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聞史記專題：詩
一、詩有什麼用？
詩是一種很神奇的文學體裁，每個上過小學的人都會被要求背誦各種各樣的唐詩，詩經，《唐詩三百首》也幾乎是每個家庭幼教的必備書。我剛上一年級的堂弟去年暑假就追著我讓我跟他比背詩，從魏晉五言的，到七言的絕句，再到毛主席的詩，他什麼都背，當然，不求甚解。也許很少有人會問自己或者孩子：為什麼要背詩？詩有什麼用？
一般人都會找出一些類似「培養文化內涵」之類冠冕堂皇的理由，稍有文化的老師家長會搬出孔子的名言：不學詩何以言？那我們再追問一句：為什麼不學詩就連話都不會說了呢？
小學生最多也在老師的要求下認為「這首詩體現了詩人豪邁，哀傷，愛國的情懷，從某一句或者某個詞中讀出了美感」。等上了中學，才接觸到《詩經》的文學常識：《詩經》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詩歌總集，由孔子編訂，共305首，因此稱為「詩三百」。
《關雎》是其中眾所周知的名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人人都耳熟能詳的詩句。但是，為什麼一篇簡單的鄉村愛情詩歌會被孔子選入五經之首的《詩經》呢？難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真的要比「妹妹你坐船頭，哥哥在岸上走」要高深的多麼？
這是很合理的質疑，通篇讀下來，我們會覺得《詩經》真的不過如此。充斥著郎情妾意，兒女情長的詩歌真的有被儒家奉為經典，傳承數千年的價值么？
二、詩與網路流行語
為什麼詩會和網路流行語扯在一起？那麼我問你，你還記得「我可能xx了假的xx、「扎心了老鐵」是誰最早說的么？我們雖然不知道它們的出處，但是我們可以拿來就用，而且彼此心領神會。
也許《詩經》中的絕大部分詩歌真的就是春秋時期一些詩人隨性創作的，人們不會在意是誰寫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當詩歌一旦流行開來，被眾所周知之後，貴族階級可以拿來就用。詩歌就成為一種交流的工具，不再屬於作者了。同時，在那個文化並不開化，識字僅限於貴族階級的時代，引用公認的詩句也就成為了一種「圈內語言」。
這就好比我在恰當的時候說出一句「你為什麼這麼熟練啊！」，心領神會的人馬上接一句「打死白學家！」。我們彼此相視一笑，加深了對雙方的認同感，只留下不理解的人一臉懵逼。
當《詩經》中的詩句被貴族階級普遍接受之後，詩也就成了外交辭令和交際用語，而一旦在重要場合念錯了詩，就不簡簡單單是文學素養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錯誤了。
舉一個《左傳 襄公十六年》的例子：
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寧殖、鄭公孫蠆（chài）、小邾（zhū）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簡單來說，晉國國君在溫地會宴請諸侯，提出一個要求：詩歌必類！齊國大夫高厚顯然沒有符合規矩，於是晉國執政大臣怒了：看來有諸侯不給我們這個盟主面子啊！高厚見勢不妙溜了，於是在場所有大夫一起盟誓要共同討伐不尊重盟主的人。
這在春秋以後的人看來可能真的小題大做了，不就是個禮儀問題嘛，至於這麼興師動眾么？而且不就是念錯了詩么，有什麼關係~
那麼我再簡單補充一下背景和結局，會宴前兩年，晉國國君晉悼公稱霸中原的時候，晉國大臣向齊國借了一些儀式用品，有借無還。齊國感覺受到了侮辱，於是欺負魯國，要給諸侯盟主難堪。溫地會宴前，晉悼公去世，晉平公繼位，齊國大夫在會宴上的一舉一動自然會得到加倍的重視。
顯然，齊國大夫的行為就算是無心之失也徹底斷送了齊晉兩國修好的可能性。
魯襄公十八年，晉國糾集諸侯攻打齊國，齊國大敗；第二年，再攻，齊國國君很合時宜地去世了，於是晉國統帥很有禮節地撤軍了，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三、詩言志
我在前一段點道，當詩歌流行起來成為一種公共的社交語言之後，詩人的本意就與使用詩句的人想表達的意思產生了分離。我們今天單純把詩當成詩來背，是因為《詩經》早已經不是社交語言了，公用的詩也再一次回到了私人的詩。
