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入者」李天綱的江南民間祭祀報告
李天綱 圖 / 徐曉林
金澤鎮既是從儒教祠祀系統演變出來的民間宗教的活標本，又沾染了現代生活的氣息。從這座江南小鎮中，李天綱看到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全文約7794字，細讀大約需要20分鐘
楊震廟正殿外頭的一張長桌上，擺著一排排蓋著紅紙的豬頭，一碗碗鹵得醬紅色的大塊肉在陽光下散發著光澤。
早上8時未到，廟裡頭已是熙熙攘攘，籠罩在濃烈的香火煙氣之中。人群里，有站在香爐邊點香的、有在投錢的，更多的人手執一把香順著人流等著排隊進正殿。鑼鼓聲里夾雜著歌聲，有四個中老年女團正在殿前空地上翩翩起舞，跳扇子舞的、打蓮湘的，還有雙手作出搖蕩湖船舞姿的。
一支進香隊伍敲鑼打鼓、聲勢浩蕩地進來。這一隊男香客著滾紅邊的黃衫黃褲，清一色捋起袖子，手臂上垂下兩根線，一頭吊著鐵香爐、大鐵錨、大銅鑼等重物，另一頭竟是用十來根鋼針扎在胳膊內側肉里；女香客們胳膊上搭著毛巾，也有線掛在手臂上，下面掛著一溜的花籃。她們穿著粉色衣褲，頭包花巾，眼戴墨鏡，土洋結合的造型頗為滑稽。
這一幕「扎肉提香」看得我們心驚肉跳起來，各自和身邊人嘀咕著：「到底痛不痛呀？」
人流中，被香火熏得暈暈乎乎的我，被推著進了正殿。一眼望去，黑臉黑身的楊老爺（楊震）像前頭，一排排都是在磕頭的腦袋。塑像兩旁各擺著一張小桌，桌後坐著人。香客們有的磕完頭後走到一側，掏出布包和一張紙，恭敬地遞給坐在桌後的人。對方接過布包，一邊打開數點著錢款，一邊在小冊子上抄錄下一排排姓名和數字。
這是因各種緣故沒法親自趕來金澤鎮燒香的信徒托「香頭」帶給楊老爺的孝敬，再遞上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俗稱「寫名字」或「搭香」。
「照廿八香汛的老例，今天是要抬楊老爺出廟巡遊的。這幾年被禁止了，因為會有搶香，鎮上頭擔心場面不好控制、發生踩踏事件。」充當起導遊的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天綱為我們解說。
楊老爺廟是上海市青浦區金澤鎮上香火最旺盛的寺廟，吸引著來自江浙滬的信徒。每年農曆三月廿八和重陽節，香客們坐著大巴、小船趕到金澤鎮來燒香祭拜。據地方政府的估算，平均每年約有十多萬人次。
遠來的香客們會從楊震廟開始燒香，然後順塘河沿途的小廟、私廟、舊廟址一路燒香過來，一直燒到頤浩禪寺。因為在楊震廟動用的是三牲的「血祭」，一些守規矩的香頭擔心衝撞了菩薩，燒了楊震廟後就帶著香客團走了。
和在江南地區見慣的已被地方政府開發成旅遊項目的「廟會」不同，金澤鎮的「香汛」里里外外帶著濃重、純粹的宗教色彩，是以「廟」為重心的、民間自發組織的大型節慶。
發現金澤
2007年5月的一天，踏進金澤鎮的李天綱和同伴被眼前香火繚繞的民間祭祀盛況驚呆了。
當時，他和上海灘著名出版人嚴博非一道，開車陪老朋友、北美著名漢學家卜正民到上海郊縣遊玩。卜正民曾寫過研究明代士紳和佛教寺廟關係的著作——《為權力祈禱》，李天綱想帶他見識一下自己新近感興趣的一個去處。那天正撞上「廿八香汛」。
金澤鎮民間信仰的盛況，引發了這位宗教學學者的好奇和關注。
此後十年里，他帶著學生、同事、朋友，頻繁往來於上海市區和金澤鎮，旅行、參觀、調查、做訪談、查資料、參加當地的各種文化民俗活動。隨著對金澤乃至江南民間祭祀現象的深入了解，研究越做越深，也越做越大，完全超出最初的預期。
李天綱生於1957年，屬於「文革」後的「新三屆」，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已故著名歷史學者朱維錚。他主要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基督教史。一位青年學人評價：他早年對天主教入華史的研究，開創了國內這一領域的先河。
2000年左右，李天綱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告一段落，回到中國學術史的研究領域。研讀「五經」、明清史籍和西方漢學記錄、觀察中國宗教的文獻時，他心中的疑團也堆積得越來越高：
中國到底有沒有本土的宗教？儒教是一種宗教么，還是如近代學者們所說，是一種道德哲學、人文主義學說？儒、佛、道的本質是什麼？它們是否真能「合一」？如果合一，它們究竟在什麼層面合一？
