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傳播伊斯蘭教
原文題目：鄭和下西洋致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瘋狂擴張
原文刊載在《回回研究》2003年第1期
近年來,對於鄭和下西洋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活動和意義,國內很多學者都作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然而,對鄭和航海與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傳播之間的聯繫,目前見到的研究成果還不多。當然,這與涉及這一問題的史料較少有很大關係。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傳播與鄭和的航行之間有密切的聯繫。在今天中國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走向世界的時候,開展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具有學術價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因明朝皇帝為穆斯林，所以明朝不僅在中國國內推廣伊斯蘭教，在鄭和下西洋期間，又向海外積極傳播伊斯蘭教。
一、問題的提出
我們知道,伊斯蘭教在全世界的傳播路線和時間大致是這樣的:自公元7世紀在阿拉伯半島始傳後,在100年左右的時間裡伊斯蘭教便很快傳播到西亞、北非的大部分地區,成為了這些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接著,伊斯蘭教又迅速在西班牙(8-10世紀)、中亞(9-11世紀)、南亞(10-13世紀)普遍傳播,成為這些地區的主要宗教。
伊斯蘭教的傳播並不像有的西方人所認為的那樣,是「穆罕默德一手拿著劍,一手持著《古蘭經》」,靠軍事征服完成的。在有的地方它確實是伴隨著軍事征服而傳播的,但在大多數地區,它的傳播是以非暴力的傳教方式完成的。伊斯蘭教的主要傳播者也並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例如,伊斯蘭教向西發展先是從阿拉伯人到埃及人,再由埃及人到柏柏爾人,柏柏爾人成為穆斯林後,再把伊斯蘭教帶到北非和西班牙的其他民族中去。向東也是先由阿拉伯人傳到西亞的波斯人中,再由波斯人傳到中亞的突厥人、蒙古人等民族中,這些民族又把伊斯蘭教向東帶到中國,向南帶到印度等地[1]。這種「接力」式的傳播是伊斯蘭教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
伊斯蘭教15世紀才開始普遍在東南亞的海島地區(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新加坡等地)傳播,但傳播的速度卻是驚人的,到16世紀初這一地區的伊斯蘭化便基本完成了,整個過程不到100年。今天,東南亞海島地區是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它約有1.8億穆斯林人口,佔全世界穆斯林近五分之一。印度尼西亞是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蘭國家,其國民90%都是穆斯林;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國教,穆斯林也佔全國人口半數以上。另外在菲律賓、新加坡、汶萊也有著占人口相當大比例的穆斯林。
但伊斯蘭教是怎樣進入東南亞的?它又是如何在東南亞傳播的?至今仍是學術界懸而未決、爭議頗多的一個問題。澳大利亞著名的東南亞學者尼古拉斯?塔林在他的著作《東南亞簡明史》中寫道:「伊斯蘭教從東南亞以外的傳入提出了一個文化帝國主義問題:它是如何來的?它又是如何傳播的?雖然阿拉伯人早就在商路上建立了殖民點,早在674年前後蘇門答臘西岸就接觸到了伊斯蘭教,但直到鄭和的海軍遠征東南亞後它才開始產生廣泛的影響。」[2](Ｐ29)
中國的穆斯林航海家鄭和在1405-1430年間,曾率領一支龐大的艦隊七次遠航,抵達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的許多地方。鄭和的遠航與西方的哥倫布、達伽馬等人的航海探險活動相比,不僅規模大、人數多,而且時間也早了近百年。鄭和航海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活動和意義,早已備受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學者們開展了廣泛的研究,並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那麼,鄭和下西洋是否與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有關呢?
如果我們從伊斯蘭教在全世界傳播的路線、時間、方式來進行宏觀的考察,再從中國文獻記載的鄭和家世、生平和一些有關活動,以及從鄭和航線沿途的許多遺迹和民間傳說來進行微觀的考察,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存在著一些重要和有趣的聯繫,也自然會提出一些問題。
問題一:據記載,早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在從紅海到中國的海路上建立了一些居留地[5](Ｐ257)。公元8世紀後,更是有大量的穆斯林從海路到中國來經商傳教。按理說,伊斯蘭教應先在沿途各地廣泛傳播,然後才到達中國。但事實上,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大規模迅速傳播卻是在15世紀以後,也就是說,是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後才開始的。於是,我們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從時間上來說,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全面傳播與鄭和航海之間難道有什麼聯繫嗎?
