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流浪漢朋友

導讀：他們需要為自己潦倒的人生負責，但這個社會也沒有盡到幫他們重新回到正軌而不是任由其一生潦倒沉淪的責任。

作者：榮筱箐，專欄作家，旅居紐約，曾為《紐約時報》、《南華早報》等中外媒體撰稿。

先說件最近發生在紐約的奇聞吧，曼哈頓中城有家星巴克，時不時會把店裡多餘的麵包免費送給流浪漢，搞得流浪漢們蜂擁而至，亂象橫生。這個地區的片警多次警告星巴克為安全起見不要這樣做，但店家置之不理。結果有一次一個流浪漢因為對領到的免費麵包質量不滿意開始撒潑，片警趕到維持秩序卻在跟流浪漢的推搡中受了傷，結果片警一怒之下把星巴克告上了法庭。

這雖然算不得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但還是上了本地報紙的頭條，大概是因為這個故事具備了成為晚餐桌上熱門話題的豐富層次：是連鎖店向弱者施援手的暖心故事，是受人恩惠者以怨報德的寒心故事，還是在責權明確的美國行善不小心都會引火燒身的糟心故事，人們盡可以根據各自的喜好選取一個角度去評說。而我想說的卻不是這些角度中的任何一個，而是關於兩個人。

我在紐約做記者十多年，也算得上閱人無數，上至卸任總統當值議員，下到非法移民街頭小販，但大多數人只不過是一面之緣。我記下他們的故事，然後大家各奔東西，從此相忘於江湖。我不會去特別的惦念他們，是因為我知道他們自有愛他們的人惦念著，用不著一個萍水相逢的外人去錦上添花。只有兩個人是我在短暫的採訪之後很多年還時時記掛的，但我卻無從知道他們的近況——他們是流浪漢。

最近幾年紐約流浪漢人數飛漲，到今年2月已經超過6萬3000人。這其中超過一半人是舉家落難，大多是因為付不起房租被逐客。拖家帶口流離失所當然也很艱辛，但好歹傷心的時候還有人抱頭痛哭。可那些孑然一身的呢？他們也曾經是爹媽手中的寶、愛人眼裡的神吧？他們的生命里也曾有過呼朋引伴舉杯暢飲的熱鬧吧？到底發生了什麼，才會走著走著跟所有親朋都失散了，落得一個人踽踽涼涼淪落街頭呢？

我一直覺得這才是人世間最驚心動魄的故事，但這樣的故事很多時候外人根本無從得知。2012年，有個叫帕博（Ronald Poppo）的65歲流浪漢在邁阿密的一個天橋下乘涼，被一個瘋子衝上來亂咬一通，鼻子、嘴唇、臉頰全都咬掉了，眼睛也被咬瞎了。瘋子被趕來的警察當場槍斃，帕博被送進康復醫院。媒體事後發現帕博曾經是紐約頂尖重點高中史岱文森的學生，智商高達129，60年代高中畢業後進入大學，但兩年後輟學，娶妻生子，女兒兩歲時離婚，從70年代中他就已經開始過著流浪漢的生活。他被襲擊的事情見報後，女兒、前妻和其他家人才知道他還活著，過去三十多年中他們跟他都沒有往來。

如果不是捲入這樣離奇血腥的事件，流浪漢於熙熙攘攘的喧騰人世，大概就像色彩斑斕的畫布背景上的灰色水漬一樣，令人不快又不值一提。但即使作為一樁聳人聽聞的血案的主角，帕博的故事也還是顯得面目不清，比如我最想知道的是他是怎麼與家人疏離的，報道中卻隻字未提。直到一年以後我遇到了老黃，才從他的經歷里明白了幾分。

認識老黃是因為他打電話到我供職的報社，說他的家當在庇護所里被人偷了個乾淨，他想找管理人員投訴又不會英文，想請媒體幫忙討個說法。我按照他提供的地址來到他住的庇護所，一到門口就已經目瞪口呆。

