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案件深度剖析

來源｜《安徽史學》 2015年02期

作者｜童志強

高敬亭

1939年6月被處死的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確實犯有嚴重錯誤，高案的發生有一個漸變的過程。新四軍軍長葉挺不應對高案負主要責任。高案的處理決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後，最終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項英是遙控者，江北葉挺、張雲逸、鄧子恢等人是執行者，延安黨中央是最後決斷者。重慶蔣介石「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不過是順水推舟，樂見其成罷了。

高敬亭是堅持鄂豫皖邊區3年紅軍游擊戰爭的主要領導人，1939年6月於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任上被處死。他的一生充滿著矛盾：他參加革命的資歷在鄂豫皖根據地並不算高，但在很短時間內就「乘直升飛機」升任到根據地最高層領導崗位；他對敵鬥爭勇猛頑強，卻又熱衷於在革命隊伍內部搞「肅反」，被譽為「肅反專家」；在失去上級領導的情況下，他獨自主持艱苦卓絕的鄂豫皖邊區３年游擊戰爭，堅持大別山紅旗不倒，保存了紅28軍這支成建制的紅軍武裝；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卻能在游擊戰爭實踐中總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他對國民黨反動派有著殺父滅妻的深仇大恨，卻能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轉折關頭順應歷史潮流，成功地達成鄂豫皖邊區的國共合作；他以「肅反」的名義錯殺過不少無辜同志，但最終還是被自己的同志所錯殺；他是迄今為止中共黨內最後一名被「肅反」處死的高級幹部，他的案子經歷了４１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在1977年4月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毛澤東生前的批示宣布給予平反；既稱平反，但平反結論又帶有尾巴，平反文件明確指出：

高敬亭同志參加革命後，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在堅持鄂豫皖地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功的，雖在四支隊工作期間犯有嚴重錯誤，但是可以教育的，處死高敬亭同志是錯誤的。遵照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批示，中央軍委決定對高敬亭同志給予平反，並恢複名譽[1]。

一、高敬亭在新四軍第4支隊工作期間的嚴重錯誤

目前在史學界，對高敬亭在堅持鄂豫皖地區革命鬥爭時期的功績並無多大分歧，分歧主要表現在高敬亭任新四軍第4支隊司令員期間是否犯有嚴重錯誤？即高案究竟是錯案還是冤案？縱觀高敬亭一生的功過，筆者認為，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平反文件中對高敬亭所作出的上述定論是客觀公允的。

抗戰開始以後，高敬亭領導的紅28軍和周駿鳴領導的豫南遊擊隊被合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高敬亭出任支隊司令員。他自持有功，開始居功自傲、目無上級，甚至發展到違抗軍令。他的錯誤概括起來屬以下幾點最為嚴重：

錯誤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第4支隊的政治工作幹部。

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十分關心留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決定派原湖北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的鄭位三以及蕭望東、程啟文、張體學等人赴鄂豫皖邊區。行前，毛澤東專門接見他們，當面布置任務。1937年9月7日，高敬亭收到原紅四方面軍幹部鄭位三、徐海東、郭述申、王宏坤4人署名從延安發來的聯絡信，立即於9月9日與中共皖鄂特委書記何耀榜聯名發出由何耀榜起草的給中共中央的長信，彙報3年來的艱苦鬥爭與近況，在信的最後寫道：「祈上級急急的派一主要負責同志前來，以作主張一切，是為至盼。」[2]鄭位三、蕭望東等於9月下旬到達高部後，發現高敬亭已經接受了國民黨豫皖鄂剿匪督辦公署督辦衛立煌頒發的挺進軍司令關防和委任狀，便要其退還給對方，還指出他過去的肅反錯誤，此舉引起了高敬亭的不滿和猜忌。上級原定鄭位三擔任第4支隊副司令員（對內為政委）、蕭望東任支隊政治部主任，結果高敬亭堅拒鄭位三在4支隊任職，向駐在漢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再三提出從延安調戴季英來取代鄭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為求得4支隊順利改編和迅速出動，只得致電中央屈從高敬亭的要求。於是，鄭位三被調離4支隊去擔任中共鄂豫皖特委書記，專負地方工作。隨即蕭望東也受排擠被調離4支隊，到豫皖蘇邊彭雪楓游擊支隊擔任政治部主任。拒絕上級派來的幹部，向中央討價還價，高敬亭此舉無疑已經觸犯了中共紀律底線。

1938年2月，戴季英從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黃安人，亦為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紅25軍時期曾經是高敬亭的上級。此時的戴季英因在陝北根據地對劉志丹等大搞「肅反」而受到黨紀處分，正在延安反省自己的錯誤。本以為戴季英是高敬亭主動要求上級調來的，兩個人一定能夠搞好關係，誰知道戴季英抵達七里坪的當晚，就與高敬亭發生了爭論。戴季英在會上傳達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隊迅速確立新四軍番號，東進安徽合肥以東敵後抗戰。但高敬亭卻另有計劃，暴露出留戀大別山的思想。戴季英則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厲色地斥責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計劃擱在一邊，必須統一執行中央的這個指示！」[3]兩人的關係很快就鬧僵了。