問題二: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傳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地區正是鄭和航行中活動最頻繁的滿剌加、蘇門答臘、爪哇等地區(即今天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而在鄭和艦隊的活動難以抵達的東南亞半島內陸地區(今天的緬、泰、老、柬、越),伊斯蘭教基本就沒有傳入。這難道也是巧合嗎?當然,有人會說,東南亞海島地區也正是阿拉伯人東來的必經之路,所以伊斯蘭教在這一地區的傳播應該主要是阿拉伯人。從邏輯上來說確實應該如此。但我又想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同樣是阿拉伯人活動範圍內、而且比東南亞各國距阿拉伯半島更近的錫蘭、印度南部等地,伊斯蘭教的傳播反而卻遠沒有在東南亞海島地區普遍呢?
問題三:鄭和本人是穆斯林,但從有關的史料來看,他前幾次的航行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活動並不多。但他後期的幾次航行卻帶上了越來越濃厚的伊斯蘭色彩,如第三次航行歸來後到故鄉雲南昆陽上墳,參加伊斯蘭齋月活動,從第四次航行起帶上了馬歡、哈三等穆斯林隨員,第五次出訪前到泉州拜謁伊斯蘭先賢墓,後來又幫助重修南京、西安等地的清真寺,第七次遠航時派洪保、馬歡等人出訪伊斯蘭聖地麥加,等等。鄭和後期航海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活動為什麼會增多?這是否與他在海外傳播伊斯蘭教的需要有關呢?
如果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我們或許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鄭和航海與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確實有重要聯繫。
二、15世紀時中國和東南亞伊斯蘭教的情況
如果要作出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與鄭和有聯繫的推論,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當時中國伊斯蘭教必須具備向東南亞傳播的條件。
伊斯蘭教始傳後不久就通過著名的陸上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了中國。據記載,唐代在中國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來華不歸的使臣、士兵、學者。伊斯蘭教也隨他們來到了中國。宋代海上貿易更加發達,到中國來的西亞穆斯林更多,伊斯蘭教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還出現一些規模壯觀的清真寺,如廣州的懷聖寺、泉州的清凈寺等。到了元朝時,中國與西亞均囊括在蒙古人的大帝國中,陸上交通暢通無阻,大批中亞、西亞的各族穆斯林遷入中國,被統稱為「回回」。另外,在元朝實行的等級統治制度中,回回屬於色目人,其地位僅次於蒙古人,而高於漢人和南人,這也吸引了不少中國人改宗伊斯蘭教。因此,中國伊斯蘭教在元朝進入了大發展時期。當時,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數之多,以致於《明史?西域傳》稱「元時,回回遍天下」。
元末明初,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形成了一個以漢語為其語言的民族共同體———回族,比較集中地聚居在甘肅、陝西、寧夏、雲南等地,江南沿海以及從杭州到北京的運河兩岸也有許多穆斯林聚居區。當時,穆斯林在中國人口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協助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開國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藍玉、馮勝、沐英、丁德興等一批重要將領都是穆斯林,由此可見一斑。鄭和的家鄉、地處西南一隅的雲南,元代因來自西域的賽典赤?贍思丁主政多年,伊斯蘭教也得到了普遍的發展,成為中國穆斯林較多、伊斯蘭宗教文化較發達的一個省份。
除了人數眾多外,更重要的是,元明時期中國穆斯林嚴格地遵守著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建立了有自己特點的宗教禮儀、習俗制度,建立了伊斯蘭教的經堂教育制度,開展了傳抄和背誦《古蘭經》、用漢文碑刻記載伊斯蘭教義等宗教學術活動,還在各地建立了許多規模宏偉、富有中國建築特色的清真寺。這一切都說明,明初伊斯蘭教在中國已發展得比較完善,已完全具備了向外發展和傳播的條件。
而當時東南亞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呢?
