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撰文：王汎森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為什麼現實中的「禮學大家」在日記和未刊著作中會有極端反叛的面孔？晚清以來，面對時代的困局和挑戰，中國民間社會又有什麼反應？為什麼有的西方主義要反西方，有的傳統主義卻是反傳統的？歷史記憶是怎樣被壓制下去的，又是怎樣復活的？何以知識精英會自問「我為什麼還不是一個工人」？近代中國，為什麼學術會逐漸淪為闡釋現實的工具？何以知識精英會自問「我為什麼還不是一個工人」？
一個關心時代的知識人能夠將他的關懷、時代境遇與學問套疊起來，形成一面三稜鏡，映照他所屬的時代。適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國知識人的學術追求、思想世界乃至個人命運與時代劇烈碰撞，從應對「傳統學術與思想內部的危機」，到「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糾纏與徘徊」，再到建立「學術社群」的努力、學術世界主義與學術民族主義間的兩難選擇，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貫穿其間。
而在原有秩序已經崩解的近代中國，任何一種思想都有機會脫穎而出，同時也有許許多多的思潮在競爭，必須擺脫「後見之明」式的，或過度目的論式的思維，巡迴往還於「史家的邏輯」與「事件發展的邏輯」之間，才能發掘其間的複雜性、豐富性及內在的張力，發現晦暗不明的思想與人物，傾聽多元競逐的聲音。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2月出版）。
傅斯年與陳寅恪
人類學家克羅伯（Alfred L．Kroeber）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麼天才成群地來（come in a cluster）？ 19 世紀90 年代的中國， 似乎就印證了「天才成群地來」這句話。在這成群而來的學術人物中，有些是單打獨鬥，靠著本身的研究對學術界產生了廣大的影響， 也有的除個人學術外，還留下制度性的遺業（institutional legacy）， 而至今仍在學術界維持其影響力的，前者可以陳寅恪為代表，而後者可以拿傅斯年為例。我個人覺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者費弗爾（Lucien Febvre）。首先，他們都是集學術、組織、鑒賞力及霸氣於一身的人，他們都有長遠的學術眼光， 對史學發展有一個整體的觀點，而且他們都主張跨學科的合作，也都在一個動蕩、資源並不豐厚的時代環境中，成功地聚合各種資源， 並儘可能地將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開創了一個學派。而陳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羅致到史語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止一次對人說陳寅恪是三百年來第一人，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組找到他來領導， 是傅氏相當得意的事。
陳寅恪與傅斯年締交始於他們留學柏林的時期，陳氏之弟青年黨創始人之一陳登恪應該是介紹人。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學。傅、陳二人於1923 年在柏林大學見面，當時傅氏甫從倫敦大學轉學該校， 此後同學近兩三年之久。可惜，這時期他們兩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為他們作年譜的人在記述這幾年的生活時幾乎都只能一筆帶過。
1924 年曾往德國訪問的趙元任夫人楊步偉（1889—1981）留下這樣一段記載：「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得不得了， 他們說只有孟真和寅恪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他們常常午飯見面，並且大家說好了各吃各的，因為大家都是苦學生。」當時同在德國留學的毛子水也形容：「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但他說俞大維（1897—1993）對傅氏更佩服，私下對人說：「搞文史的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
