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善意，才能避免「命運性的衝突」 日本文人遊記中的近現代中國

日本文人在遊記中記述了民國時期的市井生活。芥川龍之介在周遊紫禁城、雲岡石窟、廬山和黃鶴樓等名勝之外，於上海觀看了名角蓋叫天的京劇演出，詳細描繪了他眼中的中國戲劇及戲園。中國的見聞則令村松梢風感覺「來到了夢寐嚮往的原鄉之國」。（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6月21日《南方周末》）

1956年，歐陽予倩率中國京劇代表團訪問日本，谷崎潤一郎聞訊趕來旅店，一敘舊情。歐陽予倩寫下一首長詩贈予對方，谷崎潤一郎將其裝裱後掛在客廳。長詩開始幾句為：「闊別卅余載，握手不勝情。相看容貌改，不覺歲時更。」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開始了中國之旅，學習的第一句中文是「不要」。一見黃包車夫，他立即連呼「不要不要」。「這是自我口中發出的值得紀念的第一句中國話。」他在隨筆《上海遊記》中寫道。

彼時，芥川龍之介已經以《羅生門》《鼻子》等作品聞名於日本。除了難纏的黃包車夫，荒廢的樓宇、骯髒的貨攤、隨地小便的行人，都使他對杜甫、岳飛、王陽明等偉大人物的期待落了空。「當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所描繪的中國。」他失望地寫道。

「不肯好好說話，說話拐彎抹角，渾身是刺的感覺，這跟他的身體健康狀態有關係。」翻譯家施小煒評論。芥川龍之介在中國遊覽120天，啟程不久就確診了肋膜炎。

施小煒更感興趣的是芥川龍之介來華的歷史背景，那是甲午戰爭後至抗日戰爭前，「中日關係很微妙的時候」。「明治維新」開始後不久，日本與中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使兩國官方與民間交往合規，之後利用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迫使清政府開放通商口岸若干。由此大批日本人來華，很多人熱衷撰寫遊記，僅東京的東洋文庫圖書館就收錄了超過400本。

1990年代，施小煒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與李振聲、徐靜波、胡令遠等譯者共同策劃，希望出版一套日本文人的訪華遊記。施小煒檢索東洋文庫的目錄，選取八位作者，身份多樣，包含作家、思想家、俳人、報人。

《老照片》雜誌當時正風靡國內，施小煒也自原書掃描大量插圖，存在幾十張軟盤裡。其中幾位作者去世沒超過50年，他通過出版社給其子輩寫信，請求授予版權，但未曾得到回復。

譯稿於1998年悉數完成，卻因出版人事等種種變故，終於擱置。他們與三四家出版社商談，屢屢碰壁，一晃20年。20年間，幾位譯者都成為重要的學者與翻譯家，其中施小煒因翻譯名作家村上春樹而為讀者熟知，幾種遊記則陸續有其他中文譯本面世。「我的心頭雖時時縈懷此事，但一直未有付梓之日，心中只有滿腔的無奈之感。」譯者徐靜波寫道。

2018年5月，叢書終於以「東瀛文人·印象中國」之名，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選用了五種遊記，分別來自作家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村松梢風與漢學家內藤湖南。時過境遷，作品均具有了公共版權，手寫譯稿跟隨幾位譯者多年奔波，或旅日，或回國，部分散軼，再重新補譯，錄入電腦。

藉由彼時遊記，今天的讀者可以感知當時日本的社會心理，探究「普通百姓這種國民意識、社會共識的形成，當中的機制是怎麼樣的」。「日本一開始很崇拜中國，對中國的印象一點點變化，到最後變成仇敵一樣。」施小煒向南方周末記者感嘆，這是前車之鑒，「今天的中國和日本之間，和其他任何國家之間都不要重走這麼一條道路，希望能夠比較準確地、帶著善意理解對方、認識對方，最後避免發生這種命運性的衝突」。

佐藤春夫以艷美清朗的詩歌和倦怠憂鬱的小說聞名，活躍於大正、昭和時期。（資料圖/圖）

村松梢風的代表作《魔都》描寫了存在租界的上海，是上海第一次被稱為「魔都」。（資料圖/圖）

「我們這些熱愛中國的人的純澈的心靈」

除內藤湖南較早，四位作家皆於1920年前後到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正逐步擴展，留日的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積極譯介日本近代文學，日本一度成為中國了解世界的中介。

日本對中國同樣充滿興趣。徐靜波目前任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的日本人認為，中國利益跟日本利益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從官方的立場上來講，希望能夠在中國獲得最大的利益。」日本的報刊雜誌陸續開設介紹中國的專版，為滿足一般讀者對中國的好奇心，還派遣海外觀察員來華採訪。