由於受印度文化的影響,東南亞海島地區長期流行的是印度教和大乘佛教。雖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通往中國的海路沿途早就建立了一些立足點,但至少到13世紀末,伊斯蘭教在絕大部分地區仍沒有多少影響。現在惟一能說明當時東南亞已傳入伊斯蘭教的根據(也是西方學者認為東南亞伊斯蘭教是由印度傳入的依據),是在蘇門答臘北端發現的一塊穆斯林蘇丹墓碑。這塊碑來自印度的古吉拉特,時間是1297年。但僅此而已。英國東南亞史學者霍爾認為,除蘇門答臘北端外,東南亞其他地方都是在15世紀以後才傳入伊斯蘭教的。馬可?波羅父子13世紀末從中國返回歐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14世紀中期往返中國的途中都曾經過蘇門答臘等地。據他們記載,當地人多為偶像崇拜者,伊斯蘭教剛剛才開始傳播,信奉者很少[5](Ｐ258)。
隨鄭和遠航的馬歡在其著作《瀛涯勝覽》中也記載了當時爪哇等地除外來移民外,當地土著人仍「崇信鬼教」。這裡說的「鬼教」很可能是當地的原始宗教。鄭和的另一重要隨員費信在談到彭國(今馬來西亞的彭州)時也寫道,「風俗尚怪,刻香木為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6]。沿海交通要途的情況尚且如此,在其他遙遠偏僻的地方,伊斯蘭教的傳播就更罕見了。而從另一方面來看,14世紀後期,在中亞的帖木兒率領下,蒙古大軍的鐵騎橫掃伊斯蘭世界中心的西南亞地區,所到之處,燒殺擄掠,伊斯蘭文化遭到嚴重摧殘和打擊,西亞、波斯、印度等地呈現一片破敗衰落的景象,昔日繁榮的印度洋海上商路也日趨蕭條。因此,此時伊斯蘭教已很難再經海路從西面向東南亞海島地區發展。
綜上所述,在14-15世紀之交,中國的伊斯蘭教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已達到其鼎盛時期。而東南亞雖然早已從其西邊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接觸到了伊斯蘭教,但信仰者人數一直很少。而且由於當時西南亞的衰落,傳入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已成了無源之水。於是,中國和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就如同兩處位置高低不同的水一樣,其中存在著很大的「落差」。只要有一條能連通兩邊的渠道,高處的水就會流向低處。這條連接15世紀中國伊斯蘭教與東南亞的通道,就是七下西洋的鄭和。
三、鄭和在海外的伊斯蘭教活動
鄭和在海外確實進行過一些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活動。綜合近年來國內外一些學者發表的論著以及筆者粗淺的研究,這些活動主要集中在舊港、爪哇和馬六甲等地。
(一)舊港 位於蘇門答臘南部的舊港(巨港)是南洋重鎮。明朝統一中國後,一些不服從洪武三年頒布的禁海令的不法商人流亡到南洋諸島,從事反對國家的活動。有的淪為海盜,掠奪過往商旅。當時占踞舊港的陳祖義「充為頭目,甚是豪橫,常以船隊入寇福建浙江」[7]。明初還不斷有違反禁海令的商人從廣東、福建等地逃居舊港。[7]。因此,清除海上交通障礙,重新確立中國對南洋的控制和影響,是鄭和航行的主要任務之一。
鄭和第一次航行的重要活動之一就是在舊港剷除海盜陳祖義,提拔施進卿為舊港宣慰使,同時以招撫的手段,在舊港建立了與忠於明朝王室的穆斯林社區。印尼學者巴林桐安寫道:「1405年鄭和訪問爪哇以後,1407年在舊港便產生了穆斯林社區。」[3]這樣,鄭和便通過華人和伊斯蘭教這兩重關係確保舊港處於中國的控制之下。鄭和不僅每次出航都要到舊港,而且在1424年(即在第六、第七次下西洋之間)又專程去舊港解決大阿訇施進卿死後的繼承問題,讓其女兒施二姐繼任舊港宣慰使,可見他對舊港地位的重視。
關於依靠華人穆斯林的問題,新加坡學者陳育崧說:「這些早期中國殖民地的居民是中國的穆斯林移民。在鄭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個勢力範圍,宗教與貿易交織在一起進行……這個時期的中國移民,在上述冒險事業中都是先驅者,他們既是穆斯林,同時又在重要的貿易中心,如舊港、革爾昔等地積極建立各種伊斯蘭社區,然後以此為基地開始了對當地居民進行改宗伊斯蘭教的工作。」據陳育崧先生考證,後來在東爪哇傳播伊斯蘭教的著名的「施大娘子俾那智」就是施進卿的女兒施二姐[3]。