金澤鎮民間活生生的信仰生活，給專長於思想文化研究的李天綱打開一個新視角。
多年來，他對西方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一直抱有濃厚興趣。他不想繼續在心性之學和書齋里打轉，決定以金澤鎮為聚焦點，進入到基層社會中，去看看民間真實的信仰、祭祀生活是怎樣的，「或許由此引入一些真正有意義的問題。」
初夏的小雨淅淅瀝瀝地落下，打濕了太湖青石鋪成的街面。在李天綱帶領下，我們在鎮上的老街上閑逛，穿梭於一座座形態各異的古石橋。
「有人在這裡燒過香。」他示意我們留心橋尾的一小堆灰跡，一邊繼續說：1950年代，為了徹底革除「落後群眾」的封建迷信，當時鎮上幹部推倒橋邊的小廟之後，在廟址上建了公共茅房。
據《金澤小志》記載，金澤鎮鼎盛時期共有42座虹橋。按「橋橋有廟，廟廟有橋」之說推算，當時至少有42座廟宇。「想像一下，約五平方公里的地方上有42座廟宇，每平方公里就有超過八座廟宇，當時人口不足一萬，這樣的稠密度是不是很驚人？」李天綱估算道。
據地方志的記載，金澤鎮在宋元至明代最為繁華，是澱山湖流域的經濟中心，也是朝廷設置稽查、科稅機構的所在地。元代開闢海運後，從太倉海港來的貨物出入江浙腹地必須經過金澤鎮。照歷史學家的說法，金澤鎮在清代中葉已進入全球貿易體系。
到20世紀初，金澤鎮的經濟開始衰弱。但直到民國後期，它的水路交通網路仍舊分擔著上海到江浙之間的貨物航運：從上海來的「洋貨」，通過這裡運到蘇州、無錫、南京、杭州；蘇南和浙江的棉布、絲綢、茶葉、手工製品、人力和各種原材料等經這裡運到上海，再去往世界其他地方。
1958年，金澤鎮劃歸上海，隸屬青浦縣（現青浦區）。位於江浙滬三省市交會處的古鎮成了典型的「三不管」地帶。金澤鎮一度被「降級」為農業鄉，消失於新版的地圖上。
在上世紀80年代開啟的新一波經濟建設浪潮中，金澤如同一座被人「遺忘」的孤城。
這也讓這座古鎮僥倖地躲過了過去三十多年的大拆大建。在這裡，傳統的民居保存完好，傳統的生活方式依舊。
鎮上的年輕一代大多選擇去上海城裡讀書、工作，或者去經濟發展更好的青浦縣城。留下的多為中老年人，他們過著慢節奏的悠閑生活——男人們坐在鎮上的百年老店狀元樓喝茶聊天，女人們忙著虔誠的信仰生活——到各處燒香、拜神。
闖入者
早上7點，我和幾位同行考察的學者正在鎮上「金澤工藝社」的大廳里吃早餐。忽然，李天綱和學生拎著幾個塑料馬甲袋大踏步沖了進來。他走到桌前給每個人分了一隻炸得金黃酥脆的點心。原來，他們一早就去鎮上買早點去了。
這是金澤鎮的特色小吃，外形像上海傳統早餐「四大金剛」之一的粢飯糕。一口咬下去，裡頭是熱乎乎的鮮肉餡。
十年來，李天綱把金澤鎮的每一條街、每一座橋、橋旁的每座小廟都摸得老熟。楊老爺廟和頤浩禪寺的住持、法師都成了和他相熟的朋友。區政府召開有關民俗文化旅遊、對外宣傳的會議，也必定會邀請他以專家學者身份參加。
但在金澤，李天綱說自己仍是一個「闖入者」。
十年里，他設法爭取到了幫助他深入到當地基層社會的合作者。他把復旦學姐張化拉進了研究團隊。張化退休前是上海市委統戰部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熟悉「民族宗教口」的大小事務，並和上海各大宗教協會有長久聯絡。研究成果中有關政府宗教政策的資料和相關信息、統計數據，都來自她的貢獻。
顯然，李天綱找到了合作各方的「共同的訴求點」——鎮政府需要找到能拉動經濟的驅動力；上級統戰部門希望為政策調整獲得決策研究參考；地方基層則需要看得見的成績——據張化透露，和金澤相關的研究項目為青浦區獲得了統戰系統的一個重要獎項。
「但我寫這本書是純學術的，並非是為政策部門做的政策研究。」李天綱強調說。即使沒有這些幫助，他說自己仍做好了研究下去的打算——以一個「外來觀察者」的視角去觀察和理解。
相比西方的人類學家，他已擁有一個巨大的學術資源——江南有著歷史悠久的文風，讀書人多，留下豐富的地方志，文人筆記、書信、小說和野史，涉及社會風俗、禮儀和精神生活的種種細節。
「這些鄉鎮志都是第一手的記載。等於我們通過古人做了歷史人類學，通過古人做了調查和民族志。」
瘦高個的朱明川是李天綱新招的研究生。自本科一年級起，他就跟著李天綱做田野調查，包括參與觀察宗教現象、儀式和節慶，訪談相關的儀式專家和信眾等等。如今他已和往來於寺廟的香頭、師娘們打得「火熱」，知曉神鬼上身、乩童等許多「怪力亂神」現象。
