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囑印「大字本」古籍的情況
「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澤東的要求校點注釋的古代歷史文獻，共86篇，包括史傳、政論、賦、詩詞、散曲等體裁。前後有三種版本形式，字體都比較大，從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發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後成為特製的三十六磅長宋字體（正文、注文同）。這批「大字本」當時印製的數量極少，多時不過二十幾份，一般只有五至七份。當年，王守稼、吳乾兌、許道勛、董進泉和本文作者參加了「大字本」的注釋，參加註釋工作的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中文系的幾位專家。這批「大字本」已於1993年5月以《毛澤東晚年過眼詩文錄》為書名，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
這些文獻，都是毛澤東根據他當時關心和考慮的問題專門布置校點注釋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寫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澤東讀書和思考問題的重要史料。雖然這些文獻是人人都能查閱到的公開材料，但當它們和一位偉大人物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活動相聯繫時，其所包含的內容和意義，就超出了它們的本來價值和原有意義，而具有了重要的文獻價值。
前後近四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時期和內容劃分，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為歷史傳記借鑒期。
這期間共選注了《晉書》、《舊唐書》、《三國志》、《史記》、《舊五代史》（按選注時間順序排列）等史書的23篇傳記（1974年11月還布置注釋過《後漢書》中的《李固傳》和《黃瓊傳》，不在此階段）。另有屈原的《天問》、柳宗元的《天對》兩篇古典哲學文獻。
熟讀中國古籍，通曉中國歷史，一直是毛澤東進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1972年10月1日，他布置注釋《晉書》中的謝安、謝玄、桓伊、劉牢之傳。這四個歷史人物均與公元383年東晉與前秦的淝水之戰有關。淝水之戰是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東晉的勝利是和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群臣輯睦，內外同心」分不開的。當時執掌朝政的司徒謝安、廣陵相謝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將領劉牢之等人，由於文武融洽、內部團結，雖然軍事上處於劣勢，卻能打敗南侵的苻堅大軍。
1972年12月8日,毛澤東布置了《舊唐書·傅奕傳》的注釋，又在12月31日布置了屈原的《天問》和柳宗元的《天對》的注釋。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天問》是戰國時期楚國大詩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後「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王逸注語）時，提出的有關宇宙、自然、歷史的一系列問題的一篇奇文。唐代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柳宗元對《天問》作了歷史上唯一的回答，寫出了《天對》這篇宏文。
幾乎是同時，1972年12月31日，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好好讀點書，不要只武不文。注釋《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即本此意。呂蒙本是武將，因善於讀書而有成：「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1973年7月布置的《晉書·劉元海載記》所說「隨（何）、陸（賈）無武，絳（周勃）、灌（嬰）無文」和《史記》中的陸賈、灌嬰、黥布（傳中提到隨何）、周勃等人的傳記，都是出於這個目的而標註的。以後毛澤東在接見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時曾引用了「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這句話，而且說要把「鄙」字改成「恨」字。他希望能造就出一批文武兼備的人才來。
1972年12月31日，毛澤東布置印製《史記·項羽本紀》。1973年2月7日布置印製《三國志·魏書·張遼傳》、和《舊唐書·李愬傳》。李愬的例子說明問題。在平定淮西軍閥吳元濟的戰鬥中，李愬克服重重阻力，爭取了吳元濟的大將吳秀琳和李祐；破蔡州城後，「愬不戮一人」，復吳元濟部下職務「使之不疑」，攻克了長期不能解決的老大難問題。
1974年11月20日，毛澤東寫信給江青，信中說：「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過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毛澤東寫信的當天，就布置了「大字本」《後漢書·李固傳》和《後漢書·黃瓊傳》的注釋任務。《黃瓊傳》中的「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就是毛澤東借用告誡江青等人的。
（二）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為「法家著作」注釋期。
這期間共選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26篇，包括《商君書》、《韓非子》、《荀子》和晁錯、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李贄、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同日就布置了《封建論》的注釋任務。以後（從1973年8月至9月底）相繼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獻記》、《秦政記》，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秦始皇》，韓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詠荊軻》，都是為了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