陳寅恪與傅斯年的相處，似乎對傅氏的治學方向造成某種改變。傅氏到英國時的興趣是實驗心理學及弗洛伊德的學說，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不過，在柏林的最後一兩年，我們發現他的注意力逐漸轉向比較語言學方面。從傅、陳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處。在傅斯年先生的遺物中有一藏文筆記本，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授課教授相同，足見他們可能上過同一教師的課程。陳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師呂德斯（Lüders），而在傅斯年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所授的課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當時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陳寅恪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我遂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從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可以判斷，他當時開始大量購買這一方面的書籍。
陳寅恪和傅斯年
當時兩人的相得之情，或許可以在1927 年陳氏的一首贈傅斯年的詩中看出：
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
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
今年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解識玉璫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雲。
從這一首詩中可以看出陳氏對傅斯年想將「東方學的傳統」從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並在中國建立新學術的悲願是相當欣賞、支持的。在陳寅恪的詩中並不輕易用「天下英雄獨使君」這麼高級的形容詞，它顯示了陳氏對傅斯年一番事業的期待。
陳寅恪從1929 年起便應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 一直到陳氏滯留大陸，在台北繼任該組主任的陳槃先生仍不敢真除， 自稱代主任，直到1969 年陳氏凶耗傳來，才將「代」字去掉。不過陳寅恪真正待在史語所的時間並不長，傅斯年特許他在大學以專任研究員暫支兼任薪水名譽上課，而歷史組的實際組務則由傅氏代辦。在傅氏檔案中尚有數張蓋有陳寅恪私章的公文紙，是陳寅恪預留作為推薦升等之用的。不過，在一些重要的會議及決定上，陳寅恪仍儘可能參加。
抗戰時期，史語所南遷昆明，傅斯年、陳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樓房，陳居三樓，傅居一樓，當時同仁便注意到每當空襲警報大作時，大家皆往樓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卻往三樓沖，以護持視力模糊、行動不便的陳寅恪下樓。而陳寅恪給傅斯年的四五十封私信也大多集中於抗戰期間轉徙西南之時。
在陳寅恪所有的來往函札中，給傅斯年的信當屬大宗，陳寅恪一生只寫過幾封簡訊給胡適，即使連相契至深的陳垣，陳寅恪寫給他的信也遠少於傅氏，相較之下可以看出他與傅斯年交往的比重。這一批書信所談的都是日常瑣事及身世之慨，幾乎沒有論學作品， 其中以抱怨生活病苦占最大比例。它們對了解從抗戰到勝利之後將近十年間陳寅恪的生活狀況，大有裨益。而這些在蔣天樞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都未能得見。
這批信首先是談病與窮。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沒有不窮的，吳晗曾在一封給傅斯年的信中說他寫《朱元璋傳》純粹就是為了生活， 並在信上為如何買幾斤米寫上一大段。不過陳寅恪敏感的心靈對窮困更難忍受。他所需要的，其實只是幾百英鎊而已。但是為了幾百鎊， 也花費這位史學大師無數筆墨，來來去去地談兌換及償還的細節。在這批信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已失去戰前在北京那種優遊著述的心情，一場戰爭下來，使得他處處感到生活與身體都陷入絕境，所以到處可以見到如下字眼：
弟素憂國亡，今則知國命必較身命為長。
宜其不久將淘汰也。
弟所患為窮病，須服補品，非有錢不能愈[ 癒] 也。
薪金不足以敷日用，又無積蓄及其他收入可以補助，且身病家口多，過儉則死亡也。
家人大半以禦寒之具不足生病。所謂「饑寒」之「寒」，其滋味今領略到矣。