一起參與項目的師兄們常常擠兌他，說他身上帶著邪氣，已經是半個「老爺」上身了。
淫祀，作祟，一代理學名臣的尷尬
金澤鎮上，有兩座官方認可的楊老爺廟，一座在鎮郊，一座在鎮南。
1992年，鎮政府為了回應信眾祭拜楊老爺的要求，在老鎮內原鎮南總廟的舊址上建了楊震廟。然而，這在民間信仰是犯了大忌——「楊老爺」趕走「金總管」，屬於神明錯位，靈魂交叉。老百姓不買賬，依舊在原址上燒香。
不得已，鎮政府在2000年再次批准在原楊震廟的舊址上重建老爺廟。
楊老爺是長江三角地區的地方信仰。明清至民國時流行於江南地區，在上海市區也很普遍。據上海道教協會2013年提供的不完全資料，在上海郊縣，供奉楊老爺像的宮觀不少於18個，遍布松江、青浦、奉賢、浦東、閔行。
令李天綱奇怪的是，在民間如此興盛的楊老爺信仰，在歷次重修的《松江府志》《青浦縣誌》和金澤鎮讀書人撰寫的《金澤小志》都找不到蹤影。
「因為這屬於淫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分析說，「儒學士大夫不願多談。」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代建立起來一整套自上而下、力求統一的「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祭祀體系。漢代以後，儒教佔據「王官學」地位，成功地把這一套等級制度固定下來。合乎禮制的祭祀，是為正祀；超出祀典，即為淫祀。
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系統里，凡是沒有得到皇帝賜額、官方認可的，皆為「淫祀」。《禮記·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楊震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據正史《後漢書·楊震傳》載，其為東漢弘農華陰人，出生於豪門世家，列祖中有以軍功封侯、出仕為丞相者。楊震少時有「關西孔子」之美譽。他為官清廉，因不滿朝政，辭官回家，後「飲鳩而卒」。
在金澤鎮，流傳著許多關於楊老爺的故事。在民間演繹中，他成了金澤當地的父母官，為鎮上百姓喝上乾淨的水而中毒身亡——這也是楊老爺塑像黑臉黑身的由來。
一位愛寫博客的金澤老人回憶說：在他童年時，「楊老爺」在鎮民心目中至高無上，又是親切的存在。哪家小孩子搗蛋、不聽話，大人一提「楊老爺」，小孩馬上不吵不鬧了。小孩子如果體弱多病、不好養，大人就會去楊老爺那裡燒香，並讓小孩叫楊老爺為「楊繼爸」，有的甚至把孩子的姓氏也改為「楊」。
李天綱自己從一位「老上海」、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研究所主任李家振那裡聽說了一段對方親眼目睹的傳奇——李家振念中學時，有一年上海遭遇洪水，班上有位住南市的同學家裡飄來一個楊老爺的木頭雕像，於是就供在家裡。幾天後，有陌生人找上了門，說楊老爺昨日向他託夢，要他到城裡這家來找他，果然找到了，對方堅決請求把老爺像贖回。
在楊震廟正殿的左側，有一排看上去稍新一些的陪殿。在主殿燒完香的人群魚貫至此，又一間一間地輪番拜祭過去。朝里望，每一間都供著一尊著裙釵的女像，裡頭還有床、被褥和梳妝台等家當。聽香客介紹，這幾位是楊老爺的三房太太，他們親切地喚作「寄媽」。
這些跪拜楊夫人的信徒中，以女性居多，裡頭也有不少年輕的面孔。李天綱曾做過調查，來楊老爺廟燒香祭拜的女孩子中，有很多自稱是楊夫人的「過房女兒」，曾因生病、求學、求職、婚姻來拜過，說是「靈驗」，就自認她為乾娘。
他曾向年長的信徒打聽楊夫人的來歷，對方告之是「陳三姑」。這讓李天綱大吃一驚——這是《金澤志》里有記載的、當地百姓設廟祭拜的女鬼，曾在清初遭到官方嚴厲取締。據說，陳三姑生前是一個行為不合禮教的美貌女子，因犯淫罪而遭其父沉塘，從此其魂魄常上岸作祟，致人生病癲狂。不知何時，經信眾撮合，楊老爺娶了陳三姑。
《左傳·昭公七年》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中國人傳統的生死觀認為：人死後如果沒有被合理安葬，沒得到活人們的祭祀，就會出來為厲，禍害人間。這一套「鬼祟」觀念，再結合陰陽、五行學說，成為中國民間祭祀的一個系統學說。
