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花旦》,無法被遮蔽的古巴華人歷史
1847年6月3日,從廈門出發的西班牙「奧肯德」號貨船載著206名中國勞工抵達古巴哈瓦那港,由此開啟了古巴華人的歷史。
171年後,導演、學者魏時煜帶著紀錄片《古巴花旦》來到上海國際電影節,將不為人知的古巴華人歷史呈現在觀眾面前。影片通過兩位古巴婆婆平凡而又波瀾壯闊的人生,連綴起古巴華人社區及粵劇文化的流傳脈絡,令觀眾投入情感,對華人的文化流傳與家國感情進行更深沉的思考。
早年漂洋過海遠赴古巴的「契約華工」,主要來自福建和廣東,合同到期後,許多人留了下來,在古巴建起多個華人社區。到1874年,古巴華人人口達14萬,占當時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華僑數量居美洲各國之首。據稱,目前古巴仍有十萬人擁有華人血統。
2011年,在香港城市大學執教的魏時煜與得到贊助來到香港的何秋蘭、黃美玉相識,通過探訪她們的故事進入古巴華人歷史,2018年1月,記錄兩位古巴婆婆粵劇情緣和跌宕命運的《古巴花旦》製作完成。2018年6月19日,導演魏時煜攜《古巴花旦》參加上海電影節展映,並於次日接受了第一財經專訪。
哈瓦那粵劇姐妹花
何秋蘭原本有機會在2015年的上海電影節現身銀幕。那一年,魏時煜帶來的紀錄片《金門銀光夢》備受好評,影片女主角、「好萊塢唯一華人女導演」伍錦霞是粵劇迷。伍錦霞與何秋蘭,美籍華人與古巴籍華人,粵劇成為串聯線索,魏時煜曾計劃將秋蘭的故事也放入《金門銀光夢》。但隨著素材搜集取得進展,秋蘭的故事獨立成為《古巴花旦》,今年終於抵達上海。
與伍錦霞一樣,魏時煜並非電影專業出身。伍錦霞痴迷電影,看得多了就敢拍,牢牢抓住機會,二十齣頭成了名導演;魏時煜則在上世紀90年代初赴加拿大留學後,開始藉由電影研究進入華人移民和女性研究領域,拿起攝像機做紀錄片,是為了提示更多人關注被遮蔽的歷史。「我不會覺得海外華人的歷史很小,雖然涉及的人數比較少,但跨洋文化將東西方連接起來,所以我沒有覺得自己在做很邊緣的群體。」魏時煜對第一財經說。
何秋蘭與黃美玉是小學同學,成長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哈瓦那。秋蘭並無華人血統,養父方標在秋蘭8歲時將她帶到自己的國光劇團學習粵劇。美玉的父親是一位技藝高超的華人裁縫,她學過功夫和舞獅,學戲時出演小生,與秋蘭成為舞台姐妹花。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哈瓦那華埠有上海、金鷹兩家戲院,還有四家粵劇團,廣東地區與北美各地的粵劇名家亦紛至沓來。秋蘭記憶中最後一位來古巴的名伶是小非非,她還參加了秋蘭的婚禮。
1959年古巴革命之後,粵劇團隨著古巴各華埠一起煙消雲散,舞台上風華絕代的花旦秋蘭結束了自己的粵劇明星生涯,成為餐廳收銀員。她在店裡曾遇到卡斯特羅,緊張得要命。美玉則繼續學業,後來進入外交領域工作。30年後,退休的美玉回到哈瓦那凋敝的唐人街,與秋蘭重逢,重新吟唱起粵劇,並踏上還鄉之路。放映現場,當銀幕上的兩位古巴婆婆登上佛山祖廟的戲台,唱起悠揚婉轉的歌,華人的文化傳承以本真而浪漫的方式令人動容。
紀錄片的視聽感受