3月，4支隊第7、8、9團在皖西流波疃集中後奉命東進，支隊司令部和政治部分設舒城縣東、西港沖一帶。高敬亭將部隊交由參謀長林維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領開赴皖中敵後，自己則返回後方雙河鎮養病。6月下旬，他聽說戴季英在部隊樹立自己威信，又與司令部機要員江騰蛟來往密切，懷疑戴季英背著他向軍部打小報告，怕時間長了控制不住部隊，一怒之下趕到機要科所在地舒城新開嶺，抄起鞭子拷問江騰蛟，要他承認自己參加了托派並逼其交代上級介紹人。高敬亭在紅軍時期就被譽為「肅反專家」，處死過不少人，他要在4支隊搞肅反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部隊騷動。以戴季英為首的外來政工人員連夜逃離，是為「新開嶺事件」。此事驚動到地方黨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書記彭康在給長江局博古的信中說：「4支隊問題，最近發生一嚴重事件。戴同志已離開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員也離開了……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極。這對於統一戰線，對於抗日，對於安徽的工作，都會發生莫大的影響，因此須得有一個斷然的解決。」[4]一而再、再而三地排斥中央派去的政治工作幹部，把部隊作為自己的個人資本，高敬亭的這個錯誤性質確實是十分嚴重的。

錯誤之二是違抗軍令，抵制東進。

新四軍在大江南北東進敵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這是國共雙方達成的協議，也有利於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部隊的自身發展。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澤東就指示周恩來、項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但須附電台並加強軍政人員。」[5]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強調指出：「用一切力量爭取高敬亭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使之成為這一區域的主力。」[6]同年11月中旬，新四軍軍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派軍參謀長張雲逸到江北，傳達中央和軍部指示，爭取和推動高敬亭部東進。

張雲逸到江北後，與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戰時省會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談判，商定皖東地區為4支隊活動範圍，劃無為縣為江北新四軍與皖南軍部的聯絡通道，還批給新四軍一個江北游擊縱隊的番號，任命戴季英為縱隊司令員，由省財政提供給養。這個談判結果是有利於新四軍東進和發展的，卻遭到高敬亭的反對。張雲逸無奈，只得審慎地採取率領周駿鳴第8團和江北游擊縱隊東進的實際行動，來影響和推動整個4支隊東進。而高敬亭和4支隊主力第7、9團卻始終在淮南鐵路以西徘徊不前，並企圖把部隊拉到懷寧、桐城、廬江一帶開闢背靠大別山的根據地。1939年1月27日，項英在致延安電中轉報張雲逸來電：「高敬亭仍在現地收編土匪、擴大部隊，企圖在懷桐廬一帶創造根據地，對黨及上級使用他認為是限制他發展，因此正對黨及軍部極不滿」，「自己不願東進，亦不能派隊伍隨張行動，爭取可能極少。」[7]

高敬亭的行為引起了軍部領導的警惕。1939年3月2日，項英、周子昆報中央：「我們正在解決高敬亭問題。」[8]3月14日，項英、周子昆又報中央：「高敬亭顯然進步極慢，對東進至今懷疑，對執行黨的路線可說極差。」[9]為此，軍部研究決定並分別報蔣介石、毛澤東同意，派軍長葉挺赴江北整理部隊並成立江北指揮部。4月底，葉挺率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軍參謀處長賴傳珠、軍部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第1支隊副司令員羅炳輝、第3支隊第5團團長孫仲德等一行從皖南過江。行前，項英、袁國平與葉挺討論高敬亭問題時，商量「頂好盡到教育責任」，將其挽救過來[10]。葉挺走後，項英怕他壓不住台，於5月4日以毛澤東的名義致電高敬亭，鼓勵4支隊克服困難，迅速東進：「黨中央同志均熱烈希望你們、信任你們能向這一前途邁進。」[11]

葉挺一行於5月10日抵達舒城西港沖4支隊留守處，在支隊連以上幹部會上，葉挺傳達了中央和軍部有關東進的指示，命令部隊限期開進至皖東敵後地區。會上全體指揮員一致表示執行中央和軍部的命令。高敬亭迫於大勢所趨，也舉手表示同意。但是當葉挺走後，部隊開始移動時，高敬亭卻命令第7、9團停止東進。看來連毛澤東的電報也沒有起作用。高敬亭抗拒軍令、藐視上命、抵制東進的行為，在戰時應為任何軍隊的軍紀軍法所不容！

錯誤之三是治軍無方，馭下不嚴。

其手下親信第7團團長楊克志、團政委曹玉福於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投靠國民黨，並登報公開反共，造成惡劣影響。在沒有證實楊、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他對此至少負有直接的領導責任。由於高敬亭對下親疏有別，分配不公，以致第8團團長周駿鳴、團政委林愷多次向中央要求脫離與4支隊隸屬關係，對4支隊的團結和整體戰鬥力的發揮，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在指出高敬亭錯誤的同時，也要實事求是，不應把對的也說成錯的。如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到江北後向項英彙報高敬亭「收編土匪，擴大部隊」、「自行準備擴大為3個團」。雖然確有其事，但無可指責。因為發展和壯大敵後抗日武裝力量，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為什麼新四軍陳毅、粟裕、彭雪楓等支隊的發展一再受到肯定和表揚，到高敬亭支隊卻成為錯誤了呢？第4支隊畢竟也是中共領導下的新四軍部隊。