(二)爪哇 鄭和下西洋時,爪哇各地也已有華人。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載道:「滿者伯夷國有三等人……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竄居此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佛門受戒持齋者。」鄭和在爪哇也是採取依靠當地華人穆斯林的做法,並鼓勵當地華人「爪哇化」,如採用爪哇人的名字、與當地人通婚等,這樣就打下了伊斯蘭教進一步傳播的基礎。鄭和曾任命彭德文為當地華人社團領導人,彭的孫子彭瑞和後來成了在爪哇傳播伊斯蘭教的「九賢」之一,被尊稱為「蘇南岸倍爾」(蘇南即賢人)。據說爪哇「九賢」中就有5人是華裔。鄭和訪問爪哇之後,爪哇逐漸從佛教占統治地位過渡到了伊斯蘭教占統治地位。16世紀初信奉伊斯蘭教的淡目王國(Ｄｅｍａｋ)消滅了佛教王國滿者伯夷(Ｍａｉａ ｐａｈｉｔ),標誌著爪哇伊斯蘭化的最終完成。據一些東南亞學者考證,淡目王國的創立者羅登?巴達也是一位華裔,而且是彭瑞和的弟子。正是由於鄭和有遠見地幫助建立起華人穆斯林社區,最後通過他們使伊斯蘭教傳到爪哇各地。
19世紀初英國傳教士馬禮遜(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外國史略》中寫道:「眾島之中,牙瓦最貴,古名小爪哇……明永樂三年,有回回教師(指鄭和)領大軍強服其土民,使棄偶像,而拜回回教主。」[8]馬禮遜曾長期在南洋活動,搜集了不少材料,他的記述肯定是有一定依據的。《劍橋伊斯蘭史》也說:「中國穆斯林給東爪哇的伊斯蘭教留下了他們的印記……至今他們的後裔在外表上仍有別於當地的穆斯林。」[4](Ｐ130)爪哇民間至今仍流傳著一些鄭和在這裡傳教的傳說。三寶壟、井裡汶等地的清真寺在建築風格上與中國南方的清真寺十分相似,都說明兩者之間有密切的聯繫。
(三)馬六甲 馬六甲位於馬來半島南端,地處東西海路交通的要衝,在中國史書中被稱為滿剌加。滿剌加的伊斯蘭化是與該國的第一位君主拜里迷蘇剌(Ｐａｒａ ｍｅｓｊｗａｒａ)改宗伊斯蘭教聯繫在一起的。據《明史》載,拜里迷蘇剌建立滿剌加國後,受暹羅欺壓,求助於中國。明帝同意給予幫助,1405年封拜里迷蘇剌為滿剌加國王,並賜予誥印、襲衣等。但暹羅仍沒有停止對滿剌加的欺凌。於是,1409年鄭和第三次航行時奉命來到暹羅和滿剌加,一方面對暹羅提出警告,一方面正式為拜里迷蘇剌舉行命名封王儀式,賜銀印、冠帶袍服,「是後暹羅莫敢侵擾」[7]。滿剌加此後便處於中國的保護之下,並迅速強大起來。值得注意的是,拜里迷蘇剌此時並不是穆斯林。
為了表達對中國的感激之情,拜里迷蘇剌1411年親自率領一個540多人的龐大使團隨鄭和船隊來中國,受到明成祖的熱情接待。正是在這次中國之行後,72歲的拜里迷蘇剌改信了伊斯蘭教,成了一個穆斯林,並把自己的稱號也改為伊斯坎達爾?沙[9](Ｐ236-264)。國王的改宗使滿剌加成了一個伊斯蘭教國家。這個國家與中國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伊斯坎達爾?沙於1412年和1413年又分別派他的兩個侄子訪問中國。1414年伊斯坎達爾?沙去世,其子即位後即到北京朝貢,以後於1419年又再次訪問中國。他們從滿剌加到中國的往返多是搭乘鄭和船隊。
不少人根據馬歡在《瀛涯勝覽》中曾記述滿剌加「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誦經」,就認為鄭和下西洋時滿剌加已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其實,馬歡從1413年(即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時)才開始參加鄭和船隊活動,而《瀛涯勝覽》成書的時間更是在20多年之後,此時拜里迷蘇剌已改信了伊斯蘭教,滿剌加的伊斯蘭化已基本完成,所以馬歡看到的自然就是「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了。
鄭和在舊港、爪哇等地主要是靠在當地建立華人穆斯林社區,扶植土著穆斯林勢力來達到傳播伊斯蘭教的目的。馬六甲的伊斯蘭化則是通過該國統治者改宗而完成的,而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鄭和在這一過程中無疑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滿剌加的伊斯蘭化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強大的滿剌加穆斯林王國興起後,加速了整個東南亞的伊斯蘭化。