紐約市的庇護所惡名遠播，打架、酗酒、吸毒、盜竊、還有精神不正常的住客毫無預兆的暴力攻擊室友的事，幾乎都是家常便飯，很多流浪漢寧肯大冬天睡在冰涼的馬路邊也不願去住庇護所。而這些庇護所又承包給不同的合同單位管理，各家規矩有所不同，老黃入住的這家看上去格外恐怖。這座灰白的大樓外面沒有標記，甚至都看不到窗子，直覺會讓你誤以為這是座看守所。樓門口的台階上逡巡著各種奇形怪狀、衣衫不整的人。有一個乾瘦得像一塊枯柴的黑人正沿著台階往樓門口走，卻突然停在半路，擺出一個弓背彎腰的攀爬姿勢，然後就保持這個姿勢一動不動好像變成了一尊雕像，而周圍的人從他身邊走過都懶得多看一眼，我猜這是毒品刺激下的怪異舉動，這裡的人對此早已習以為常。

進了大門是由荷槍警衛看管的安檢機，過安檢時卸掉皮帶，有人本就鬆鬆垮垮的褲子直接掉到了腳跟。過了安檢是公共走廊和一個光線昏暗、陳設乏味簡單的會客室。訪客不允許進入流浪漢的居住空間，只能到這裡止步，當然大部分時間也沒什麼訪客，工作人員看到我和老黃一起走進來，滿臉狐疑。我幫老黃填了事故報告單，跟工作人員交代了情況，但我知道這並沒什麼用，庇護所里都是匆匆過客，丟了東西從來都找不回來，況且老黃丟的那些東西實在不可能引起重視：幾張中國影劇DVD、幾件衣服鞋子、35美元現金和治療精神抑鬱和失眠的處方葯。但這是他的全部家當，從此後他真的是一無所有了。

時值盛夏，庇護所里又悶又熱。我跟老黃回到街上，坐在馬路牙子上吹風。任何時候都顯得精力旺盛的曼哈頓，每個人都急急火火，老黃盯著那些在他眼前一晃而過的很有方向感的鞋子，一根接一根抽著煙，他無處可去也沒事可干。

20多年前他曾經供職於福州市一家國營企業，生活穩定有妻有子。90年代福州迎來偷渡高峰，雖說偷渡大軍大多是周邊郊縣的鄉下人，可老黃這個城裡人不知怎麼也著了魔，跟著一塊兒來了美國。他身份辦得不順，等了快二十年才拿到綠卡，其間打零工混日子，正苦悶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女人。這女人和老黃一樣在中國有過婚姻，但出國時間長了也疏遠了，老黃和女人就走到了一塊，女人先他拿到了綠卡，開銀行戶頭辦房貸都比他方便，老黃就把自己掙的錢、攢錢買的房子都放在女人名下，兩人就這樣無名無份卻又成雙入對過了十年。

2013年初，女人對老黃說她在國內的兒子要來美國，她要他先迴避幾天，等她跟兒子解釋清楚她和老黃的關係，再讓他們見面。老黃照做，回來時卻發現家裡的門鎖已經換掉了，他敲門，開門的是個男人，不是那女人的兒子，而是中國來的老公。老黃有家回不得打電話叫了警察，那女人一口咬定老黃租住她的房子卻不付租金。那天下著鵝毛大雪，老黃覺得這就是世界末日的樣子，當著警察一頭撞在牆上，醒來時已經躺在醫院精神科的病床上了。

我跟老黃認識後，他隔三差五就會打電話給我，要麼說說當天庇護所里的趣聞，要麼說說自己的心情。他不是沒有家人，但因為那個女人他跟在中國的老婆離了婚，前妻幾年前病逝，一雙兒女也為這事跟他反目成仇。他在福州還有兄弟姐妹，但他們都已經老邁，老黃不想打擾他們安穩的日子。在美國認識的朋友本來就緣淺，況且都是疲於奔命的新移民，誰有餘力整天聽一個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團糟的躁鬱症患者的嘮叨呢，我想老黃是把以聽故事為職業的我當成了親人。

有一次，老黃答應帶我去採訪他的心理醫生，在候診室，他突然拿出一個透明的塑料袋放在我手裡，裡面裝了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牙膏、肥皂。這是庇護所發的免費生活用品，他省出來要送給我當禮物。這些東西對我基本毫無用處，但我沒有拒絕，面對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傾其所能表達出的感激，必須照單全收鄭重其事。