第二是有關陳寅恪受聘到牛津大學任教之事。陳氏於1939 年初決定受牛津之聘，同時為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當時牛津除想借陳氏之力成一漢學重鎮外，從各種私札中還可以看出他們想讓他監督英譯《唐書》的工作。最初劍橋方面考慮聘陳氏，可能是托駐英大使館代為推薦人選，故杭立武在1938 年9 月17 日致傅信說：
關於介紹寅恪先生赴劍橋任教事，近接劍橋來函詢問下列各點（一）年齡（二）體格如何（三）如聘請任教，能否在英連續五年以上（四）英文程度如何（講演須用英文）……
後來劍橋事未成，牛津方面卻成功了，所以此後陳氏一家便一直待在香港準備前往牛津。他們借錢買了船票，但後來歐戰爆發，牛津大學疏散至韋爾斯一帶，而且赴歐道阻，未能成行。大戰結束後， 寅恪赴英治眼疾，負責診治的是英皇喬治的醫生，但因為先前在成都存仁醫院的手術失敗而未再開刀。
我個人始終認為陳寅恪牛津之聘對他個人而言並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他的成就，根本不需要這個頭銜來肯定。20 世紀30 年代英國的東方學傳統比不上法國或德國，T. H. Barrett 一本講英國漢學的小書Singular Listlessness ：A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中已將這個實情和盤托出。牛津、劍橋的圖書設備不好，學生不多，對陳寅恪而言，赴英只是為了全家人能平靜地住在一起，他自己能專註研究而已。
牛津給陳寅恪的薪水是由英庚款在文化教育項下支付的，所以寅恪向該會借了三百英鎊作為川資，在無法償還這一筆「巨款」之前，不去英國便得還債，而他當時已一貧如洗，故他在一封給傅氏的信中說「欠人款自應踐約，故去牛津不成問題」，但又說「惟此時則去英途中乘船既危險，到彼無學生，又戰時所得稅極重」，「我知劍橋尚有學中文學生，牛津似乎學中文者空無一人，如彼不歡迎， 或無人理會，則不必去」。在百無聊賴之際，陳氏也曾想放棄赴英而將全家搬入四川，可是搬家需要另一筆川資約國幣五千元，在進退不得之際，陳寅恪決定「只有冒險赴英一途」（給鄧廣銘信）。
陳氏在香港等待赴牛津的這一段時間極為窮苦，雖然中英庚款按月給予補助，但他仍抱怨「無肉食」、「一屋三床」，自己與妻子都病了，卻只能「輪班診治，否則破產」。
從這一批書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對陳氏的始終支持。陳氏在遇到任何現實生活上的困境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寫信找傅氏商量， 再由傅氏找朱家驊及杭立武等政府官員想辦法。
當香港被日軍攻陷時，陳寅恪一家消息全無，傅斯年忙著到處打電報請人營救。當時國民政府曾派機前往接人，但從來往的書信看出，除非是政府要人，否則無法列入接運名單。
陳寅恪之不能及時撤出香港，也與當時政府的錯誤判斷有關。1941 年12 月，香港尚未陷落時，傅斯年請人幫助陳寅恪離港，但在港的杭立武12 月12 日回信說：「似香港尚可守，至航空運輸僅限通貨，等通貨運完才照登記次序及緩急辦理。至於當時中央在港人員則不撤。等到真撤時，需開名單交最高當局批准。」寅恪似未成功列入撤運名單中，後來派去的飛機又只運走孔祥熙家的機師、箱籠及寵物，所以當時在港「要人」皆未接出，消息透露後，引起重慶五千學生遊行抗議。這件事可能加深了傅斯年後來在1945 年倒孔祥熙的決心，也更加深陳寅恪對國民政府之不滿，他的詩「九儒列等真鄰丐」，想必是有所為而發。
後來陳氏不斷託人向國內要求援助，最後得以脫險由廣州灣赴桂林。這批書信中對整個脫險獲救的歷程有所反映。陳氏一生受困於財，連不能離港避難也是因為沒錢。他信中說自己窘迫到「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以衣鞋抵債，然後上船」。他曾在給傅斯年一封信中說：「弟不好名而好利，兄所素知」，其實是對自己經濟困窘悲憤之餘的一種自我調侃。
第四，這一批信可以對寅恪先生在香港陷日後之苦況及面臨日本人威逼下之凜然大節有進一步了解。在這批書信中夾有一不知名者所寫之報告：「聞偽組織曾四次逼其赴廣州教書，均被拒絕，日人饋米亦未收，但近日病甚。寅恪兄素來食麵，現在面極難得。前傳其已赴廣州，不確。」蔣天樞的《事輯》中引陳流求筆記：「這年春節後，有位父親舊時學生來訪，說是奉命請父親到當時淪陷區的上海或廣州任教。父親豈肯為侵略我國的敵人服務。只有倉促設法逃出。」此事可從當時的幾封通信中獲得更詳細的內情。如1942 年6 月19 日陳寅恪給傅斯年等人的信中說：
即有二個月之久未脫鞋睡覺，因日兵叩門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遷四次；至於數月食不飽，已不肉食者，曆數月之久。得一鴨蛋，五人分食，視為奇珍。此猶物質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則有汪偽之誘迫，陳璧君之兇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托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雖均已拒絕，而無旅費可以離港，甚為可憂。