要深入分析高敬亭錯誤的主客觀原因。譬如他排擠政工幹部，也與鄭位三、戴季英欠妥的方式方法有關。鄭位三到高部後大談鄂豫皖肅反錯誤，豈不戳到高敬亭的心窩？戴季英本是高向中央要來的，誰知當天晚上兩人就發生衝突，戴季英仗著曾為高的上級，彷彿手握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對高大聲呵斥，如此怎能搞好關係！再有高敬亭不肯東進的深層原因確是因為慣于山地游擊，對東進到平原地區作戰沒把握，怕部隊遭受損失。有例為證：1935年夏，高敬亭曾率紅28軍西進，企圖追趕紅25軍與之會合，部隊打過平漢路到達桐柏山區泌陽縣五道嶺，放眼西望，一馬平川，頓時傻眼，只得率部掉頭返回大別山。所以不能簡單粗暴地說高敬亭不肯東進就是「逃避抗戰」。

二、上級領導對高敬亭並不信任

從對一些史料的分析看，中共中央對高敬亭部的態度是很微妙的。1937年春，西路軍兵敗隴西之前，徐向前、陳昌浩奉命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將陳昌浩安排在老鄉家中養傷，隻身返延。陳昌浩病癒後並沒有直接去延安，而是先返湖北省親，期間曽到鄂豫皖邊區尋找紅4方面軍舊部。高敬亭、何耀榜1937年9月9日在給中央的長信中披露了一個史實：「此外，於9月5日收到紅4方面軍總政治部和總指揮及西北革命委員會於8月24日寄來的一個很簡單的信，是陳同志送來的。」[12]能夠以紅4方面軍總政治部、總指揮和西北革命委員會的資格寫信的，只有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3人。經查實，1937年8月24日前後，張國燾、徐向前兩人均在陝北洛川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查陳昌浩行止，他當時確曾去過鄂豫皖邊，但到了湖北英山後即無功而返。估計此信是他在英山託人寄送到高敬亭處的。信的內容應該是離不開形勢分析、國共合作和停戰談判等，因為高敬亭9月9日信中有「既已得到中央的幾種[文件]及兩個信，我已開始提出與國民黨議和，停止內戰，現也在進行談判」[13]。

然而高敬亭、何耀榜9月9日彙報信中涉及的8月24日「陳同志送來的」這封信，卻引起了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的警惕。毛澤東於9月15日致電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關照：「8月24日陳同志給他們的信送來中央審閱。」[14]儘管「陳同志」來信頭銜顯赫，但此時紅4方面軍由於西路軍失敗而力量折損，張國燾也因長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原紅4方面軍高級將領都在接受教育，所謂的「紅4方面軍總政治部和總指揮及西北革命委員會」早已成明日黃花，難怪毛澤東要對此信生疑而要親自審閱。再聯繫到高敬亭接受衛立煌挺進軍司令的委任，又竟敢拒絕中央派去的政治委員，使延安不由得不對這支紅4方面軍余部的主要領導人高敬亭的黨性產生懷疑。

1938年2月1日，長江局在致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人電中指出：「關於鄂豫皖28軍即新四軍第4支隊問題，必須幫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隊進步和迅速出動以發動皖北游擊戰爭」，「高敬亭再三提出戴季英來任政治部主任幫助他，我們與位三商量，除戴季英外確找不出適當人來。如戴不來，在推動4支隊幫助高敬亭的進步上恐有影響」，「因此我們提議仍請派戴季英來任4支隊政治工作，過去季英所犯的錯誤由中央給他深刻批評，並在其接受批評後，責成其負幫助高敬亭求4支隊進步的任務。」[15]

同年4月中旬，張國燾在武漢投向國民黨，併到處發信聯絡其舊部反水。在此背景下，長江局特派在湖北威望極高的董必武專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當面傳達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鼓勵他堅定立場，革命到底。

5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於徐州失守後華中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用一切力量爭取高敬亭支隊在黨的領導下，使之成為這一區域的主力。」[16]

當時新四軍共有4個支隊，在上級的電文中，唯獨對江北的高敬亭第4支隊反覆出現「教育」、「幫助」、「推動」、「說服」、「爭取」、「改造」、「解決」等說法，中共中央長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張雲逸、戴季英、周駿鳴等新四軍江北將領，都向上級和中央發過對高敬亭不利的報告。

此外，高敬亭與中共地方黨委的關係也一直很僵，以致地方黨委紛紛要求中央對其作組織處理。如新開嶺事件發生後，中共安徽省工委書記彭康在給長江局的報告中就建議:「(1)速派重要負責人再來做說服工作、爭取工作；（2）調新四軍其它支隊來皖，使他感到一種威脅，不敢再發展下去，然後從事改造部隊的工作；（3）如不可能，便採取斷然的處置，聲明他不服從統一戰線，不積極抗日，會同戰區司令長官使他離開部隊，另派人來接替。」[17]

