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肄業博士：從專攻白血病研究到寄居鄉野十幾年

六月中旬的一天，張保華的家裡突然來了一波區委、鎮委、村委的客人。她倒了幾杯白開水，與客人一陣閑聊後，便動身去附近的村道尋弟弟。

弟弟不用手機，也幾乎不與外界聯絡，但張保華還是在十五分鐘內把他找了回來。客人們還沒見到他人，他說話的聲音已經在家門口十餘米的地方傳來：「來的記者，是男同志還是女同志？」

張保華的弟弟張進生

客人們坐在他卧室內的一排木製矮凳上，他則端坐在床沿高處，環視著這群人：「一般我都不聊，說來說去，有什麼意思？」

「我給自己取名叫迪夫」

然而這一天，他卻聊了整整一個下午。

他強調，他的本名是祖父取的，「那名字土，所以我自己取了個名字，叫迪夫。」

「為什麼叫迪夫？」

「夫，是男子漢的意思；至於迪，沒什麼特別的含義，你可以忽略。」

「那你姓迪？」

「我還是姓張，但你可以只喊我迪夫。」

迪夫的二姐張文華卻還是希望報道中能提提他的本名——張進生，因為這些年來，當地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門）、張進生從高中到博士階段的同學，都先後給予過他莫大的幫助，「沒必要隱瞞」。

張進生的祖父曾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鎮德橋鎮楓樹口村的一名甲長，算得上是張家「有頭臉」的人物。張進生說，爺爺給他取名「進生」，是希望他能「victory，從勝利走向勝利」，但張進生覺得，這個名字「多少有些科舉應試的封建思想」。

張進生說著一口濃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話，但對湖南這個地方，他談不上不喜歡。他查過祖籍，祖上是江浙一帶人，家族的名豪早遍布天下，「生意做到了香港」。和鄉下姐姐張保華家這種雞鴨成群的村野生活相比，「我更嚮往蘇州那種江南水鄉。」

他有一個特殊身份——北大肄業博士。至今為止，除了當了三年醫生，他再也沒有一份正式工作。

自1999年休學至今，他一直由兩個姐姐照顧。他在大姐張保華家已寄居了兩年，更早之前，他在二姐張文華家寄居了近十一年。

張進生有兄弟姐妹六人，他還有三個哥哥。張文華說，弟弟從小就是那種不特別用功，成績卻出類拔萃的學生，「他總是被學校敲鑼打鼓地送回來」。

在村小與鎮德橋中學讀完書，張進生後考入當地知名的常德縣第一中學讀高中。全班70人，第二年考大學上了40人，他是被刷下來剩下的30人之一。第三年，他考上了湖南醫科大學（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

張進生的學士學位證

對他而言，學醫是一條「歧路」。他嚮往的去處，是湖南另一所知名高校的土木工程系。當年大學畢業包分配，5年之後，他被派到位於天津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醫院，「說得再細一點，我的單位是這家醫院的血液學研究所，主要就是研究治療白血病。」

曾希望「一舉攻破白血病」

張進生稍微有些禿頂，配合特殊的臉型，符合他理解的聰明人的特徵。

「沒什麼意思。」在常德市鼎城區的一家酒店，他三分鐘內喝完一瓶560ml的礦泉水，露出不屑的表情，「沒任何成就感。」

他說，他的挫敗感，是從「當醫生」開始的。「你知道黴菌白血病嗎？我就研究這個。」

作為醫生的張進生曾希望世界上「人人都不得病」。張文華記得，那時候，張進生「研究藥物」，希望能「一舉攻破白血病」。

後來，張進生決定繼續深造。1992年，他考上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大學醫學部前身）的碩士研究生，進而攻讀博士學位。

張進生的研究生同學單保慈回憶，當時住在同一間宿舍的有三人，他和另一名同學的專業是生物物理，張進生的專業是內科學（血液）。單保慈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應用中心教授，他說，當時張進生「除了不太愛說話，其他都很正常」，而張進生曾與周圍的同學講，自己沒有發育完全。

北京武警總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馬東星也是張進生的研究生同學，「我們住在一個宿舍樓，見面少，但見面都會有交流，那時他一切正常。」

張進生的碩士畢業證明書顯示，他攻讀的是內科學。他解釋，之所以一路攻讀醫學，是專業上已沒有別的選擇，「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別的特長。」