轉眼又是一季，2014年六月，中國富豪陳游標來紐約行善，在中央公園的船屋餐廳宴請三百名流浪漢，事先刊登媒體廣告高調張揚，鬧得全城皆知。開宴那天，我到中央公園看熱鬧，船屋餐廳門前聚集了不同流派和陣營的各路人馬，他們高舉著各自的旗幟，以吶喊或對罵的形式彰顯各自的立場。他們跟流浪漢沒關係，是來蹭熱點搏曝光的。那些坐著旅遊大巴到場的才是赴宴的賓客，他們都是通過流浪漢服務組織進行登記才得以報名入場的，個個衣著整潔，跟船屋餐廳的浪漫氛圍很搭，卻不大像流浪漢常有的樣子。

在這個繁蕪嘈雜的戲台上，我第一個注意到的卻是一個坐在餐廳對面馬路邊上的黑人，他衣衫襤褸、面色疲憊、眼神空洞、一言不發，在一片喧囂里安靜到讓你在無法忽視。他叫弗森，是個有幾十年「街齡」的資深流浪漢，他面前有個小推車，是在路邊撿的，上面堆著他的家當：一條別人施捨的毯子，幾個裝著換洗衣服的塑料袋、一隻杯子，一個流浪漢朋友臨死時轉送給他的小收音機。

弗森在別人丟掉的舊報紙上看到了那則廣告，他說他那天徒步走了二十多條街來到這裡，只想進到這家聲名顯赫的餐廳里喝杯茶。但他沒能進去，他不掛靠任何服務組織，沒能事先登記。

我跟弗森就站在大日頭底下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聊，他說他是紐約本地出生，小時候死了父親，母親一直沒工作，沒過一段就會掛靠不同的男人，他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是異父。弗森不到十歲就開始在街上乞討貼補家用，幾乎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長大後他打過零工，重複著母親的生活，與不同的女人生過六個孩子。

1970年代他度過了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那時候他在紐約布魯克林的海軍船廠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住進了體面的公寓，他親手建成的船開去了越南戰場。可好景不長，戰爭結束船廠裁員，弗森丟了工作，從此開始了露宿街頭的生活。他的孩子和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其實都住在紐約，但他不想到他們那裡寄人籬下，他們也不想他來打擾他們，漸漸的也都沒了往來。

幾十年下來弗森在街頭練就了一身苟活下來的本事，也習慣了這種居無定所的自由。我問他如果時間可以倒流，他想怎樣改變自己的人生，他眼裡現出光彩，說自己從小喜歡唱歌，如果昔日重來，他希望可以進入音樂學校。我請他唱幾句，他略微推脫後就唱起來：」天空里彩虹顏色真美，過來過去的人們的臉也是一樣，我看到朋友們握手互道問候，他們其實是在說我愛你......多麼美好的世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多麼美好的世界》，他的聲音極像原唱。

老黃和弗森現在都已經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因為出國休假，有幾次我漏接了老黃的電話，等到中秋節，我打給他想祝他節日快樂時，發現他的手機已經停機了。有一次，我在一個活動上遇到了他的心理醫生，她說老黃已經快一年沒來看診了。弗森我後來倒是在曼哈頓中城的街邊見過一次，他還是推著那個堆了家當的小推車坐在街角曬太陽，我在他面前的鐵筒里放了零錢，他扁著嘴笑了，露出殘缺不全的牙齒。他已經不認識我了。

我遇到老黃和弗森的時候，他們一個60歲，一個72歲，我不知道他們如今漂泊到了哪裡，只希望他們都好好的。他們大概和所有的流浪漢一樣，在生命中都曾做出過錯誤的判斷和選擇，又像泡在木桶里的番薯，被命運攪進了底層的漩渦里。他們需要為自己潦倒的人生負責，但這個社會也沒有盡到幫他們重新回到正軌而不是任由其一生潦倒沉淪的責任。這到底不是歌里所唱的那個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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