻的箴言常常讓人有醍醐灌頂的感覺。中國人認為，七十三和八十四是人生的兩道坎，是壽命的關口，可惜，薩納爾剛過完83歲生日沒多久，就駕鶴西去了。梁木其壞，哲人其萎！

在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影響下，薩納爾一生都在思考現代人的道德良知問題，他的哲學涉及自由、正義、暴力、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問題。在薩納爾那裡，哲學並非學者的作秀，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人生的一部分。正是有了這樣的哲學訓練，才有他面對死亡時智者的從容。在得知薩納爾去世的消息時，我並沒有特別悲傷，只是為他沒有來過中國感到可惜。多年來對死亡的思考，使他可以從容地與這個世界告別。記得，他有一次在接受採訪時說道：死亡的時候還有什麼放不下呢？C『est　la　vie.（這就是人生！）

（作者系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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