張進生的碩士畢業證（補辦）。2000年4月3日，原北京醫科大學與北京大學正式合併，組建新的北京大學。張進生在上世紀90年代於北京醫科大學碩博連讀，他的碩士生同學畢業證書蓋章為「北京醫科大學」，但張進生的畢業證是2001年補辦的，所以蓋章為北京大學。

這個階段的張進生是痛苦的，好在他知道了世上有一個叫托馬斯·楊的人。英國人托馬斯·楊是光的波動說的奠基人之一，有資料稱他擅長騎馬，會耍雜技走鋼絲，幾乎會演奏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所有樂器。

張進生髮現自己與托馬斯·楊有相似之處，「他是神童，讀了兩個醫學院，但後來研究物理去了，搞了個雙縫干涉實驗。」張進生沒能掌握當下所有的樂器演奏，但他喜歡交響樂，尤其深愛奧地利作曲家小約翰·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他還特別提到，愛因斯坦也會拉小提琴，很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愛音樂。

除了無法攻破「白血病」的絕望，身體上的缺陷也限制了他成為一名優秀醫生的可能。他見不了血，沒有一雙拿得起手術刀的靈巧大手，釣個魚，他的手會抖，連釣線都穿不了。他不擅長同病人溝通，從病人身上切一小塊皮膚做病理研究這種事，他更是不敢做。

他最「大膽」的舉動，是當實習醫生時，為讓開刀醫生視野更開闊，幫忙去拉鉤。有那麼幾次，他也縫過皮膚，或剪開傷口上的線。其他的，就是換換藥。

得了一種奇怪的病

他坦言，歸根結底，是他「不想面對生死的問題」。在天津做醫生那三年，他一直是個普通的住院醫師。

變故發生在1998年上半年。張進生還記得，那一年，北京的春天，氣溫很低，「天天都是七八級的大風」。

北京大學研究生醫學部的一份名為《關於95級博士生張進生情況的說明》記載，1998年6月，張進生因為抑鬱症休學，批準時限為半年。

情況說明

他的解釋是，他的消化道得了一種奇怪的病，「見不得油」。休養的時候，他只能吃一點調料也不放的白斬雞。他總覺得天旋地轉，「腦子要麼太清醒，要麼很空」。他說，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維生素A中毒和神經之間是有聯繫的。

張文華認為，弟弟可能是因為出國深造計劃受阻，精神上受了刺激。他曾告訴父母，他想去外國深造，但最終還是會回來。張文華說，錄取張進生的是「英國皇家醫院」（註：英國有多家以「皇家」命名的醫院，但並無英國皇家醫院），需交20萬保證金，但父母都是農民，弟弟寒暑假來回北京的路費都是大哥掏的，資助其出國，實在困難。

張進生說，讀博第二年，他就向「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寫了自我推薦信（註：「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疑為「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可他一直沒有收到對方的「邀請信」，他猜想，可能是自己的地址留錯了。

張家決定，由張文華丈夫專程去北京照顧張進生起居。醫院檢查的結果是，張進生有「輕微的抑鬱」。在休學半年的時間裡，張進生回了常德，住在了姐姐張文華家。

張進生沒能完成他的博士學業，北京大學研究生醫學部的《關於95級博士生張進生情況的說明》提到，張進生因病「休學已經超過一年」，按照當時《北京醫科大學研究生學籍管理暫行規定》，經學校批准，對張進生做退學處理。

1999年9月後，張進生又去了一趟北京，「我已經被退學了，但還是可以住宿舍」。沒事時，他就聽各種醫學講座，很快，深奧的英文講座他竟一字不落全部聽懂了。

為了找到工作，他後來又去了廈門、西安與蘭州。輾轉一圈，他又回到北京，住同學家的首鋼工廠宿舍。

2002年，他那「連內科醫生都說不明白」的舊疾複發了。不得已，他又回到了姐姐張文華家。

張進生的醫療信息

這期間他有兩份可能得到的工作，一份是去上海某高校任教，另一份是幫深圳一家公司銷售「流式細胞儀」。高校這份工作最終沒有下文，至於深圳的工作，作為一名曾經的醫生，他覺得那有損他的臉面。

張進生沒有以碩士研究生的身份，回原單位二次就業。他超過了一個月的報到期限，也拒絕家人去做最後的努力。

博士肄業，張進生沒有以碩士研究生身份回原單位報到

「一門心思研究數學」

兜兜轉轉下來，他發現，沒一個地方適合他沉下心來搞研究。

2002年至2012年8月期間，張進生再也沒離開過姐姐張文華家。張文華在武陵鎮中心小學附近開了一家小商店，丈夫四處打零工，她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家裡窮，又潮又黑，只夠擺一張床，他和兒子睡床上，我和丈夫打地鋪。」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接觸了微分幾何等教材，竟無師自通看懂了。「陳景潤不算什麼，華羅庚才是大師。」

