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與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形成

原標題：中國傳統文化與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形成

雖然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古已有之，但較為完整意義上的「軍事辯證法」概念，則是毛澤東於20世紀30年代首次提出，此前只有「戰爭哲學」之類的說法。中國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傳統和中國革命戰爭的肥壤沃土，共同孕育和催生了毛澤東軍事辯證法這一獨具民族特色的思想奇葩，由此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理論寶庫。可以說，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過程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批判地汲取中國古代樸素軍事辯證法思想基礎上而形成的，因而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辯證思維傳統的民族。中國古代辯證思維傳統在軍事領域有著極為生動而傑出的表現。這種智慧或是直接體現在闡述兵法的兵書中，或是滲透在古代典籍史冊中，或是保存在歷史典故中，或是充徹於文藝作品中，或是流傳於民諺俗語中……從精英文化到民間文化，從成文典籍到戲曲故事，都承載著古人的軍事謀略與智慧洞見。對此，毛澤東兼收並蓄，通過自己的咀嚼與消化，使之成為催生「軍事辯證法」的豐富養料。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毛澤東同志的確從中國古代兵書、史書經及諸子書和小說書中攝取過豐富的軍事思想和經驗材料，用來制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和策略。」[1]施拉姆(Stuart R.Schram)也認為，毛澤東「在軍事方面，傳統的烙印最為明顯」[2](P147)。當然，對於古人的經驗，毛澤東決不是毫無批判地兼收並蓄，而是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需要加以科學的改造和利用。這種(由顯而隱的)汲取利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對中國古代兵書中樸素軍事辯證法思想的直接汲取和利用。中國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頻繁發生的大小不等的戰爭，鍛煉並造就出一大批傑出的軍事指揮家和軍事思想家。早在先秦，「兵家」就是諸子百家中極為重要的一家。①伴隨著軍事指揮家和軍事思想家的出現，也出現了大量兵書，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兵法——《孫子兵法》就享有世界性聲譽。這些專門的軍事著作不同程度地闡述了戰爭規律，給後世留下了大量可資利用與吸收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我確實讀過許多中國古時打仗的書，研究過《孫子兵法》之類的著作」[3](P88)。在他特別喜歡的鄭觀應《盛世危言》一書的序言中，就引有《孫子兵法》中的話：「《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小，可以喻大。」[4](P12)學生時代的毛澤東還曾從魏源的《孫子集注序》中涉獵過孫子的思想，《講堂錄》中有相關記錄。[5](P120—121)毛澤東研究《孫子兵法》，並用來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經驗，以進一步指導戰爭實踐，這實際上始於陝北延安時期。②《孫子兵法》中有著極為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有的論者甚至認為，毛澤東的「能動性」觀念就來自《孫子兵法》的「能為」觀念——既要求從客觀實際出發，又要求指揮員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6](P248—249)

在毛澤東軍事著作中，作為中國兵學奠基之作的《孫子兵法》確實是被反覆引證和闡發③，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7](謀攻)毛澤東認為，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8](P182)這裡，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術語闡述了其中所包含的客觀性、全面性和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他還說道：「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9](P490)除此之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還引證了《孫子兵法》中關於「避其銳氣，擊其惰歸」[7](軍爭)和「示形」④等的論述。他指出，「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8](P209)他還指出，在退卻中不僅可以發現敵軍的過失，「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8](P209)。可以說，《孫子兵法》提出的關於「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我專而敵分」、「以眾擊寡」等戰爭指導規律，關於「因敵而制勝」、「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等作戰原則，是毛澤東最為看重的。

其二，對中國古代典籍中具有謀略意味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進行改造、利用。「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豐富的文化典籍。」[9](P622)毛澤東最初接觸到的古代典籍，是在私塾里學到的儒家經典「四書」(《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雖然毛澤東明確表示過，「我讀過經書，並不喜歡經書。」[10](P14)但通過這種被迫式的文化接受，中國古代文化按其傳統方式建構起毛澤東最初的知識結構與理論基礎，「使得他從客觀上必然要受到這個文化的實在內容(語言、思維方式、基本概念等等)的影響，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或者是否承認這一點，這種影響的客觀性是不應被忽視或被否認的」[11](P84—85)。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就列舉《禮記?中庸》中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來說明，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9](P495)毛澤東特別注意研究歷史上各個朝代成敗的經驗教訓，廣博地吸取各家學說的優長，對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樸素軍事哲學思想尤感興趣。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就對中國古代政治論著很感興趣，在長沙上學時曾研讀過《老子》(又名《道德經》)，熟悉老子的思想，並對《老子》中蘊含的樸素辯證法思想給予了關注，從中吸納了許多有益的養分。