相比上層儒家士大夫們熱衷的祭祀禮儀和心性學說，李天綱認為：下層民間儒教更加重視這一套「鬼祟」說法。
在金澤鎮，還有兩座沒有得到復建的，是供奉五路財神的堂廟。鎮民們有時還是會回到舊址的廢墟上去敬香祭拜。
五路財神是江南地區信仰的主財神。在我家鄉杭州，每年農曆大年初五子時，是燃爆竹迎五路財神的時刻。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這是一年祭祀的重中之重。近年來，城市禁止燃放爆竹，但仍能在大年初四深夜聽到偷偷燃放的爆竹聲。
民間對「五路」、「五通」、「五顯」的來路說法紛紜。據李天綱考證，它們都起源於唐代，流行於宋代，有「南五通，北狐媚」之說。到清代混合在一起，合併為「五聖」。在明清的江南傳說中，五路神是徹徹底底的邪神，為非作歹，作惡多端。文人筆談里記錄下不少他們禍害鄉里的惡行。
對於這一類邪神，儒家正統一直持道德主義立場，是不允許祭拜的。
但民間的對策是設廟祭拜，燒錢、送食、做新衣裳，哄著騙著，好讓它們不要做壞事。從江蘇吳江縣走出來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英國做博士論文時曾寫道：「我們的祭祀有點像請客、疏通、賄賂，我們的祈禱是許願、哀乞，鬼神對我們是權力，不是理想；是財源，不是公道。」
清康熙年間，河南籍京官湯斌出任江蘇巡撫，他以理學教化人心，嚴禁婦女著奇裝異服，毀禁刻淫詞小說的書坊，並嚴厲打擊「邪神」信仰。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奏毀天下五聖廟，將五顯、五通、五路等所有以「五」字開頭的神靈，包括劉猛將、陳三姑在內等都斥為荒誕不經的「淫祠」。隨後，他搗毀蘇州上方山、虎丘山等地的五通廟。他又下令各州、縣將所有類似的祠廟全部毀掉，用拆下來的磚木材料去修建學宮，並改奉滿洲人在入關前就已經開始供奉的「武聖」關帝。
上世紀80年代後，各種傳統習俗在內地悄然復興。或許是藉助江浙滬區域經濟崛起之勢，五路財神如今已從江南地區的主財神升格成為全國許多地方的民間信仰，和趙公明、關帝一道享用著善男信女們的香火。
在一次喝茶聊天中，李天綱曾向金澤鎮老人請教過這幾位財神的區別。有老茶客給他一個意味深長的回答：關公是武財神，趙公明是文財神，五路神是邪財神，邪財神也是要拜的，不拜會「觸楣頭」；人在社會上混，上下左右各路財神都不能得罪，和氣才能生財，識時務者為俊傑。
這番話讓李天綱回味許久。他認為這正好反映了傳統江南人的財富觀和價值觀——精明、溫和、世故、現實，以及「打不過它就投降」的經常被人征服和統治的無奈。
黑色幽默的是，湯斌死後竟被江南民眾迎進廟裡供奉起來。每有五通神作祟，信徒們就燒香，請他去收拾厲鬼。
堂堂一代理學名臣竟成為管制厲鬼的「人鬼」。他若泉下有知，該如何面對這種「錯位」與尷尬。
在某內陸省份的鄉下，李天綱曾目睹一場更具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殺豬放血的血祭。那一刻，他忽然領悟了這些民間祭祀觀念的內生邏輯和它的強韌性。
「你可以去禁，去打。但你士大夫會死掉、你哲學家會消失，那些後來的哲學家又跟你主張的不一樣，皇帝也會這樣，會改朝換代。但是文化，人們的行為方式，它一代一代延續下來。哪怕這個地方的人滅絕了，換一批人過來，它們還是這樣做。」
「到底誰是最後的勝利者呢？」李天綱說。
楊老爺廟是金澤鎮上香火最旺盛的寺廟，吸引著來自江浙滬的信徒
「聖城」未來：現代轉型，外來建設者，航海家
在楊老爺廟正殿大柱上，掛著一對巨幅對聯：「清正廉明畏四知而辭金；反貪反賄受群眾而愛戴。」
不知何時，黑臉黑身的楊老爺化身為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頭的「反貪局長」，與時俱進地滿足來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們的心理情感需求。
在參觀中，大家探討得最多的是金澤古鎮何以成為江南地區獨一無二的民間祭祀中心。
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金澤鎮是因為在上海地區經濟相對落後，才保存了這一整套傳統宗教的祭祀。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展，金澤鎮的橋廟文化會逐漸消失。
