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醫療經濟學者親歷癌症：日本醫療有數據體現不了的優越性

最近，日本媒體刊載了兩篇連載文章，作者是一位國際醫療經濟學者，獲得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日本人。他在確診為大腸癌在日本醫院接受治療後，向媒體投稿：

2014年秋天，我在東京四谷的一家專科醫院接受了精密體檢。很快他們就十分著急地把我叫過去，告訴我：「發現了大腸腫瘤，請您馬上去消化科找專科醫生治療。」

在做精密體檢的半年前左右，我總是很容易感到疲憊，而且便中帶血。自己也有種不好的預感，而為了打消這種不安感，我和周圍的朋友說，「我好像患了痔瘡啊。」

檢查結果顯示，大腸癌已經到了3B的階段。我此前做的分析數據顯示，如果大腸癌的階段是2，那麼5年生存率是85%，3A的5年生存率是75%，3B的5年生存率就降到了60%以下。

於是，我心想完了，這要是在感受到身體異常的半年前立馬就做了體檢不就好了嗎。我明明是一位醫療經濟學者，通過論文告訴人們預防和體檢的重要性，自己卻沒有把這話聽進耳朵里。

作為醫療經濟學者，我對比分析了日本和美國的手術治療成績和費用。美國的醫療費用根據醫院不同，跨度比較大；日本則是根據醫院不同，醫療水平差距比較大——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所以，考慮在哪裡接受治療是最為重要的。

由於我加入的是美國的醫療保險和退休金，所以要是在日本治療，我就不能享受保險，得全額自付。

一直和我共同做研究的美國知名醫院院長勸我在美國治療，但反覆思考之後，我還是決定了回日本治療。因為我一直在美國研究日本的治療成績，而且又在日本做精密體檢時發現了癌症。

所以我有強烈的感覺——這就是命運指出的方向，讓我在日本做手術吧。

我最後選擇在癌研有明醫院做大腸癌手術。因為2004年創建諮詢公司時曾經和這家醫院請教過手術室的運營方法。我曾用基準化分析法對比過好幾家醫院的診療數據以分析歐美醫院的現狀，現在我也用這個方法來分析日本的醫院。

比如說大腸癌手術治療，將各醫院開腹手術和腹腔鏡手術的比例差異用圖表做可視化處理，便知道了各醫院在癌症治療方面的水準差異。

最為感慨的還是「住院天數」上的差別。在美國做大腸癌腹腔鏡手術，術後5天患者必須出院，5天後不能算「醫療」，只能算「療養」。而分析日本的數據可以看到，日本術後10天出院的情況比較多。

我曾經指出，日本醫院醫療費用高漲以及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就是醫療費的支付制度，並認為日本應當將患者的住院天數進行「一刀切」處理。但是，當我也成為患者之後，就再也不能堅持這個主張了。

因為在我住院的第5天，我的體力還處於只能往返病床和廁所之間，出院絕對是不可能的。這時，我也就突然理解了「患者友好型醫療」的概念到底是什麼——這真是只有成了患者之後才有的切身體會。

醫生和護士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精神也讓我十分感動，哪怕有的工作和態度和工資完全不掛鉤，也仍舊對患者盡心儘力，這些都是我過去一直研究分析的「數據」所體現不了的。

這就是我作為患了大腸癌的醫療經濟學者的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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