當然，從這批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對某些原則堅持不讓以致和陳寅恪不快的情形。傅氏一生對陳寅恪呵護照顧，無微不至。可是， 當陳寅恪脫險從香港赴桂林，任教於廣西大學時，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葉企孫未經傅氏許可即發給專任研究員聘書及薪水，容許陳氏在廣西教書。傅氏聞訊勃然震怒，一方面痛責總幹事葉企孫，一方面寫信給陳寅恪。傅氏說他在史語所多年來為了維持制度，不準研究人員拿所里的薪水卻在外面教書，不可因陳氏而破壞。他在信中說「老兄是明理之人」，一定可以體諒。
傅氏對陳寅恪於脫險之後未直接到李庄史語所感到不快，去函責備。信中對陳氏先前滯留港大教書不滿，對他留廣西大學教書也不滿，說「弟等及一組同人渴願兄之來此」。傅氏說過去他對陳寅恪在外教書雖不同意，但「朋友不便多作主張，故雖於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於兄既定辦法之後，有所見命，當效力耳。猶憶去年春， 弟入中央醫院之前一日，曾為兄言，暑假後不可再往香港，公私無益，且彼時多方面湊錢，未嘗不可入內地也。但兄既決定仍留港後， 弟養病歌樂山，每遇騮先、立武見面皆托之設法也」。他反對寅恪留在廣西而不入四川，說：「至少此（四川）為吾輩愛國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誤不容再誤也。」（1942 年8 月14 日函）陳寅恪的複信也相當不客氣，坦言自己就是想拖延： 「弟當時之意，雖欲暫留桂，而不願在桂遙領專任之職。院章有專任駐所之規定，弟所夙知，豈有故違之理？今日我輩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點正與兄同意者也。但有一端不得不聲明者，內人前在港，極願內渡；現在桂林，極欲入川。而弟欲與之相反，取拖延主義，時時因此爭辯。其理由甚簡單，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飽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飽而消化亦是難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 不能作詩。平生偶有安眠飽食之時，故偶可為文，而一生從無既富且樂之日，故總做不好詩。古人云詩窮而後工，此精神勝過物質之說，弟有志而未逮者也。現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過八、九百元之間，而弟月費仍在兩千以上，並躬任薪水之勞，親屑瑣之務，掃地焚[ 蚊] 香，尤工作之至輕者，誠不可奢泰。若復到物價更高之地， 則生活標準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故得過且過，在生活能勉強維持不至極苦之時，乃利用之，以為構思寫稿之機會。前之願留香港，今之且住桂林，即是此意。若天意不許畢吾工作，則亦只有任其自然。」（1942 年8 月30 日致傅函）從這些信看起來，傅、陳二人在抗戰中後期關係一度相當緊張。
1943 年冬，陳寅恪突然失明，此後書信幾乎全由夫人唐篔代筆。所討論的，也是由窮與病衍生出來的一些生活問題。如果這一批信札基本上是完整的，則傅、陳二人的通信在1946 年春已經停頓了。
1948 年12 月，當北平危急時，傅斯年發起搶救北平學人到南京的計劃，陳寅恪一家也在裡面。可是陳家在飛到上海停留不久之後便決定前往廣州，而且是由陳寅恪主動寫信給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要求前往。從1949 年元月傅斯年發表為台大校長起，一直到該年10 月，傅氏極力電催陳氏來台，從催促的電文內容看來，陳氏先前對傅斯年似乎有某種承諾，但最終還是未成行。從這批信函中， 並不能對此中隱曲得到直接了解。我們只知道，1950 年12 月，當傅斯年以台大校長身份在省參議會接受質詢而猝逝時，陳寅恪很快便知道了。《陳寅恪詩集》中有《〈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一首，這首詩已經被傅氏昔日門生指出是為悼念傅斯年而作。該詩自題1950 年12 月，也就是傅斯年猝逝於台北之時，而《霜紅龕集》的作者是傅青主， 正好影射傅斯年，「望海詩」更顯然是對隔海的傅氏而發。詩中表達了他對傅氏的懷念：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
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這一首意味深長、余蘊無窮的詩，結束了兩位一代大才二十幾年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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