1939年4月18日，中原局代理書記朱理治報告中央書記處，也提出對高敬亭的3種處理方案：「推動他到延安學習或擇地養病為上策；給以副指揮名義，4支隊改為縱隊，由其他同志帶為中策……撤銷高的職務為下策。」[18]

三、楊、曹叛變事件是釀成高案的導火索

楊克志、曹玉福在紅28軍時期分別為高敬亭的警衛員和秘書，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時，他們被提拔擔任主力第7團團長和政委，自恃有高敬亭作靠山，平日里驕橫跋扈，媚上壓下，引起下級幹部不滿。1939年5月中旬，當高敬亭擅自下令7、9兩團拒絕執行軍長葉挺布置的東進命令後，第9團團長詹化雨和政委胡繼亭抵制了高的錯誤指令，及時向江北指揮部報告；而楊克志、曹玉福卻侵吞了打周家圍子獲得的金銀，於5月20日攜2個班武裝投靠國民黨桂系，並在《皖報》上發表反共聲明。

楊、曹叛逃事件的發生，引起部隊騷動。為穩定軍心，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決定開展反楊、曹鬥爭，從中又牽涉出高敬亭的一些錯誤。第7、9團的不少幹部揭發高敬亭在部隊亂殺人、貪污腐化、任用親信、抵制東進等問題，由此而演變成反高鬥爭。葉挺、張雲逸、鄧子恢請示軍部，建議先撤銷高的職務。為防止高敬亭步楊、曹的後塵，走張國燾的道路，江北指揮部於6月4日以開會為名，在合肥以東青龍廠將高敬亭扣押審查。6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中央決定派徐海東去皖整理4支隊，擔任副指揮兼4支隊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備幹部時注意。」[19]中共中央不僅批准撤高的職，還任命了新的繼任者。徐海東原為紅4方面軍幹部，曾任紅25軍軍長，在鄂豫皖紅軍時期戰功赫赫，深得人望。延安派他來整理4支隊，不愧是一著高明的好棋。

高敬亭被關押後，拒不承認楊、曹叛逃與他有關，也否認對他的一切指控，並以自殺相威脅，於是矛盾升級為「反高鬥爭」。6月下旬，在青龍廠召開了為時3天的批判公審大會，葉挺、張雲逸等人都講了話，軍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在長達3小時的總結髮言中，曆數高敬亭「反黨、反中央、反軍部、違犯統一戰線、逃避抗戰、貪污腐化、破壞優良傳統」等七大罪狀，最後宣讀了中共中央和新四軍關於開除高敬亭黨籍、軍籍的決定[20]。說明此時中共中央和新四軍軍部對高敬亭已不再採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場，何況高敬亭還有「張國燾餘黨」的嫌疑，反高鬥爭時批他為「張國燾的高足弟子」。聯想到原紅4方面軍參謀長李特、紅5軍政委黃超，1938年時只不過是想去蘇聯申述，就被秘密處死在新疆（此2人文革後已獲平反），在叛徒張國燾到處招納舊部、派人到大別山散發告同志書，楊、曹叛逃突發事件的背景下，中共中央當時決定棄高也屬正常。

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執行槍決[21]。

反高鬥爭掃除了4支隊東進障礙，經過對部隊的整編，江北指揮部以4支隊第8團為基礎擴編成立第5支隊，由羅炳輝任司令員，大踏步地挺進至皖東津浦路東敵後地區，第4支隊也得以全部迅速挺進到皖東津浦路西敵後地區，對此必須給予充分的肯定。不過，也應該指出，由於沒有注意和掌握好政策的分寸，在反高鬥爭之後，又緊急著在部隊中開展「反高敬亭流毒」的運動，結果第4支隊有一批幹部被調整降職，還導致數十名原紅28軍時期的骨幹因思想不通離隊出走，從而使部隊的元氣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傷。

1958年11月至1960年5月，開創鄂豫皖根據地元老之一的鄭位三，曾經先後7次接受「湖北省委黨史調查組」的採訪。在談到高敬亭問題時，鄭位三自認：「在現在活著的人中，我了解高敬亭的材料是個壟斷者。因為4支隊幹部中農民幹部多，文化低，感性材料多，但系統化不了，能系統化的人又不了解什麼實際材料，我是兩者兼而有之。」他對高敬亭的評價是：第一，反黨，想搞獨立王國；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確有大功；第四，當時假使不殺危險性非常大，不僅怕他到國民黨那裡後成了國民黨的寶貴材料，最大危險是幾百幹部盲目支持他，他可能造反。身為當時反高鬥爭領導人之一的鄭位三對採訪者無奈並惋惜地說：「當時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會有危險，但交通不便不能送去，於是決定殺他。殺了他，就有把握挽救那幾百幹部；不殺他，幾百幹部如果跑到國民黨那就危險。當時研究不夠，實際上關起來教育幾年更好些。」[22]

四、葉挺不該對高案負主要責任

坊間有一本編寫於1985年的《新四軍第4支隊簡史》認為：葉挺於1939年5月13日應約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戰區誣告第4支隊，五戰區轉報蔣介石，蔣介石批准「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葉挺帶著蔣的批文抵達合肥青龍廠將高敬亭關押，然後召開鬥爭大會，葉挺說「對高敬亭要嚴肅處理，要槍斃」，6月24日由葉挺帶來的警衛班將高處決。如此描述給人的感覺，簡直就是新四軍軍長葉挺背著中共，和國民黨廖磊、蔣介石聯手勾結將高敬亭處死。這種說法完全經不起推敲：

