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松陰亞洲侵略思想的形成：亞洲或成為日本對抗西方的第一線？

吉田家是山鹿流兵學世家，山鹿流兵學是山鹿素行（1622—1685）所開創的近世（17世紀初至19世紀中葉）日本兵學的代表性流派。吉田松陰自幼接受以家學為中心的兵學訓練。嘉永元年（1848）正月，出任長州藩兵學師範（教官）。近世日本武士階層受到來自中國儒學的巨大影響，吉田松陰也不例外。但其所理解的「兵道」極端重視武力，嚴重影響了其對儒學的真正接受。身為武士而以兵學為業，這是松陰日後形成亞洲侵略思想的前提。

吉田松陰

在幕末日本，松陰較早對來自西方的威脅開始有所了解，這一點也與其以兵學為家學密切相關。他曾在給其兵學業師山田亦介的信中，回憶在弘化二年（1845）聽山田議論天下形勢時的感受：「十四年前（1845年——引用者注，後文同此），仆年甫十六，謁先生含章齋。先生一見，招仆謂曰：『近時歐夷日盛，侵蝕東洋。印度先蒙其毒，而滿清繼受其辱。余焰未熄，朵頤琉球，突來崎嶴（長崎）。天下人士，方痛心疾首，以防禦為急務。殊不知夷之東侵，必有其傑物，傑物之所在，其國必強，國強無敵，將振長策建雄略，使人備己之不遑，何區區防禦云爾哉？……』當時，仆不自推度，慨然自任，謂：時宗、秀吉者誠不易及，然義律、伯麥（鴉片戰爭時英國艦隊司令官）、馬里遜（即馬禮遜，英國傳教士，英華書院的創立者）者，陋夷之小材也，何足與校哉。」山田亦介反對單純的防禦，主張發展軍事實力，「使人備己」。松陰對此印象極為深刻。他日後提倡通過侵略亞洲對抗西方，正處于山田亦介主張的延長線上。但當時松陰對東西方軍事實力的本質性差距尚未真正理解，他只是把日本歷史上抵抗元朝侵略的北條時宗和妄圖征服明朝而入侵朝鮮的豐臣秀吉都視為偶像，出於年輕武士的好勝心，「慨然自任」。

豐臣秀吉

基於上述理念，在遭遇西方的衝擊時，松陰一方面國防危機意識高漲，另一方面也為看到了實現其「兵道」理想的機會而興奮不已。但是，武士身份特權意識所導致的愚民觀念，使松陰無法認識到將要到來的國防危機其實是一個全民性的問題，無法真正理解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根本任務。正是因為不肯真正動員民眾建設基於民主參與的近代民族國家，松陰及其門下日後才會選擇通過對外侵略製造緊張氣氛，煽動國民好戰情緒。近代日本所最終確立的對內保守專制、對外侵略擴張的近代化之路，在青年松陰的思想中已經略顯端倪。但是，其亞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形成，還要等到美國總統使節佩里於1853年率領艦隊，強求日本打開國門，並於1854年逼迫幕府簽訂《日美和親條約》。松陰雖然對此深感屈辱憤怒，卻亦頗為理智地隨即放棄了直接攘夷的設想，並以此為契機，迅速形成亞洲侵略思想。

黑船事件

（ 季我努學社會員 唐利國：《論吉田松陰的近代亞洲侵略思想》 本文刊載於《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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