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無意發生」，還是「蓄意挑釁」？「長崎事件」究竟因何而起？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富國強兵」戰略指導下，持續增加軍事投入，明治初年將國家收入的1/4用於「強兵」。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後在清政府支付了50萬兩白銀之後，日本方才撤兵。甚囂塵上的「征韓論」雖然一時處於劣勢，但是日本從未放鬆過對朝鮮半島的關注與爭奪。日本在明治維新海外雄飛急進的過程中，效仿西方模式構建東亞秩序的努力一直進行著。1876年，日本迫使清政府同意承認朝鮮乃「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努力建構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新秩序，日本成為亞洲的新的主導國家。

19世紀中葉以後，俄國通過各種條約奪取了清朝的大片領土，然而依然在覬覦朝鮮半島勢力的擴展，英國為防止俄國獨佔東亞朝鮮半島的局面，1885年4月出兵佔領了位於朝鮮半島南端濟州海峽的巨文島。圍繞朝鮮半島引發的爭端，隨時可能擴展成一場區域性戰爭。然而此時中日之間《天津條約》的簽訂，暫緩了戰爭的爆發。

中日《天津條約》

在《天津條約》簽訂前的3月16日，日本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一文，對日本影響甚大、甚遠、甚深。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一文中明確闡釋「當今之謀，不可再有等待鄰國文明共同興亞之猶豫，不如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對支那朝鮮之方法……按西洋人對待之法處理。」按此邏輯擺脫「惡鄰」的最好辦法就是按「西洋人對待之做法處理」，意即戰爭是實現這一方式的最佳途徑，遵循弱肉強食的西方準則對待日本東方的近鄰——中國與朝鮮。

福澤諭吉

李鴻章利用簽訂《天津條約》之際，對朝鮮採取了主動積極的措施，將朝鮮海關事務委任給美國人墨賢理(H·T·Merill)，並且任命在處理「甲申政變」一事上表現果斷的袁世凱取代陳樹棠為新駐朝通商委員，管理朝鮮事務。此時（1886年7月），中俄正就邊界問題舉行勘界會議，李鴻章派丁汝昌同琅威理率「定遠」「鎮遠」等6艘軍艦「自膠州回煙台裝煤，即……赴朝鮮釜山，……由元山駛巡永興，聊作聲勢」，31日船隻駛向海參崴，迎接勘界大臣吳大澂回國，「各船即往遊歷」然「鐵艦需上塢油修，矣由崴折赴日本之長崎，酌量進塢。」8月7日，丁汝昌帶「定遠」、「鎮遠」等4船因需補充燃料及修理駛往長崎，8月9日丁汝昌所率艦船到達日本長崎，不及一周便發生「長崎事件」。

袁世凱

（劉景瑜：《1886年長崎事件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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