2011年,《古巴花旦》的監製羅卡與何秋蘭、黃美玉一起返鄉尋根,隨後寫下《青春作伴好還鄉》一文感悟兩位古巴婆婆的思鄉之情。這篇文章奠定了影片的情感基調。
影片開篇,在澳大利亞作曲家羅伯特?艾利斯-格格爾融合了拉丁與粵劇風格的音樂中,秋蘭和美玉分別以俏麗、俊朗的舞台造型亮相。對於一部紀錄片而言,如此精到的原創音樂有些出人意料。「電影是一種視聽語言,很多獨立紀錄片因為預算的問題很難有機會做原創音樂,但我認為聲音和畫面一樣重要,而且聲音對人的情緒有潛移默化的影響。」魏時煜說,她特別重視影片開場的第一支曲子。
片中,原創音樂配合白駒榮的南音、紅線女的名曲、兩位女主角的粵劇以及她們與名家的合作,加上數位粵劇名家訪談,音樂成為影片的一條重要線索。「音樂選用的樂器,包括鑼、簫、鼓和古箏,還有夏威夷吉他,很忠實於影片表現的文化本身。其中有一個古箏配合卡斯特羅的鏡頭,很有趣。」魏時煜團隊「90後」成員陳雨茗說。
魏時煜不避諱自己在片中的存在,秋蘭就在片尾說,她還要到中國來找Louisa(魏時煜的英文名)。而在《金門銀光夢》中,魏時煜通過旁白引領觀眾,「作為媒介把幾十年前的情景和現在觀眾的訴求聯繫起來」。
《古巴花旦》原本設想了兩條線索,一個是秋蘭和美玉的故事,一個是粵劇的海外傳播。但有觀眾覺得太散,「跟不上兩條線」。對於此次上映的版本,也有觀眾認為歷史和現實的部分結合得不夠好,魏時煜回應說:「其實是我故意留白的,不是不能做表面的填補,但歷史和知識原本就有很多空白,寫故事就是留白的過程。」她給觀眾的建議是進入電影的整體視聽氛圍,「一定要先放棄一些框架和格式,放棄老套的期待,準備迎接驚喜。」
讓年輕人留意到傳統文化和歷史
影片的主線是粵劇,對於不了解粵劇文化的觀眾來說起初會有隔膜,這在廣東地區同樣存在。魏時煜說,有些六七十歲的觀眾告訴她,片中的粵劇是他們成長期的背景音樂。但更年輕的人已經很少聽粵劇了,「我的電影給了他們另外一個親近粵劇的角度,聽粵劇的人不一定會去追尋粵劇文化的脈絡,如果不喜歡粵劇但是關心文化流傳,看這部電影就會得到一些感性的認識。」
魏時煜屢次申明,紀錄片和歷史都要做給年輕人看。她把紀錄片創作視為對年輕觀眾的提醒,有人提點,他們才會留意到傳統文化和歷史,而年輕人的關注,是文化傳承的關鍵。這位身材嬌小而言語有力的導演,希望引領人們走近歷史,結交那些敢於跨界探索的人。
魏時煜推崇伍錦霞的人格魅力。她認為,《心恨》(1936年)轟動香港,被當時的媒體譽為創下國片的五個紀錄,與伍錦霞敢做的個性分不開。這位被喚作霞哥的傳奇女性,跨域了種族、國家、性別、行業等界限,做導演和經商都大獲成功,留下一段人生傳奇。採訪中,魏時煜感嘆當下人們的諸多觀念仍遠遠落在霞哥後邊,但這也正是她鉤沉歷史的意義。
作為學者,魏時煜的紀錄片與學術研究密切聯繫,「做一部電影就像是在讀一個博士」。《金門銀光夢》完成後,她出版了以伍錦霞為主人公的《霞哥傳奇:跨洋電影與女性先鋒》,關於秋蘭與美玉的圖書也在計劃中。目前她最期待的是《金門銀光夢》能得到「龍標」在國內公映。去年《二十二》的成功讓魏時煜看到紀錄片的希望,她很想在日趨多元的中國電影市場上得到講述歷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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