芥川龍之介來中國遊歷，即受大阪每日新聞社派遣。他出生於1892年，恰逢日本教育制度變革，從小學起就受西式教育。但他在私塾學習漢學與中文，施小煒形容他為「尚注重漢學修養的教育制度培育的最後一代知識分子」。在第一高等學校讀書時，芥川龍之介寫信給友人提起前往中國的心愿。唐代傳奇小說《遊仙窟》令他嚮往中國的江南。

谷崎潤一郎於1918年與1926年兩次自費來中國遊歷，來華前同樣已經聲名赫赫。他長芥川龍之介幾歲，兩人漢學素養都不錯，可以寫出工整的漢詩。

「中國趣味依然頑強地根植於我們的血管深處。」谷崎潤一郎在《中國趣味》一文中記述，自己生活在充滿西洋氣息的街道和洋樓里，忙於電影拍攝時，同時閱讀美國電影雜誌和中國詩集。翻開元末明初詩人高啟的詩集，即便只看到一行，他也立刻被詩境所吸引。

「新的東西是什麼呢？創作是什麼呢？人類能達到的最高的心境，不就是這些五言絕句所描繪的境地么？」這些想法令谷崎潤一郎感到可怕、矛盾，「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儘可能抗拒中國趣味，一方面又不時地以一種渴望見到父母的心態，悄然歸返到彼處。就這樣反覆再三，不能止行。」

這些心懷嚮往的文人到訪中國後，不免產生落差感。芥川龍之介遊覽西湖，發現它不如想像中美好，湖岸紅灰色的磚結構建築在他看來「俗不可耐」，在江南名勝到秋瑾墓前面遍布，「將風景悉數破壞無遺」。在蘇州，由范仲淹創設，號稱江南第一的文廟荒草叢生。芥川萌生懷古情緒，吟誦起漢學家今關天彭的詩句：休言竟是人家國，我亦書生好感時。

漢學家內藤湖南在北京度過了1899年的中秋。一行人在崇文門東邊的城牆旁聚餐，雜草沒過人頭，燈影稀疏，他頓感凄涼：「這便是當今君臨於四億生靈之上的大清皇帝棲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淚下」。

來中國是內藤湖南的夙願。好友畑山呂泣生前曾為他撰文，提及「禹域四百州」：「何不速速負劍跨馬，即刻渡長江，濟黃河，北上長城，縱覽平原？」「禹域」即中國，內藤後來寫就中國遊記，即命名為《禹域鴻爪記》。

1899年3月，內藤湖南的寓所受鄰家火災波及，多年收藏的圖書、文稿，乃至畑山呂泣的遺稿都付之一炬。加之孩子降生，忙亂過後，他決定去中國旅行，並在友人們贊助下遂願。成行之前，他首先去畑山呂泣墓前告知亡友。

內藤湖南之子耕次郎曾總結父親的好惡，「所嫌惡者」包括「感覺遲鈍之蠢人」到「戀愛至上主義者」等八種，「所嗜好者」只有一句：凡屬中國之物，皆在嗜好之列。

村松梢風沒有足夠的漢學知識儲備，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遠不如其餘幾位。但他1923年到1933年之間來華近十次，遊記結集出版多達十本。徐靜波1998年在日任教時，專門研究村松梢風，認為他是中日文化關係史中「不應被忘卻的人物」。

村松梢風來中國的原因更特別：「要到外面的世界闖蕩一下，看一個未知的世界。」徐靜波認為，由於當時日本的輿論控制比同時代中國嚴格，報刊雜誌的審查、思想警察皆已有之，村松梢風不滿壓抑的社會氛圍，才尋求海外旅行。

來華前，村松梢風特意向芥川龍之介請教。對方告訴他，要注意觀察，每日把見聞詳細記錄下來。之後每次溯游長江，他都感受到「無限的親切、喜悅、感激」。他熱愛上海，發明了「魔都」一詞，用以形容這座大都會的詭譎魔幻，這個諧稱流傳至今。

「我在此見到了我們這些熱愛中國的人的純澈的心靈。」村松梢風相信自己並非盲目感動，「這是由於中國廣闊的土地喚醒了潛意識般長期深藏於我們心靈深處的遠祖傳來的遺傳之夢。」

谷崎潤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學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日本近代著名小說家，曾數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資料圖/圖）

內藤湖南生於儒學世家，曾為記者，多次赴中國遊歷，並首次向日本學界介紹敦煌文書的發現及其價值。（資料圖/圖）

「日本對中國有一種同仇敵愾」

1899年，內藤湖南從今天屬於煙台市的芝罘入境，路過威海時，經船員指點辨出了甲午海戰時的日軍登陸點。前一年伊藤博文訪華，受到中國朝野禮遇。戊戌變法前後，張之洞、康有為和梁啟超等各界名人都主張向日本學習。

