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簡史」日本戰後體制的演變

提起日本戰後體制的不盡如人意之處，人們一般會將其歸結為清除戰爭遺毒不徹底，而不徹底又主要被歸結為二點，一是麥克阿瑟出於維穩考慮未將天皇這個發動戰爭的最大責任主體廢黜，從而導致日本國民無法徹底反省自身的戰爭責任，二是冷戰爆發導致美國放鬆對日本的壓制，從而令其軍力又漸漸恢復起來，而這在日本當權階層未能或不願徹底反省戰爭罪責的背景下，自然不能令其亞洲鄰居心安，進而也妨礙了其獲得正常國家地位。

這種觀點自然是有道理的，但過於圍繞政治和軍事面向來關照日本戰後體制的演變，而忽略這種妥協在社會和經濟層面所造成的影響。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在其《創造日本：1853-1964》中對日本戰後體制的社會和經濟面向著墨甚多，為人們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觀察視角。

在伊恩·布魯瑪看來，其實在麥克阿瑟「激進」的反封建改革階段，就為日本戰後體制打下了基礎。麥克阿瑟身邊的羅斯福新政主義者相信，私人大企業也就是所謂帶封建色彩的財閥是日本帝國主義產生的元兇，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將這些企業的所有權從家族所有者手中奪過來。但事實上恰恰是這些人在二戰期間通過戰時統制經濟不顧財閥的反對將其公司併入了戰時經濟，美國左派的所作所為不經意間賦予了通產省這樣的機構以很大的權力，而這些機構官僚階層的中堅恰恰是二戰期間管理經濟的少壯派。

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戰後民選政治家很難駕馭官僚階層，無法在經濟管理部門與企業之間佔據一個超然的協調者的角色，而更多淪為替企業利益進行遊說的掮客，這對後來日本政治的腐敗埋下了伏筆。而另一項反封建大業即將土地從大地主轉到佃農手中的土地改革，不僅催生了一個全新的小農階層，還連帶產生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後果：時至今日，他們依然幫助保守派佔據著執政黨地位。在伊恩·布魯瑪看來，這是因為負責實際策劃和執行土改的是日本官僚，而他們大多是保守派。其實，日本經濟學者野口悠紀雄曾經指出，二戰期間日本農政官僚已經著手推行扶助佃農打壓大地主的政策。

因此，美國人的反封建方針等於是延續了二戰期間日本已經產生的經濟重組趨勢，而這種重組的得益者無疑是二戰期間的帶有計劃主義傾向的少壯派，然而他們的政治傾向又是保守的。換言之，美國人有意無意間令戰前和戰時體制中的官僚階層重新得勢，而又替他們清除了來自軍部與政客的束縛與干擾。

在此基礎上，美國國內因為冷戰而發生的政策轉向更為日本的保守勢力提供了加持。喬治·凱南等強硬派認為，是時候把民主理想撇在一旁，集中精力復甦日本經濟。1949 年作風強硬的美國銀行家約瑟夫·道奇被派往東京執行旨在抑制統治平衡預算的「道奇計劃」。根據道奇的方案，日本工人和消費者應為此做出犧牲，不得動輒發動罷工。如此一來，日本左翼勢力就受到了相當的打壓，而一個由官僚、政客和大企業領導層構成的新精英階層趁勢一舉取得了主導權——令不少自由派人士憂心忡忡的是，這個新權貴階層與 1920 年代的舊精英是在是太像了一些。

其實懷抱改造日本「文化基因」理想的麥克阿瑟本人，對這些趨勢的發展並不是完全贊同，他尤其對日本自衛隊的成立不滿。在伊恩·布魯瑪看來，自衛隊是華盛頓方面違背麥克阿瑟的意願，並罔顧其有違「和平憲法」的事實，執意強塞給日本政府的。麥克阿瑟在這件事上曾經和華盛頓方面周旋了很長時間，他還在 1948 年公開表示這麼做會違背他的原則，會讓美國人在「日本人民眼中顯得無比可笑」。

按照伊恩·布魯瑪的說法，即便上頭盯著麥克阿瑟，要他責成日方組建一支國家警備隊，他卻依然念叨著日本應成為「太平洋上的瑞士」，虛與委蛇，能拖則拖，直至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拖無可拖。

在麥克阿瑟因在朝鮮戰爭作戰方針上與杜魯門不和而被撤職並離開日本後，杜勒斯前往日本沖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施壓，希望日本建立一支三十五萬人的軍隊。擔心此舉會導致日本社會動蕩甚至陷入大分裂的吉田對此一要求堅決抵制，成功把自衛隊的人數控制在七萬五千人。最後雙方達成妥協：美國將無限期且不受限制地享有在日駐軍的權利，日本承諾將來會承擔起本國防務的責任，但未給出具體時間。

1951 年 12 月，美日兩國簽署《舊金山和約》和《美日安保條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兩頭不討好的結果：左翼勢力對《美日安保條約》將日本捆綁到美國戰車上甚為不滿，而右派則對日本的有限主權深感失望，由此導致的日本社會分裂持續至今。

伊恩·布魯瑪指出，對此一分裂局面可能造成的長期後果，於 1957 年當選首相的岸信介認識最為深刻。岸信介認為，只要對憲法和安保條約無基本共識，日本政壇就會深陷激進左翼和保守黨派之間的紛爭，而日本國民對激進左翼的憂懼，將導致保守黨派長期獨攬政權，這極易造成腐化。

岸信介希望看到的是一種兩個保守黨派相互制衡的體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修改「和平憲法」和《美日安保條約》。然而，他為此所做的種種努力不僅沒有彌合，反而加劇了社會衝突和分歧，進而間接促成了他不願看到的一黨獨大的「自民黨體制」長期化。

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麥克阿瑟、道奇、戰時少壯派官僚和保守派政客的折衝樽俎之下，日本實現了從戰前「國體」向「自民黨體制」的過渡。而在日本大企業、華盛頓冷戰勢力、重新得勢的舊官僚階層和一個有利於農村保守地區的選舉制的共同作用下，自民黨打造了一個運行數十年的強大政治機器，來自建築公司、黑幫、實業界和貿易公司的政治現金以及中情局的資金，通過一個利益勾兌的網路，形成一個川流不息的金權政治運作體系，並希望通過經濟發展將國民的注意力從憲法問題上轉移開。

客觀而言，自民黨體制確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維繫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而財富的增長和相對公平的分配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社會分歧，然而 1990 年代開始的經濟泡沫的破滅和貪腐醜聞的層出不窮，令越來越多的人們反思日本戰後體制內含的民主化不足、透明度不夠和因循守舊等缺陷，並試圖對其進行根本性改造。然而，此一努力迄今仍未能取得令日本民眾滿意的效果，而自民黨安倍政權試圖通過修憲來凝聚日本人心的舉動，則因為歷史問題認識方面日本與周邊國家始終未解的分歧，而有可能造成新一輪日本國內外的不安與擾攘。

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迄今仍未走出所謂的戰後體制。

推薦閱讀：《創造日本：1853-1964》

題圖：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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