這也是20世紀50年代流行的「宗教消亡論」。他們相信宗教阻礙了生產力，扭曲了生產要素，是現代化的負擔，並樂觀地預言：隨著科學文化的進步、社會經濟的發展，宗教信仰必然消失。
李天綱並不認同這一類觀點。對歷史的梳理、觀察和跨文化對照，讓他看到——對宗教真正構成衝擊的，並非現代化和城市化，而是意識形態的革命、維新和改造運動——清末維新運動的「毀廟興學」，中華民國的「新生活運動」，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破除封建迷信，以及再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金澤鎮的現實似乎在敘說著另一種強韌的可能性。
「在金澤鎮，很多明清時代的民間信仰和祭祀都延續下來，我觀察到裡頭也有一些改變和轉型，因為受到了政治生活的一些衝擊。但是，那些基本生活面里、能保存的還是保存下來了。」李天綱說。
李天綱身上有典型的上海人氣質，務實、接地氣，頗具社會活動能力，和三教九流都能打交道，並非那種獨守書齋的學者。私底下，他頗有幾分其師朱維錚先生的遺風——清高，直率，看不慣會罵，最惡各種「虛頭八腦」的高調與空談，從不參與學術界的「大合唱」。
因著早年研究基督教入華史，他推動建立了徐家匯土家灣博物館。調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後，他又和法籍學者魏明德於2009年一起搭建了以「徐光啟-利瑪竇文明對話研究中心（利徐學社）」為中心的文化交流平台。
如今，他正在聯合地方政府、商界和民間力量，想在金澤推動建立起一個囊括非物質文化和物質文化遺產的綜合性歷史文化項目——概念近乎「江南聖城」。「就有點像敦煌，在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看不到的，你在金澤鎮能看到。」李天綱的博士後、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啟元解釋說。
眼下，金澤正在申報上海市一級的非遺項目。
2018年「廿八香汛」的前一天，在香港金融家張頌儀夫人梅巧冰創辦的「金澤工藝社」里，舉辦了一場「《金澤》新書發布會暨金澤歷史文化研討活動」。主辦者的名單上有鎮政府、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青浦區文廣局、青浦區旅遊局。多位鎮領導到場發言，表達了「傳統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強烈願望，希望利用每年的「香汛」和「江南的香格里拉」的新概念，把這個各項經濟指標常年在青浦區末幾位的「落後生」拉動起來。
在金澤，早已有了一些先行的「闖入者」，他們中有畫家、商人、攝影師、學者。
創辦「嘉禮堂」的香港知名藝術商人張頌仁和其弟張頌儀已在金澤深耕近20年。張頌仁是上海裔，在香港長大，留學西方，回到香港後醉心於國學。在蘇州、在金澤鎮，他推廣「鄉土計劃」，希望重建中國傳統文化生活。
嘉禮堂按照儒家經書和明清地方志恢復儒家的傳統禮儀和祭祀，包括婚禮、冠禮、鄉村四時的祭祀活動。2012春，他們還嘗試復活「鞭春牛」活動。但是，即便透過一個只在鎮上待了數日的外人的眼睛，也能覺察到有一堵「看不見的牆」橫在他們和當地的基層社會之間。在鎮民眼裡，他們是一群「外地來的有錢人」。
李天綱參加過嘉禮堂舉辦的許多文化活動和學術探討會。對嘉禮堂恢復、推廣傳統的諸多嘗試，他持保留態度。
「尚處於實驗階段。」他委婉地評價道。
（參考書目：《金澤——江南民間祭祀探源》，李天綱著。感謝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嘉禮堂」和「金澤工藝社」對本次採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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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56期
文 /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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