首先從葉挺到江北的時間行止來分析：葉挺是1939年4月27日過江到的皖北，途中經無為、廬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於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隊駐地召開幹部會議貫徹黨中央和軍部東進命令，會後即赴皖東。從1989年公開發表的賴傳珠日記得知，早在廖磊向五戰區誣告4支隊之前6天，即5月18日，葉挺和江北指揮部指揮張雲逸、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等人就已去皖東。在5月18日賴傳珠日記中有「接葉、張命令」、「軍長等已去皖東」的明確記載。在5月22日的日記中，賴傳珠又記載：「接前方來電，葉、張、鄧已到青龍廠。」[23]此事從從鄧子恢自傳中更可得到證實。鄧子恢是和參謀處長賴傳珠一起跟隨葉挺軍長過江的，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們到江北後，沿途視察部隊，傳達中央和軍部的指示，部隊情緒很高，幹部也贊成，因此，我們就在4支隊司令部召集高幹會議，決定部隊東開計劃，當時高也贊成。會後我就同葉軍長前往淮南路東。」[24]可見說葉挺於1939年5月13日應約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純屬子虛烏有。

其次從葉挺、鄧子恢江北之行的任務來分析：他們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協助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整理江北部隊、成立江北指揮部，向高敬亭傳達黨中央和軍部指示，督促第4支隊東進。即如前言，說葉挺5月13日去立煌，廖磊5月24日向五戰區誣告4支隊，五戰區收到誣告後再轉報重慶蔣介石，蔣介石再複電五戰區批准槍斃高敬亭，五戰區再轉發到立煌，廖磊再轉交給葉挺，如此往返，從時間推算，葉挺拿到蔣介石批准殺高的公函，最快也要在5月底或6月初，而葉挺5月18日已去皖東。由此可見，葉挺到皖東青龍廠在前，廖磊誣告在後；重任在肩的葉挺，根本不可能為了處置高敬亭而不惜在廖磊那裡呆上半個多月，再「帶著蔣介石批准處決高敬亭的公函抵達合肥青龍廠」！

再次，從高敬亭事件本身來分析：高敬亭的問題有一個暴露和發展的過程：先是葉挺到高部召開幹部會議，會上一致同意東進，後是在部隊東開途中，高敬亭下令抵制執行東進命令，再是5月20日楊、曹叛逃，然後由反楊、曹鬥爭演變成反高鬥爭，高對抗審查，最終釀成高案。在上述矛盾尚未暴露和激化的前提下，硬說葉挺於5月12日4支隊幹部會後，就迫不及待地急赴立煌與廖磊商量處置高敬亭，明顯與事實不符。

筆者無意苛求《新四軍第4支隊簡史》的編者，因為他們在編寫此書時，《賴傳珠日記》、《鄧子恢自述》還沒有出版面世。葉挺既然沒去立煌，當然不可能從立煌帶回蔣介石批准處決高敬亭的公函。事實上，蔣介石批准殺高的電報，是在6月下旬反高鬥爭大會的第三天傍晚才轉來的。關於此事，當時在江北現場參加反高鬥爭大會的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著文證實，就在反高鬥爭大會第三天傍晚正要宣告散會時，收到了蔣介石批准處死高敬亭的來電，並在會上宣讀[25]。

五、項英並非與高案無涉

高敬亭是新四軍軍部領導下的支隊司令員，身為新四軍最高決策領導人的項英，對高敬亭的問題不可能無動於衷。然而有的論者卻為了要撇清項英、把高案的責任全部推到葉挺頭上，一再強調：「對高敬亭的處理，不是項英經辦的，（他當時在皖南涇縣雲嶺，沒有去江北），而是葉挺及張雲逸、鄧子恢在青龍廠經辦的」，「將錯殺高敬亭之事懷疑、責怪項英是不實事求是的」，「如果項英知道要處決高敬亭，他會堅決反對和阻止的」，意圖將項英從高案中摘出，為所謂的「客觀研究項英」造勢[26]。但是以下史實卻明明白白地證實項英與高案的關係：

如1939年3月2日，項英、周子昆報中央並轉中原局電中指出：「我們正在解決高敬亭問題，你們有何意見？」[27]

又如，1939年3月14日項英、周子昆致延安電中指出：「高敬亭顯然進步極慢，對東進至今懷疑，對執行黨的路線可說極差，若操之過急，又會生變，而且無效，故季英初採取推動政策是對的。但亦不能因此對高客氣，硬說是他堅決執行了黨的路線，使之或驕或疑，都會發生不好影響。」[28]

再如，項英1939年4月21日報中央及軍委並轉中原局電中，有「高敬亭無改變，近日又想將部隊調回後方，曾見廖磊請假」，「戴工作有成績，下面已有對高不滿」等語[29]。上述電報都是項英在葉挺過江之前發給中央的，即在葉挺到江北後，項英對如何處置高敬亭仍有具體意見。1939年5月11日，項英致電中央：「高部人數最多，五千多，問題不解決可影響發展，這對江北有大關係。」[30]