張文華希望弟弟重操舊業當醫生，但他「一門心思研究數學」。此後十年，張進生到處找書看，但他只看與數學有關的書，醫學方面的書一本也不看。他成天泡在書店，或者去位於常德的湖南文理學院的圖書館。文理學院一名數學教師同情他，常騎著自行車，吭哧吭哧把書送到家裡來。

2012年8月，張進生決定再去一趟北京，「去清華大學拜見陳省身，一起來解決一些數學難題」。張進生看到，很多數學教材都是陳省身編寫的。

陳省身是美籍華裔數學大師、20世紀最偉大的幾何學家之一，他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是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名數學研究生，已於2004年12月逝世。

聽聞弟弟要去北京「見一名很有名的教授」，張文華立刻給予了1000元的資助。她想，兒子要上學，父母要贍養，如果弟弟從此能闖出一條路來，對他和弟弟而言都是好事。

但張進生髮現，「清華的管理很嚴」，在北京三年，他自然沒能見到陳省身。見不到崇拜之人，但他一直沒放棄，並坦言「一直在死撐」。生活難以為繼時，他就去找同學單保慈。

張文華也把適當的生活費寄送到單保慈處，「他常常是自己再湊一點給我弟弟」。單保慈說，自己的確給過張進生一些幫助，但那些都微不足道，「他後來的境遇有些令人惋惜」。

三年後的2005年，張文華突然接到三哥三嫂的電話，說張進生回來了，但卻是收容所送回來的。張進生由北京的收容所送到長沙的收容所，再被送到常德收容所，最後被送到鎮德橋鎮的老家。

此時的張進生「不像人樣」，像「六七十歲的老頭」，他瘦得只剩皮包骨，「棉衣稀爛，穿兩隻款式不一樣的同邊鞋」。張文華後來了解到，在北京那三年，張進生基本就是住橋洞、地下通道，「和乞丐沒什麼兩樣」。

「彎路太多，而我不喜歡走直路」

剛剛當奶奶的張文華，已經無力再照顧這個弟弟了。張進生住到了大姐家。

他的身份證、畢業證等都遺失了，自稱是在北京上廁所時，「被一個老太太帶走了」。

張進生身份信息遺失後，張文華向北京大學寫信反映情況後收到的回信

家人從官方系統里，竟然查不到張進生的戶口信息。去年，張文華為他補錄了戶口信息，在為他申請困難補助時，當地民政部門以「特事特辦」的原則，很快為他辦理了農村特困救助。

張進生的相關戶口信息

鎮德橋鎮的組織委員馮丕崗說，除了每年5千元的救助，張進生每年還可以領取2500元的失能半失能護理補貼。

張進生的卧室很簡單，但衣服和被子疊得整整齊齊。他告訴大姐，他是個讀書人，所以不務農。他偶爾幫大家切切菜、洗洗碗，白天無所事事，就到附近的鄉道散步。

他說，他並非什麼事都做不了，至少可以去高校教高等代數。但姐姐張文華提醒他：「你連教師資格證都沒有。」

她希望，能有一所高校讓他試著去講一堂課，或有醫院讓他去看看CT片子，做點諮詢之類的工作。她感嘆，弟弟的那些同學，如今都是各個行業出類拔萃的人物了。

可是，張進生似乎與當下又是緊密相連。張保華的家距離常德鼎城區約20公里，那天傍晚，在送他回去的路上，他突然說，他曾給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寫信，在信中他寫到「直到死亡用它長箭，刺破那強有力的內心，結束這心酸的戰鬥。」他忘了這是誰的詩，他借來獻給「了不起的朱清時」。

他還聊到他異於常人之處——很小時候，他就在想「時間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個深奧的問題。

和他道別前，紅星新聞記者問了他最後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覺得，你的這輩子可惜了？」

「不是可惜了，是彎路太多，而我不喜歡走直路。」他回答道。

和他道別的地點在村口，這是他每天散步時常走之處。很快，這個為自己改名為迪夫的52歲男人，淹沒於鄉間小道的野草叢了。

從背後看，他的身形有些斜。放眼望去，他所寄居的這鄉野，的確也見不到幾條直路。

END

紅星新聞記者丨劉木木 發自湖南常德

編輯丨汪垠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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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紅星新聞（微信號：cdsbnc）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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