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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為統治者開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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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強烈主張的「為政以德」,即是他的仁政理念。這裡他為一國之君(或地方諸侯或地方行政長官)就如何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治國者開了處方,其處方藥味有三:得信(取信於民);愛人(體恤下屬);用義(用民當時,以適其宜)。

威重才能令行,所以,只有先取威信於國民,才能行令如流,令行禁止。政令通暢了方能實施治國大略。

治國事雜,無能依賴一人之力,需要上下一心,群策群力。這裡的「上下」就是各級行政長官。「下」甘心聽「上」,上必須付出愛心。

民乃國之本,差使老百姓要注意時機,看是否合義,如果使之不當就是勞民傷財,國就會失去立足之根。

於是孔子如是說。

1.5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孔子說,治理千乘之國要靠勤奮敬業於國事來取信於民;不要過度勞役下屬以體現愛人之心;差使百姓要講時令合事宜,萬不可妨其生業。

通譯本譯之:「治理擁有一千輛兵車的諸侯國,要嚴肅慎重、專心認真辦理國家的正事,又嚴守信用;節約財政開支,又愛護部下和人民;按照農時的忙閑去使役人民。」這是典型的用現代人的思維,在發布政令。

「道」字,前面我分析過它的意思,這裡「道千乘之國」的「道」,意思是指君王(或諸侯)把邦國的人民「引導」到一個什麼樣的「道路」上。所以此「道」就是「導」,即「領導」「統治」「管理」等意思。

千乘之國,指代一個比較大的國家。乘(shèng),這裡指古時的兵車,一車四匹馬拉叫「一乘」,「乘」即「乘輿」,是名詞。按「八百家出車一乘」,那千乘之國,也當屬大國了。乘甲骨文是(上圖示),「人」站在「木」之上,表達騎在某物之上的意思,如現在的乘車、乘飛機、乘船之「乘」;因其「人」居在上位,故有「駕馭」「憑恃」「依仗」某物的意思;由於在物之上,所以又有「上升」義;等等,都是由其甲骨文的構造意會出來的義項。

敬事,相當於敬業,即主觀上給自己加壓去做好每件事。「敬」字的甲骨文變遷過程是:(上圖的所示)。開始的形態是豎起兩隻大耳的人形(有說是犬,因犬忠於主人為之守夜、隨獵追捕,常有警狀,故有其態),表隨時聽從主人招喚,叫干什就干什,決不含糊。後又加「口」,寓義更顯。再後來於右添加上「攴(pū)」,是手執杖或執鞭的意思,用以表示敲打,有「自策」的含義。所以,主動並自我鞭策又死心踏地、甘心情願地為其主子做事——這就是「敬事」。上位者不敬業,下位者必散慢。要想下位者死心塌地跟你做事,上位者必須自己首先要敬事以取得人們的信任。

「敬事而信」。如果國君能兢兢業業地為國做事,自然就能取信於「人民」(取得信任與威望)。這裡的「而」應為表遞進的前因後果關係。取得「信」是「敬事」的結果,意思是說為了取得「信任」,自己必須要「敬事」。學者們都解「信」為「守信」,把「敬事」與「信」變成了並列關係,即將之理解成「既要敬事又要守信」。當然,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都必須勤勉敬業,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要誠信,這也是做人的本分。這一道理可以說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似不值得孔子單獨為統治者強調。孔子開出的必定苦口的良藥。

所以,我認為,這裡孔子強調的是為政者如何取得「信」(後面兩句又說了如何表現「愛」,如何做到「義」。「愛、信、義」是君子之德),這是一般為政者所不明白的道理。孔子主張「為政以德」,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第二》)所以這裡孔子必也是在宣揚他的仁政理念吧,而不是大談具體的如何「導國」。孔子注重的是形而上者的道,而不是形而下者的器,所謂「君子不器」也。其實「愛、信、義」三者皆為仁之五德之一(愛、義、禮、智、信。這裡說明一下:通常人們將「仁、義、禮、智、信」列為仁的五德,我將「仁」用「愛」替換了,理由在《里仁第四》第一節《細究儒學仁之本》里有論述),正表明他此言所談當為其仁政的主張。敬事、節用等都是具體做法,故不是孔子所論及的。

「節用而愛人」的解法同樣。為了體現「愛人」之心,就要節制「勞人」之用。「節用」應該是指「節用人力」,意為不要過度地使喚「人」,使之身心疲憊,無感親愛之情,否則會與你離心離德。上無仁愛之心,下必移情別戀。「節用」大多人將其理解為「節儉」,即節用財物,將句中「而」作連接詞用,不準確。要知道「節用」體現的是做事原則,而「愛人」是指「處人」時的態度,即「節用」和「愛人」表達的是不同領域的兩個屬性,把兩者並列而言,似不合古人行文之法。孔子口中的「人」不是現在的人民概念,而是指地位較上層的階級人群,簡單地理解即為做官吃餉飯的人,相當於現在的公務員。「民」才是指社會底層的老百姓。

「使民以時」:使喚(勞役)老百姓時要當時適義,不可閑也使之忙也用之,或不該使喚之時使喚,該用之時不用等等,即胡亂差使。在過去是農耕社會,國家財富主要來源於農業。國之「使民」主要是興農田、修水利,如果用民不當時、不合宜,很可能會影響農業生產,從而勞民傷財。所以使民當以慎時。時,就是時機,把「時」僅理解為「農隙之時」,太概念化了。如果國家出現了突發事件,甚或危及國家存亡了,再是農忙之時,該「使」還就得使,因為「適義」。所以,用民「當時」最為關鍵,不可不適時宜的亂使,否則會使人民心生怨恨。

民無信不立,人無愛必詭、無義必狂。用謊言堆砌出來的「威」信,一旦破滅就會如大廈失基終將土磞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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