從1974年3月開始，到7月為止，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布置點校注釋了包括東漢思想家王充所著《論衡》中的《問孔》和《刺孟》；《韓非子》中的《說難》（1974年4月4日布置）、《孤憤》（1974年4月布置）、《忠孝》和《說疑》，此外，還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以及柳宗元的《天說》（1974年7月布置）和劉禹錫的《天論》（時間同前）。1974年7月，毛澤東還布置印製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提倡「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
面對當時來自北方的蘇聯的軍事威脅，毛澤東還重視歷史經驗的啟示，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漢政治家晁錯的兩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實塞下疏》和《上書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說為了抗擊匈奴入侵，必須移民實邊，屯戍邊塞，「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確保「制邊縣備敵」。這樣，既可節省國家開支，又能增強邊防能力。後文主旨是總結漢興以來同匈奴作戰的歷史經驗，具體分析了漢朝與匈奴雙方軍隊的長處與短處，認為漢朝軍隊在數量上超過匈奴，只要發揮自己長處，就有可能打敗侵略者。
（三）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6月14日為辭賦詩詞閱讀期。
這期間共校點注釋了包括庾信、謝庄、謝惠連、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陸遊、張孝祥、陳亮、辛棄疾、張元干、蔣捷、薩都剌、洪皓、湯顯祖等人的辭賦、詩詞、散曲共35篇。
從1971年春天起，毛澤東的健康狀況明顯下降。1974年春，毛澤東又患了老年性白內障，1975年7月23日動了手術。1974年7月，毛澤東到長沙養病，前後達10個月之久，1975年5月才回京。1974年5月10日，毛澤東布置注釋的「大字本」庾信的《枯樹賦》、謝庄的《月賦》、謝惠連的《雪賦》、江淹的《別賦》、《恨賦》，集中地反映了他晚年的感情和心態。
《枯樹賦》的寓意十分明顯，毛澤東聯想到飽經風吹雨打、水火摧殘、蟲蛀鳥啄的老樹「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的慘狀，從心底里發出「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喟嘆。《月賦》寄寓的是「悄焉疚懷，不怡中夜」的凄情，可以想像毛澤東長夜不寐、百感交集的情景。毛澤東愛雪，不論是在陝北抒發「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壯懷，還是在中南海不忍踩碎瓊玉的清賞，都反映了他對冬日皚皚白雪的熱愛與讚美。閱讀《雪賦》也是一種寄託，但它是在「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時，「梁主不悅」的感傷型的寄託。《別賦》中的「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則抒發了「摹暫別之狀，寫永訣之情」的哀傷；《恨賦》中的「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則是另一種傾訴。
毛澤東一生喜愛梅花，寫的詩詞多次以梅花為題旨。晚年由於健康原因，詩興衰退了，然而傲霜鬥雪、高潔芬芳的梅花，仍寄託了他的理想人格和高尚情操。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蔣捷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澤東尋求精神寄託的產物。
烈士暮年，志在千里。毛澤東選讀了湯顯祖的《邯鄲記》中的「度世」（1975年3月21日）。王安石有一闋《桂枝香》（1975年4月4日布置印製），表達的意思與此相同：「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他借張孝祥的《六州歌頭》抒發情懷：「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豪放派詞人辛棄疾的作品，成為撫慰毛澤東壯志未酬的作品：「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賀新郎》）「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摸魚兒》）「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水龍吟》）「今老矣！搔白首，過揚州。」（《水調歌頭》）「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永遇樂》）他雖在養病，還是關心國事：「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漢宮春》）但畢竟歲月不饒人：「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破陣子》）（以上七首詞均為1975年4月4日布置）。經歷了無數坎坷滄桑的老人好回憶過去：「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蔣捷《虞美人》，1975年4月11日布置）
「大字本」第三階段最後的兩篇，一篇是吳潛的《滿江紅》，還有一篇是吳錫麒的散曲《梧桐樹》（一舸），時間是1975年6月4日。同上述兩篇同時布置注釋的，還有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可能是因為內容太消沉，後來又刪去了。
以後，「大字本」不再注釋。前後近四年的「大字本」古籍注釋工作至此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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