內藤湖南遍訪中國的有識之士，與嚴復、張元濟、文廷式、肅親王善耆等清末要人展開筆談。和很多受漢學教育的日本文人一樣，他不能口說，但會寫文言文，因此雙方用毛筆寫字對談，成果皆得留存。

對於清末中國，內藤湖南認為積弊源於井田制、科舉制、郡縣制，維新應付諸行動而非空有口舌。「日本對中國有一種同仇敵愾，包括內藤也是，甚至有些日本人覺得有義務幫忙中國。」施小煒說。

在天津，內藤湖南拜訪嚴復，請他推薦京城合適拜訪以談論時局的人。嚴復回應得決絕：「自戊戌政變以來，士大夫鉗口結舌，何處有可與言時務者，吾不知也！」內藤到北京後果然有類似感覺，人人避而不見。他放棄了通過繁複手續拜訪李鴻章和張之洞的打算，而這「實際上也涉及不了與清國將來命運攸關的事」。

「內藤湖南對作為歷史與文化的中國懷有很深的敬意，而對其時現實中全方位羸弱的中國則既同情又不免輕蔑。」《禹域鴻爪記》譯者李振聲總結道。

20年後谷崎潤一郎訪華，發現夜晚的城市十分冷清。白天熱鬧非凡的秦淮河畔，攤販、雜耍表演傍晚就盡數撤走，門店閉戶，只有軍隊「在街上成群結隊地遊盪」。

谷崎潤一郎反感居高臨下的日本人。旅店日本老闆娘的兒子對中國人頤指氣使，他批評：「像他這樣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就學會了待中國人如貓狗一般，而且都想在一方稱霸的日本人，如果大量湧入中國的話，中國也要大受侵擾了吧」。「與同時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說是難能可貴。」施小煒在序言中評論。這位作家竟一語成讖。

芥川龍之介則感受到中國「空氣中孕育著二十年來之政治問題」。他和書法家鄭孝胥見面時，不自覺地談論起中國的對日輿論問題。他拜訪時年64歲的學者辜鴻銘，問起為什麼「慨於時事」而不參與時事，對方奮筆寫下幾個大字：老、老、老、老、老……

到佐藤春夫筆下，日本人在中國已經處境尷尬。他主要在閩南地區遊歷，由於語言不通，且嚮導往往不在身邊，他時常惴惴不安。街邊牆上書寫著「勿忘國恥」「勿用仇貨」等字樣，他一聽見中國人大聲喊話，就疑心是在罵自己。有時說話多了，同行人也拽拽他的衣袖提醒「少說日語」。

1929年，村松梢風重訪南京。五年前他頭一次去，黃包車車軸上掛著小鈴鐺，聲響清脆，如今已然消失。他視之為隱喻。「古老的、優美的風物正在受到破壞。懷古思幽之情和傷感愁緒是革命所要嚴禁的，破舊立新才是革命。」村松思慮革新背後文明的毀壞。他行至莫愁湖，發現刻在石壁上的書法消失了，附近建起了營房。

文人們回到日本，相繼發表遊記，刊發於《大阪每日新聞》《中央公論》等頗有影響的媒體。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遊記》發行了單行本，後來又出版適於隨身攜帶的「文庫本」。「都是很有影響的人物，對整個日本社會國民的對華意識形成實際上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施小煒說。

在施小煒看來，日本文人們本來帶著善意地注視中國，但這種情緒逐漸演變為「民族優越感」和「對鄰人的不遜與輕侮」，「這其實正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們每每愛說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狼子野心』能夠得逞的群眾基礎」。

但當時的中國社會又確實積弊叢生，談到此處，施小煒反思：「外國人來，假定他不這麼寫，面對一片腐敗、骯髒的現實拍手叫好，要不就是傻子，要不就是心懷叵測，希望你繼續爛下去，你說是不是？」

作為日本大正時代重要小說家之一，芥川龍之介在短暫的一生中，創作了大量小說、隨筆、遊記、詩歌，與夏目漱石、森鷗外並稱為20世紀前半葉日本文壇「三巨匠」。（資料圖/圖）

日本作家村松梢風熱愛上海，1923年發明了「魔都」一詞，用以形容這座大都會的詭譎魔幻。每次溯游長江，他都感受到「無限的親切、喜悅、感激」。他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並不顯赫。但1923年到1933年之間來華近十次，遊記結集出版多達十本。（資料圖/圖）