如果說，在那個《詩經》還流行的年代，念詩不僅體現了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或者志向，還會體現命運，你信不信？
《左傳 襄公二十七年》記載了另一件事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kuàng），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zǐ）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鄭簡公在垂隴這個地方設宴招待趙孟。趙孟是晉國執政大臣，而晉國又是諸侯盟主，是鄭國不敢不依附的強國。所以鄭簡公對趙孟的招待規格很高，非但自己以一國之君的身份親自接待，鄭國最重要的七大貴族也一同作陪。趙孟感到相當榮幸，於是請求七大貴族各自賦詩，也好使自己可以借詩歌「以觀七子之志」。
由此可見，所謂「詩言志」在那個時候還不是指創作詩歌來表達心志，而是指引用通行的詩歌來表達心志。
鄭國七大貴族向趙孟一一賦詩。先是子展賦《草蟲》：「喓（yāo）喓草蟲，趯（tì）趯阜螽（zhōng）。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沒有見到君子的時候，我憂心忡忡，等見到君子了，我的心這才平靜下來，喜悅起來。
我們並不知道《草蟲》這首詩到底有著怎樣的創作背景，單單從字面來看，它表現的是詩人對某位君子的期待與欣慕。而在這裡，「未見君子」之憂很容易會被理解成子展對鄭國國事的憂心：鄭國必須仰賴晉國才能生存下去，而在見到趙孟這位「君子」之前，子展對趙孟的人格修養與外交傾向並不十分確定，不清楚趙孟會給鄭國帶來怎樣的命運，所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但當他見到趙孟之後，這顆心才終於放了下來——至少他是這樣期待趙孟的。
所以，子展的賦詩不僅合乎身份、場合，也是一種恰如其分的外交策略，是以仰慕式的口吻，妥帖而合禮地把趙孟捧到了一個不方便走下來的高位上。趙孟的答覆也很巧妙得體：「講得真好啊，您不愧是國民之主，可惜我還配不上您的詩句。」——既稱讚了對方，又給自己留足餘地；似乎表明了態度，卻讓人抓不到實據，這也是典型外交辭令的風格。
這是一個教科書一樣的正面典範，可接下來伯有的賦詩卻像在當眾打誰的臉。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鶉之賁賁》一般被認為是諷刺衛宣公的宮闈醜事的。衛宣公不僅和自己父王的姬妾私通，生下了孩子，還看上了自己兒子未來的媳婦就強納了過來，竟然還派刺客假扮成土匪截殺了自己的兒子。春秋時代的淫蕩之君，以此為最，被人寫詩諷刺實在是合情合理。
可是伯有同學你在國宴上賦這首詩究竟是在諷刺誰呢？「鵪鶉，喜鵲都知道成雙成對，那人品性不良，竟然還能做我的兄長和國君！」你這是對我趙孟不滿還是有什麼惡毒的隱喻？不得不說，伯有這麼露骨的行為表明矛盾已經被放在了桌面上，恐怕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程度了。
對伯有的詩，趙孟的表態很有分寸，也很有技巧。他雖然直接傳遞了「不以為然」的意思，但抓住的偏偏只是詩中的次要之處；他似乎完全沒聽懂「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以及「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的僭越意味，而只是批評伯有將床笫之言宣之於外是很不得體的做法。言下之意是：你所想的事情是你們鄭國的內政，應該關起門來自己解決，不該讓我這個外國人為難。
不出所料，《春秋》記載就在那次國宴三年之後，伯有被迫出逃許國，後來又逃到鄭國，被人殺死在賣羊的街市上。一代「副國級」的貴族落得如此下場，不得不讓人感慨：該！誰讓你念錯了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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