《老子》寥寥五千言，卻充滿了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其中所蘊含的兵學思想，其實早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⑤《老子》不是一部軍事著作，但其中確實蘊含著十分寶貴的兵學思想和軍事智慧。《老子》中有關「柔弱勝剛強」的思想，對毛澤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在其《講堂錄》中就記有，「《老子》：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12](P595)《老子》第36章曾講道：「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欲予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這種「欲擒故縱」、「後發制人」的辯證軍事策略，體現了老子獨特的思維方式，毛澤東對此加以了汲取利用：「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8](P211)由於中國革命的現實是「以弱對強」，而中國革命的目標則是「以弱勝強」，因此，「以弱勝強」就成了中國革命迫切需要在實踐中加以解決的命題。這樣，強調「柔弱勝剛強」的《老子》就自然得到了毛澤東的更多關注。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乃至世界戰爭史上，毛澤東本人堪稱以弱勝強的大師。⑥

其三，對記載於史籍的有關中國古代戰爭史上的戰爭謀略與智慧進行攝取並加以靈活運用。毛澤東很早就曾說過，「讀歷史是智慧的事」[13](P7)。他在第一師範讀書時還這樣說過：「吾人攬史時，恆讚歎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12](P186)可見，通過讀史來學習和研究軍事問題始終是毛澤東的興緻所在。毛澤東在總結自己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經驗時，也曾表達過「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13](P136)，寫一部中國戰爭史著作的強烈願望。這說明毛澤東一直特別注重主動從中國傳統軍事理論寶庫中汲取豐富的思想養料。毛澤東在研究戰爭中的矛盾時特別重視矛盾的轉化，對中國古代戰史中一些以弱勝強的戰例予以極大關注，這當然與中國革命戰爭長期處於敵強我弱的態勢相關。《左傳》是毛澤東相當熟悉的史籍⑦，他在論述戰略防禦時，就解剖了一個《左傳》記載的以弱勝強的戰例，從中引申出一系列戰略防禦原則。根據《左傳?庄公十年》的記述，春秋時期，魯國與齊國交戰。魯庄公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被曹劌阻止，後來採取「敵疲我打」的方針，戰勝了齊軍。毛澤東認為，雖然這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卻體現了戰略防禦的一般原則。這就是：戰前要有充分的政治準備——取信於民；選擇有利於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選擇有利於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選擇有利於開始追擊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通過剖析這一戰例，毛澤東想闡明「弱能勝強、劣以制優」的思想，說明戰爭的發展不是「一」字形而是「之」字形[8](P204)。

在詳盡剖析《左傳》所記戰例的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而戰勝的。」[8](P204)毛澤東這裡所列舉的中國古代戰史中一系列著名戰例，湖湘先賢王船山的《讀能鑒論》等史論都有過精闢分析。對此，有論者就指出：「從中可以明顯看到思想繼承性，生動地體現了中國軍事思想史的邏輯進程。」[14](P432)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在論述抗日游擊戰爭中的「反圍攻作戰」如何「使用次要力量」時，還借用了孫臏進行的「圍魏救趙」的著名戰例戰法來加以說明。[9](P429)

其四，對中國古代文藝作品、歷史典故、民諺俗語、棋藝戲曲中的生活智慧加以提煉萃取，並用於對軍事辯證法思想的闡釋與說明。諳熟中國古代典籍並深受崇尚軍政韜略的湖湘文化浸染的毛澤東，出於增識明理的精神需要，確實很早就對中國古代富有哲理與戰爭謀略的著作和文藝作品加以了注意。在《講堂錄》中就記錄了大量涉及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條目。他少年時代曾閱讀過《精忠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對此中的戰爭故事(「造反的故事」)，「幾乎背得出」[10](P15)。他對中國民間文化有著深刻的了解和獨到的感悟，故而運用時可以信手拈來。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就曾特別指出：「《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8](P313)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他曾舉《水滸傳》中「林沖一腳踢翻洪教頭」的事例來說明「戰略退卻」是「保存軍力，待機破敵」[8](P203)。他還通過對「滅此朝食」⑧歷史典故的具體分析(「氣概是好的」，而「具體計劃是不好的」)來說明「我們的革命戰爭依然是持久的」。[8](P234)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列舉了一系列歷史典故來說明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他列舉「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典故來說明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敵以出其不意的攻擊[9](P491)；列舉「兵不厭詐」來說明採取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陷敵於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9](P492)；借用《宋史?岳飛傳》中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來說明戰爭指揮員的靈活性，使之成為更具普遍性意義的軍事法則[9](P494)；他還用「南其轅而北其轍」來說明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就不能忽視對老百姓的「政治動員」[9](P481)。