2010年4月筆者在台灣訪學期間，於台北「國史館」查到1939年5月26日葉挺、項英聯名發給重慶蔣委員長的電報，要求蔣介石「擬請將高敬亭撤職以示警戒，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畏罪潛逃，懇准予通緝」[31]。當時新四軍名義上隸屬國民革命軍，高敬亭是授銜的少將支隊司令，上報蔣介石不過是走一個形式，如何處置高敬亭這樣級別的高幹，項英顯然還沒有最後決定之權，事先必定要報經中共中央批准。這是中共黨指揮槍的鐵律。

葉挺當時人在江北，而電報的抬頭明確註明發自皖南涇縣。從電報分析，5月20日楊、曹叛逃，情況彙報到江北指揮部，指揮部經過確認無誤，再向皖南軍部報告，於是才有項英5月26日以葉、項名義致蔣介石電要求撤高的職並通緝楊、曹，此電無疑證實項英並非與高案無涉，處理高案絕對不可能繞過新四軍最高決策者項英，同時也進一步證實，說葉挺在此之前就已經拿到了蔣介石批准殺高的公函是多麼地荒唐！

六、澄清一些有關高案的說法

對造成高案的責任，有以下幾種觀點需要作客觀分析：

一是以4支隊東進，讓桂系佔據了大別山根據地為理由，為高敬亭反對東進的錯誤辯解，認為高案是冤案，應予徹底平反。研究歷史不能脫離當時的時間、地點、條件和背景，紅軍游擊隊下山改編，東進抗日，這是國共兩黨談判的結果，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前提條件，也是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的公開承諾，更是中共中央高瞻遠矚的戰略決策。4支隊如果不東進皖東敵後，就沒有後來的淮南抗日根據地，也沒有新四軍第2師的發展壯大。當時在南方確有少數紅軍游擊隊不肯下山改編東進，如贛東北的楊文瀚游擊隊和劉維泗游擊隊，不僅拒不下山，還把前去傳達中央指示的原中共皖浙贛省委書記關英、縣委書記李春生等人當作叛徒殺害。最後，這些部隊因為背離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脫離了黨的領導，最終都遭到失敗的結局。

二是認為高敬亭是被王明右傾機會主義害死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表現是在國共合作過程中放棄獨立自主原則，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敢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但高案的實際情況是共產黨、新四軍自己內部決定要處死高敬亭，然後主動上報延安和重慶，並非是屈從蔣介石的高壓，屬於先奏後斬。因此將高案歸咎於王明右傾機會主義似乎過於牽強。

三是有人引用1941年5月陳毅在華中局高幹會上作報告時曾說過：「高敬亭是葉軍長搞掉的，不是項搞掉的。」1939年6月反高鬥爭時，陳毅遠在蘇南敵後，並非當事人和知情者，當年7月陳毅到新四軍軍部出席全軍第一次黨代會，才聽項英介紹不久前剛剛處置高案的詳情。而兩年後召開的華中局高幹會議，主要內容就是批判項英，總結皖南事變經驗教訓，劉少奇、陳毅、饒漱石、曾山在會上先後發言，對項英在新四軍和東南局的錯誤進行了聲勢凌厲的批判。在中共過去長期的黨內鬥爭中，形成了一種很不好的政治文化，即某人一旦被批判，他以前的功勞便一筆抹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彭德懷、劉少奇等人概莫能外。因此，了解陳毅講話的背景，恰恰說明，項英曾在他面前自誇過如何搞掉高敬亭的經過。

四是在高敬亭被處死後，毛澤東關於高案有3次講話和批示。

第一次是抗戰後期。原第4支隊第8團團長周駿鳴因參加中共七大滯留延安，有一次在中央黨校看戲，正好遇見毛澤東。在談到高敬亭問題時，毛澤東問道：「高敬亭不槍斃，送來延安學習好不好？」[32]似乎對高案有反思之意。當時的背景是康生在延安整風審干中大搞搶救運動，將大批幹部打成反革命特務。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現問題後及時糾正，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正確方針，從而避免了類似高敬亭悲劇的重演。

第二次是全國解放初期。毛澤東於1953年乘軍艦從武漢順江而下，途經安徽水域時，中共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應召上艦彙報工作。當傅大章說起高敬亭在大別山區群眾中很有影響，但不知為何被殺，至今還有不少百姓懷念他時，毛澤東說：「這是戴季英搞的鬼！」[33]當初戴季英是高敬亭一再向上級要來4支隊的，但高、戴失和，關係鬧得很僵。以致一些4支隊老同志說「高敬亭向中央要來戴季英，最後要了自己的命」。和葉挺一樣，戴季英肯定也是同意殺高的，但他當時的身份僅是4支隊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反高鬥爭的葉挺、張雲逸、鄧子恢、鄭位三、郭述申等人的職位都比他高，戴季英又能越過他們搞什麼鬼呢？

戴季英在抗戰後期曾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河南軍區政治委員，解放初期擔任中共開封市委書記，1952年亦因「反黨」罪名被捕並關押多年，文革後才平反獲釋。毛澤東說此話時戴季英已由同志變為敵人，說處死高敬亭「是戴季英搞的鬼」，正說明毛澤東認為當年同意殺高是上了壞人戴季英的當。但是如果戴季英當時仍在當他的開封市委書紀，毛澤東會如是說嗎？顯然不會。