(四)汶萊和加里曼丹 汶萊古稱婆羅,當時也有很多華人移民。汶萊的伊斯蘭化是在鄭和對這裡的訪問之後,而且與當地華人也有密切關係。《明史?婆羅傳》載:「永樂三年十月遣使(即鄭和)齎璽書、彩幣撫諭其王。……萬曆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竟據其國而王之。」[10]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訪問了加里曼丹北部的另一個國家渤泥。後該國國王率150多人隨第二次航海的鄭和前來中國,後國王在中國病逝。與滿剌加一樣,渤泥的伊斯蘭化也是在15世紀後期完成的。
印尼學者斯拉默穆利亞納說:「鄭和先是在巨港,後來在三發(位於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社區,接著又在爪哇沿海、馬來半島和菲律賓等地建立類似的社區。他們遵照哈乃斐派的教義和義務傳播伊斯蘭教。」另一位著名的印尼伊斯蘭教學者哈姆加在1961年寫道:「印尼和馬來亞伊斯蘭教的發展,是與中國的一名穆斯林有著密切關係。這位穆斯林就是中文名字叫鄭和的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將軍。」[11](Ｐ113)西方學者也承認,在歐洲人來到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國人通過海上航行無可爭辯地在東南亞起主導作用,而這一時期正是伊斯蘭教在這個地區的傳入和大發展時期,這並不是一種巧合[2](Ｐ32)。
鄭和與隨他航行的馬歡、郭崇禮、哈三、蒲和日等人都是穆斯林,據說他們每到一地都要舉行伊斯蘭教儀式並宣傳教義[11](Ｐ111)。鄭和第七次遠航時,派出馬歡等7人從古里前往伊斯蘭聖地麥加(天方國)和麥地那,摹繪了麥加大清真寺圖,後與麥加、麥地那派出的使者一起返回中國。這些也都是鄭和在海外開展的重要伊斯蘭活動。
四、一個難解的歷史之謎
雖然從以上的敘述和分析來看,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教的傳播確實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奇怪的是,在一般中國史料中,我們卻看不到任何關於這個問題的記載。對於這一點,我想大概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一是明初對伊斯蘭教的政策;二是鄭和的家世。
明王朝建立後,總的來說,對伊斯蘭教採取的是比較寬容的政策,任用他們中一些有才幹者為朝廷官員。但由於穆斯林在元朝屬於地位較高的色目人,在明朝統治者眼中仍是「外夷異類之人」[12]。明朝當局對色目人懷有一定戒心,採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如《大明律》規定色目人「不得本類自相嫁娶」,禁止他們穿胡服、講胡語、用胡人姓氏,目的是促使他們漢化。正是在這種同化政策的壓力下,一些不願同化的穆斯林便把發展的眼光投向海外,因此明初有不少穆斯林漂洋過海,移居南洋。
明成祖選擇鄭和作為明朝正使遠航,肯定考慮過他的穆斯林身份。中國當時已知道西域諸國信仰伊斯蘭教,派一位穆斯林去與這些國家打交道,自然是要方便得多。雖然鄭和本人是穆斯林,有傳播伊斯蘭教的義務,但他的航海畢竟是作為中國使臣進行的外交活動,其主要任務是「宣德化而柔遠人」、「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3],為大明帝國控制南洋諸國,並聯絡更遠的伊斯蘭國家。因此,他的伊斯蘭教活動必須與他身負的使命一致。在這一點上,可以說,鄭和是做得非常圓滿的。從上面我們看到,他通過伊斯蘭教,不但廣泛傳播了中國文化,同時也加強了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和控制。
然而,中國和東南亞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宗教是佛教。儘管鄭和在海外的伊斯蘭教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其外交使命服務的,但由於伊斯蘭教始終被視為「外夷異類」所信仰的宗教,鄭和的伊斯蘭教活動沒有被記入正史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有些情況被記錄了下來,它們也很難在國內保存和流傳。而且,鄭和作為一名太監,在當時正統史家眼中的地位是較低下的,他們對於他在海外的伊斯蘭教活動則更不以為然。