未見寓言成真，是芥川龍之介的幸事

歷史在繼續。

1926年，谷崎潤一郎第二次來到中國，通過上海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認識了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一批留日中國文人。他們能說流利的日語，和谷崎潤一郎相談甚歡。

谷崎潤一郎受邀參加上海文化界的「文藝消寒會」。推杯換盞間，郭沫若忽然跳到椅子上擊掌宣布：「現在由谷崎先生表演精彩節目！」谷崎趕緊把他從椅子上拉下來，他又跳上去，又給拉下來……窘迫間，谷崎只好硬著頭皮致辭，那晚他嚴重宿醉，「十年以來沒有發生過」。

歸國半年後，谷崎潤一郎給田漢寫信，回憶起對方帶他去劇作家歐陽予倩家共度除夕。他獨自來到中國，那晚竟懷想起三十多年前住在東京的父母，「這真的是怎樣的一種姻緣呀」。戰爭爆發後，他與中國友人們斷了往來。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日軍向中國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村松梢風非常震驚，決定去上海戰地察看。他從內山完造那裡了解到魯迅和歐陽予倩平安無事，鬆了一口氣。在發表於《東京朝日新聞》的幾篇通訊里，他流露出對戰火中的中國民眾的同情。但不久後，他前往偽「滿洲國」、承德等地考察，開始書寫作為「大日本帝國臣民」的自豪感。

「梢風從此前的中國讚美者，驟然變成了日本當局的同調者。」徐靜波在研究著述中寫道，不無惋惜。

佐藤春夫曾與郁達夫私交甚篤，郁達夫將他視為自己最崇拜的日本現代作家。評論界認為，郁達夫名作《沉淪》受到了佐藤春夫小說《田園的憂鬱》影響。戰爭爆發後，佐藤春夫鼓吹「大東亞共榮」，發表小說《亞細亞之子》，影射並指責郁達夫和郭沫若的抗戰行動。

郁達夫寫下《日本的娼婦與文士》，與佐藤春夫決裂。他憤怒地反擊：「總以為文士是日本的優秀分子，文人的氣節，判斷力，正義感，當比一般人強些。但是疾風勁草，一到了中日交戰的關頭，這些文士的醜態就暴露了…… 」

兩位日本作家的轉變並非孤例。隨著戰爭擴大，對本國問題的批評直接從日本報紙上消失了；1938年，22名日本作家積極報名擔任從軍記者，歡呼日軍於武漢「大捷」；1942年，日本內閣情報局組織「文學報國會」，大批日本作家都歸順旗下。「這實在是一段令人深思的歷史。」徐靜波寫道。

此後數年，直至日本投降，兩國難有民間交往。1956年，歐陽予倩率中國京劇代表團訪問日本，谷崎潤一郎聞訊趕來旅店，一敘舊情。歐陽予倩寫下一首長詩贈予對方，谷崎潤一郎將其裝裱後掛在客廳。長詩開始幾句為：「闊別卅余載，握手不勝情。相看容貌改，不覺歲時更。」

日本小說家金子光晴與田漢交好。1949年後，他幾乎每年都與田漢互寄賀年卡，直至1966年忽然中斷。金子光晴心生疑惑，後來才得知田漢不久即於獄中去世。

遊歷中國後不久，芥川龍之介於1927年自殺身亡，從而倖免於極可能發生的悲劇。1921年春天，在上海法租界會面時，章太炎告訴他：「我最為厭惡的日本人是征伐鬼島的桃太郎。同時對熱愛桃太郎的日本國民也不得不多少抱有反感。」

桃太郎是日本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人物。他從桃子里誕生，率領狗、猴和雞，一起前往鬼島為民除害。「從未聽到任何一位日本通像我們的章太炎先生這樣，朝桃子所生的桃太郎射以一箭。不惟如此，先生的這一箭遠遠要比所有日本通的雄辯都含有更多的真理。」芥川龍之介在隨筆《僻見》中寫道。

芥川龍之介後來創作了寓言小說《桃太郎》。這個版本里，桃太郎好逸惡勞、殘忍好戰，利誘收買了猴子、野雞和狗，征伐本是一片美麗樂土的鬼島。桃太郎一手揮刀，一手搖著繪有太陽圖案的「膏藥扇」，把鬼族趕盡殺絕。猴子「在扼死鬼的女兒們之前，必定要恣意凌辱一番」。桃太郎凱旋，但自此失去了和平：鬼島從未停止過反抗。

「法國人說過一句諺語：寓言是歷史的姐妹。芥川龍之介在1927年去世，沒有親眼看到歷史真的變成這個寓言的姐妹，對他來說是一件幸事。」施小煒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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