第三次是1975年。這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上書毛澤東，要求澄清其父高敬亭的問題。晚年病中的毛澤東於11月30日批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調查高案，並要求「以其結果告我」。汪東興於12月9日寫出書面報告，說未看到中央複電中提到槍決事，並指出項英當時在致中央的電報中稱：「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12月14日，毛澤東在汪東興的報告上批曰：「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34]

1939年4月，項英在關於江北工作致中央及軍委電中彙報了他擬定的江北指揮部領導和前委委員名單，毛澤東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複電：「關於江北指揮部人員及前委委員調[配]暫緩發表，待商妥後再說。」[35]很難想像，對江北新四軍人事大權絕不放手的毛澤東，會在中央不批准的情況下，默認對高敬亭先斬後奏而無動於衷！更難想像，項英能夠不經請示黨中央，就以蔣介石「照準」為由擅自處死高敬亭這樣一位大員！

汪東興在報告中僅引用了項英給中央電中的一句話，語焉不詳，令人難解。而毛澤東據此懷疑高案處理不當的責任主要在項英，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七、處死高敬亭是中共中央的決定

1984年4月，筆者赴武漢參加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第三次年會，期間在飯桌上，我與來自河南鄭州大學的一位新四軍老同志相鄰而坐，經交談得知，他叫李資平，抗戰初期參加新四軍，在軍部搞機要工作，1938年冬隨張雲逸參謀長到江北，先後擔任江北指揮部和第4支隊機要科長。我當時正在寫高敬亭傳，因安徽民間有一種傳說，謂高敬亭被槍斃兩小時後，中央來電才到，叫送延安學習，但為時已晚，於是我向李老求證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訴我：「此說不確。中央來電內容是同意槍決，就是我收的電報。」以後，又從中共六安地委黨史辦陳忠貞主任那裡獲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養老，由家鄉一個族中姑娘陪伴照顧生活。於是我借開會、出差路過之機多次到鄭州戴府採訪，在談及高敬亭之死時，戴老幾次強調：「是黨中央批准槍斃高敬亭的，葉挺親自給我看的電報。」他並反問我：「高敬亭這麼高的職位，如果不是黨中央批准，誰有這麼大的膽敢動他？」儘管有李資平、戴季英兩個當事人的當面口述，但因沒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獻，為慎重起見，長期以來，我只是作為研究高案的重要線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軍司令部於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鬥爭之經過》等大量史料證明，高敬亭確實是共產黨、新四軍以「反黨、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決定要殺的。筆者雖然認定項英與高案有涉，然而並非就認為項英要對高案負首要責任。當時江北指揮部不能與延安直接通電，楊、曹叛逃這樣的大事，江北指揮部必須要向皖南軍部稟報。同理，項英決定要撤高敬亭的職，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請示，這是中共鐵的紀律和幹部制度所決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銷高敬亭的職務後，項英才會於5月26日向蔣介石發報，走這個形式。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龍廠被江北指揮部扣押審查。10天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於6月15日致軍部電中明示項英：「中央決定派徐海東去皖整理4支隊，擔任副指揮兼4支隊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備幹部時注意。」[36]足以說明此中關係。

從1939年5月26日項英致電蔣介石要求撤銷高敬亭的職務，到6月24日高在皖東青龍廠被處死，時間長達一個月之久。葉挺雖為軍長，但並非中共黨員。當時在皖東有中原局領導下的鄂豫皖區黨委領導人鄭位三、彭康，還有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和黨的前委以及軍隊負責人張雲逸、鄧子恢、羅炳輝、郭述申、戴季英、周駿鳴、林愷等一批高級將領，對如何處理高案這樣的大事，他們經過深入的討論，一致同意對高敬亭執行槍決，並向上級彙報。對如此重要的大事，新四軍最高決策者項英不可能不請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夠的時間請示。從前述當時參加反高鬥爭的朱克靖題為《第三天》的報道中得知，在最後第三天的鬥爭大會上，張雲逸、葉挺、鄧子恢等人先後發言。葉挺在會上說：「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對高敬亭的錯誤行為和不正確的意識，是盡了很大的糾正和教育的責任的。中共數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糾正你的缺點，你都置之視若無睹，充耳不聞，實可為你的命運惋惜。」[37]完全是黨外人士的口氣。會上還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高敬亭黨籍的決定，宣讀了新四軍軍部關於開除高敬亭軍籍的決定。繼撤銷職務之後，再來個黨籍軍籍雙開，表明中共中央對高敬亭已放棄挽救。

應該說，中共決定去高，還與當時的抗戰大局有關。1938年底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確定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之後，按毛澤東的意圖，是要新四軍東進北上，再派八路軍越隴海路南下，合力打開華中敵後發展新局面，於是有1939年2月周恩來皖南之行。在雲嶺，周恩來與新四軍軍部領導人商定「向東作戰，向北發展，向南鞏固」的方針。恰是在此後不久，發生了高敬亭抵制東進的事件，干擾了發展華中的大局，也決定了高敬亭的命運。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剛被處死不久，葉挺還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軍部，項英於7月16日在雲嶺召開了全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會後以大會名義向延安發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諸同志」的報告，在肯定新四軍取得大江南北抗戰勝利成績之後，報告「同時指出正由於反黨的高敬亭之罪惡行為影響江北的發展和勝利」，最後向中央表示：