至於說到鄭和的家世,其祖父和父親都是到過麥加朝覲的「哈只(Hajji)」,無疑是當地有地位有身份的穆斯林。有的學者認為,鄭和是元末雲南穆斯林望族之後,甚至認為他是賽典赤的六世孫,並說其祖父和父親都被封為滇陽侯[14](Ｐ24-25)。鄭和的父親1382年在明軍征服雲南時死去,當時只有39歲,顯然是一種非正常的死亡。鄭和年僅11歲便被擄入宮中,淪為太監。有這樣家庭背景和身世的鄭和,儘管後來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在伊斯蘭教問題上仍然會有許多忌諱。這在一些史料中都有所反映,如在第一次下西洋前為其父立的《故馬公墓志銘》中,鄭和只稱其父和祖父為「馬哈只」,而隱去了他們的真實姓名。在第三次遠航後,鄭和奉命回故鄉上墳,本來此事應該立碑紀念,但他也只在碑陰右上角作了簡單的記錄。這都說明鄭和在關於其家世和宗教信仰上有難言之隱。那麼,對於他在海外的伊斯蘭教活動,鄭和一定也不願在中國宣傳張揚。
一方面正統史學家不屑記載,另一方面鄭和出於顧忌而不願記載,結果就是這一重要的歷史活動在中國史書中沒有反映,成了一個難解的歷史之謎。
我國學者許友年先生1983年在《思想戰線》發表的文章中談到了一個有趣而重要的線索:印尼學者一直堅稱爪哇等地的伊斯蘭教是鄭和傳入的,而他們的主要依據卻都是在爪哇三寶壟的鄭和廟中發現的中文資料。據說一位荷蘭殖民官員1925年在三寶壟鄭和廟中發現了大量中文文件,這些資料披露了關於印尼華人穆斯林社區建立和發展的許多情況[3]。或許,正如許先生在文章中說的,事隔500多年之後,要揭開爪哇等地伊斯蘭教傳播之謎,還離不開這些中文資料呢!
五、分析與結論
儘管一方面學術界至今對東南亞伊斯蘭教的由來和發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都未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觀點,但另一方面也很少有人注意到鄭和與東南亞伊斯蘭教的聯繫。因為在許多人看來,中國不是一個伊斯蘭國家,不具備向外傳播伊斯蘭教的條件和能力,而東南亞海島地區正處於阿拉伯世界與中國之間,從邏輯上來看,這個地區的伊斯蘭教只可能是由其西面的阿拉伯穆斯林傳入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特殊性。由於中國是有絕對支配地位的超級大國,其古老的文明在世界上影響巨大,伊斯蘭教始傳人穆罕默德就曾對其弟子們說過,「知識,即使遠在中國,也當往而求之」。因此,東來的阿拉伯穆斯林從一開始就把活動(傳教、經商)的主要目標放在遙遠的中國,而不是來華途中的東南亞。因此,雖然他們早就在沿途建立了一些立足點,但始終沒有開展廣泛和深入的活動。而作為海陸絲綢之路東端的中國,到15世紀時伊斯蘭教已發展成熟,並以元明改朝換代和鄭和下西洋為契機,傳向東南亞。就算說鄭和不是最早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的人,但他確立了伊斯蘭教在東南亞海島地區的統治地位並推動了伊斯蘭教的發展和傳播。
鄭和在海外的伊斯蘭教活動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傳教活動,而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和外交活動,是為他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服務的。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伊斯蘭教是鄭和的一種手段,目的是加強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加強中國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和作用,但其實際的效果是推動了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地區的發展與傳播。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提出問題,根據一些基本材料進行分析和推斷。鄭和與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傳播的關係仍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本文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仍需具體的材料來支持。我希望,隨著鄭和研究和東南亞史研究的深入,今後能發掘出更詳盡和具體的史料,學者們能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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