毛澤東還非常強調「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15](P837)。如他借用《事林廣記》卷九《結交警語》中的「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來說明，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9](P500)；借用元代鄭廷玉《看錢奴》二折中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來說明，避免戰略決戰而打持久戰，這才是「抗日戰爭的上策」[9](P507)；他把《古今小說》中「只因一著錯，滿盤都是空」之語，簡潔地概括為「一著不慎、滿盤皆輸」，通俗而生動地說明重要的起關鍵作用的局部對全局具有決定作用，強調不可忽視對戰爭全局起決定作用的局部[8](P175)；還引用「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這樣的俗語，來說明「中國是一個大國」，「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8](P189)，並指出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之一；他還借用中國古代圍棋中「吃子」與「作眼」的術語，來形象比喻「敵後游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的重大性」[9](P427)。在毛澤東闡述軍事思想的著述中，有著許多這樣的鮮活語言和生動實例。

總之，毛澤東結合古代兵法、歷史典故、著名戰例和文藝作品而展開論述的現代意義上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是對中國古代樸素辯證法的繼承和超越，是古為今用的優秀典範。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具有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造詣和素養，而且在研讀古典文獻的過程中不是一昧地盲目吸收，而是能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批判地吸取中國古代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從而辯證地融合了中華民族傳統的軍事哲學的精華，使之為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服務，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應當說，毛澤東軍事辯證法體系的創立沒有脫離中華文明的胚基，而是以利用前人所創造的智慧成果與遺留下來的思想材料為前提和根據。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軍事辯證法充盈著濃烈的民族文化氣質與特性。

注釋：

①李澤厚曾這樣說過：「要真正了解中國古代辯證法，要了解為什麼中國古代的辯證觀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態，應該追溯到先秦兵家。」參見《孫、老、韓合說》，載於《哲學研究》1984年第4期。

②毛澤東1960年12月25日在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談話時說：「那時到陝北，我……看了《孫子兵法》……」。轉引自陳晉主編的《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頁。

③有的論者指出，毛澤東認為孫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學家」，在毛澤東的全部軍事著作中「有六處」提到了《孫子》。參見J.W.弗賴伯格《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載於《世界哲學》1978年第6期。

④孫子的「詭道」十四法有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計篇》)

⑤如唐代王真甚至認為，《老子》「五千之言」，「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道德真經論兵要義述?敘表》)。北宋著名學者蘇轍亦指出：「……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老子解》卷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曾說過《老子》為「言兵者師之」、「持機械變詐以徼幸之祖也」(《宋論?神宗》)。近代思想家魏源則認為：「《老子》其言兵之書乎!『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吾於斯見兵之形。」(《孫子集注序》)章太炎說它「約《金版》、《六韜》之旨，著五千言，以為後世陰謀者法。」(《書?儒道第三》)現代學者郭沫若也認為：「《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學著作，又是一部兵書。」(《中國史稿》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6頁)而李澤厚則認為：《老子》「與兵家有密切關係」，但「《老子》本身並不一定就是講兵的書」，決不能說「《老子》書的全部內容或主要論點就是講軍事鬥爭的」(參見李澤厚《孫老韓合說》，載於《哲學研究》1984年第4期)。

⑥劉伯承元帥曾明確指出，毛澤東軍事思想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裝戰勝現代裝備之強大敵人的軍事學說」。(《劉伯承軍事文選》，戰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76頁)

⑦據統計，《毛澤東選集》四卷中引用的成語典故和史實，屬於《左傳》的約有40條。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左傳》的重視和熟知。

⑧見《左傳?成公二年》。

[參考文獻]

[1]汪澍白.試論毛澤東哲學思想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繼承關係[J].求索，1982，(6).[2](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M].北京：紅旗出版社，1995.[3]吳黎平.永遠銘記毛主席關於戰鬥的唯物主義的教導[A].毛澤東同志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鄭觀應.盛世危言[M].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5]王炯華.毛澤東的讀書生涯[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6]曾樂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及其過程[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7]孫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7.[8]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毛澤東自述(增訂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1]李鵬程.毛澤東與中國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13]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 彭大成.湖湘文化與毛澤東[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15]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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