「在前後十天之中，全體代表皆以布爾什維克的一致和熱烈的發言貢獻了實際鬥爭的經驗，並充分開展了自我批評，一致擁護中央軍委對反黨的高敬亭的決定與辦法，揭發高之反黨的罪惡，指出誰違反黨的路線和決定，誰是個人利益高[於]黨誰就變成黨的罪人。」[38]

上述這個新四軍第一次黨代會給中央的報告，正是在項英主持下完成並批報的。由此看來，當時中共中央軍委確實有一個處置高敬亭的決定與辦法，罪名即為「反黨」，可見李資平、戴季英的口述證詞並非是虛妄之言。

事實上，在處理高敬亭問題上，葉挺、江北指揮部和項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葉挺在結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軍部後，項英於1939年8月致中央軍委電中，極力讚揚和充分肯定葉挺的江北之行說：「此次解決高敬亭，葉最堅決，起作用很大，而很努力，在政治上對黨均有極大進步。」[39]明顯是居高臨下地表揚葉挺在高案中執行黨的指示的堅決和努力。還有，經項英主持撰寫批報的新四軍司令部致中央軍委《反高敬亭鬥爭之經過》的彙報中，對「爭取整個部隊到黨的領導下」的反高鬥爭同樣也持絕對肯定和高度評價。

綜上所述，在葉挺過江前後，新四軍軍部和中共地方黨領導、包括項英在內，都一致認為要採取辦法解決高敬亭問題，以推動4支隊東進。高案的處理決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後，最終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項英是遙控者，江北葉挺、張雲逸、鄧子恢等人是執行者，延安黨中央是最後決斷者。重慶蔣介石「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不過是順水推舟，樂見其成罷了。3年游擊戰爭期間，國民黨重金懸賞高敬亭的人頭而不可得，現共產黨自己內訌要求殺高，豈有不準之理？

是中國共產黨處死了高敬亭，也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為高敬亭平反。

1977年4月27日，解放軍總政治部正式發出給高敬亭平反的通知。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骨灰安放儀式在安徽省合肥市舉行，4月25日的《安徽日報》對此作了長篇報道。

1983年10月30日，國務院民政部發文追認高敬亭為「革命烈士」。

注釋：

[1]《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1977]5號文件。

[2]《高敬亭、何耀榜致中共中央信》，《新四軍·文獻》（1），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頁。

[3]戴季英：《關於抗日戰爭時期幾個補充問題》（1979年3月7日），中共六安市委黨史研究室存。

[4]《方柏致烈兄的信》（1938年7月3日），中央檔案館存。

[5]《新四軍·文獻》（1），第374頁。

[6]《新四軍·文獻》（1），第113頁。

[7]《項英致中共中央電》（1939年1月27日），中央檔案館存。

[8]《項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電》（1939年3月2日），中央檔案館存。

[9]《項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電》（1939年3月14日），中央檔案館存。

[10]朱克靖：《第三天》，《抗敵》第10期。

[11]《項英致中共中央電》（1939年5月4日），中央檔案館存。

[12]《高敬亭、何耀榜致中共中央信》，《新四軍·文獻》（1），第23頁。

[13]《高敬亭、何耀榜致中共中央信》，《新四軍·文獻》（1），第23頁。

[14]《新四軍·文獻》（1），第113頁。

[15]《長江局致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電》（1938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存。

[16]《新四軍·文獻》（1），第28頁。

[17]《方柏致烈兄的信》（1938年7月3日），中央檔案館存。

[18]《朱理治致中央書記處電》（1939年4月18日），中央檔案館存。

[19]《新四軍·文獻》（1），第113頁。

[20]朱克靖：《第三天》，《抗敵》第10期。

[21]《賴傳珠日記》，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頁。

[22]《鄭位三談鄂豫皖蘇區革命》，湖北省檔案館存。

[23]《賴傳珠日記》，第164頁。

[24]《鄧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頁。

[25]朱克靖：《第三天》，《抗敵》第10期。

[26]王輔一：《近看項英》，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247頁。

[27]《項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電》（1939年3月2日），中央檔案館存。

[28]《項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電》（1939年3月14日），中央檔案館存。

[29]《項英致中共中央及軍委並轉中原局電》（1939年4月21日），中央檔案館存。

[30]《項英致中共中央電》（1939年5月11日），中央檔案館存。

[31]《葉挺、項英致蔣介石電》（1939年5月26日），台北「國史館」存。

[32]《周駿鳴自傳》，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頁。

[33]《高敬亭》，《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年4月27日）。

[35]《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項英電》（1939年4月21日），中央檔案館存。

[36]《新四軍·文獻》（1），第401頁。

[37]朱克靖：《第三天》，《抗敵》第10期。

[38]《中共中央東南局》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9頁。

[39]《項英致中共中央軍委電》（1939年8月），中央檔案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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