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澳大利亞劇作家戴維·威廉森

最新 06-25

走近澳大利亞劇作家

戴維·威廉森

文|高萍

戴維·威廉森（1942-）是澳大利亞戲劇史上最高產、最具影響力的「新浪潮」劇作家。他在作品中諷刺當代社會各種現實問題，塑造各類小人物，表達了人類共通的情感。他運用澳大利亞習語，關注具有澳大利亞特點的主題，為作品貼上了鮮明的標籤，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澳大利亞戲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戴維·威廉森出生於墨爾本，自小酷愛戲劇、文學，在數學和物理方面也表現出很大的天分。上大學期間，威廉森開始嘗試文學創作，為學生雜誌和劇院撰寫諷刺小品文。1964年，他獲得莫納什大學機械工程學學士學位，從事過汽車設計、機械工程講師等職業，兼職攻讀了墨爾本大學的社會心理學碩士。60年代他積极參与反越戰運動。1972年，在《唐的聚會》（Don』s Party）（1971）和《搬遷者》（The Removalists）（1971）兩部戲劇大獲成功後，威廉森成為全職作家。除了創作戲劇，威廉森也越來越多地撰寫影視劇和改編劇本，經常赴英美等國參與作品在海外的製作。近50年來，威廉森共創作了50多部戲劇作品，創作和改編了20多部電影和電視劇劇本。他被視為澳大利亞最成功的劇作家，2014年，創下單在悉尼就正式上演8部劇作的記錄。威廉森不僅在澳大利亞本土取得成功，還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國際對澳大利亞戲劇的認知。

戴維·威廉森通過他所塑造的人物，同觀眾一起思考人性，探索他們所處的時代及各類社會現實問題，包括警察、家庭暴力、性別主義、政治大選、政黨政治、學術界、法律司法界、體育界、藝術圈、社會公平、辦公室政治、工作場合性騷擾、完美主義者、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文學節、商業化、傳統、對權力的慾望等。

《搬遷者》劇照

《搬遷者》是威廉森最成功、最具影響力的劇作之一，呈現了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存在的社會問題，包括警察暴力和權力濫用、家庭暴力、法律秩序以及反權威等。話劇開場，西蒙德警官在對新警員羅斯訓話，此時凱特和菲歐娜兩姐妹前來報警，指控菲歐娜丈夫的長期家暴行為。抱著趁機佔兩姐妹便宜的念頭，兩名警察答應幫助她們。菲歐娜回家打包東西時，她的丈夫肯尼忽然回家，隨後搬家公司的人和警察也到了。當姐妹倆先行離開後，警員羅斯關上門將肯尼暴打到失去意識。當他以為自己殺死了肯尼，正感到害怕時，肯尼爬出了屋子。他們坐下一起喝啤酒，西蒙德警官試圖收買肯尼，讓他不要將事情聲張出去。正當一切似乎安排妥當時，肯尼突然倒地身亡。《搬遷者》精準刻畫了當時澳大利亞的社會現實，憑藉此劇，威廉森先後獲得英國戲劇專業大獎喬治·迪萬獎、澳大利亞作家協會獎最佳舞台戲劇和最佳劇本獎等。

在創作與同年的作品《唐的聚會》中，戴維·威廉森對政治的探討較多。1969年10月的澳大利亞聯邦大選之夜，唐·漢德森夫婦在家中舉辦了一場聚會，幾乎所有參與者都期望當時工黨領袖高夫·惠特拉姆贏得大選，但選舉結果使他們的希望徹底破滅了。參加聚會的人不停地喝酒，男人們滿口澳式粗鄙下流的語言，還有人趁機調戲年輕女性。醉酒的人們開始坦白自己失敗的夢想，探討婚姻問題，爭論階層劃分以及對社會關係進行分類，分歧越來越多，人物們愈發悵惘鬱悶。劇作中充斥著針鋒相對的爭論，火藥味十足。批評界認為威廉森將戲劇背景設為聯邦大選的做法相當激進，政治傾向太過明顯。有評論家認為該劇反映出了澳大利亞郊區生活的無聊使人的行為變得極端，諷刺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的道德狀況。威廉森自己則認為，《唐的聚會》主要講人過了30歲，夢想遭遇冷酷現實檢驗的經歷，就其本質而言是一部悲劇。

《足球俱樂部》電影海報

《足球俱樂部》（The Club）（1977）將關注點轉向體育界，尖刻地描寫、諷刺了澳式足球聯盟球員交易的幕後陰謀和管理者爭權奪勢而不擇手段。故事發生在一家歷史悠久卻好幾年沒有拿過聯賽冠軍的頂級足球俱樂部。俱樂部新任主席特德任命格里擔任管理人，以排擠俱樂部的英雄人物喬克。特德和喬克各自使出渾身解數爭奪權力，而格里靜觀其變。與此同時，俱樂部里其他人物也互相爭鬥。最終，俱樂部同整個時代一樣發生了變化。在威廉森的筆下，這家足球俱樂部就是70年代澳大利亞社會、政治和工作場所的縮影，人們在傳統、忠誠與金錢、野心之間權衡。在《足球俱樂部》中，傳統與進步和成功相對立，即在當今世界要獲得成功，就必須拋棄傳統。只有傳統不會阻礙進步和成功時，人們才會支持、尊重傳統。《足球俱樂部》還涉及人們對待商業主義的態度。俱樂部逐漸丟掉傳統，隨著富有的企業家們贊助大量資金購買球員，俱樂部開始了大規模的商業化進程，這也反映了社會對體育商業化的接受。除了在澳洲本土大獲成功，1978年，《足球俱樂部》也在華盛頓、紐約百老匯成功上演，被譽為「百老匯第一部成功的澳大利亞作品」；該劇在中國也廣受好評，至今仍定期上演。

威廉森80年代的劇作所關注的問題更加廣泛。《完美主義者》（The Perfectionist）（1982）描寫在澳大利亞女性積極爭取權利的背景下，婚姻關係中所表現出的女權主義。《凱恩的兒子們》（Sons of Cain）（1985）探討的是媒體在社會公平中的角色。《翡翠城》（Emerald City）(1987)描述了一個家庭從墨爾本搬到悉尼的經歷，刻畫了悉尼的城市形象，語言苛刻、充滿諷刺，討論了商業化的影響和現代都市中人的貪婪。《死去的白種男人》（Dead White Males）（1995）是威廉森少有的幾部迴避自然主義的作品之一。該劇探討了人性和社會文化問題，頗具哲學意義。威廉森在劇中針對諸如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進行了諷刺，引發了學術界的批判，認為這些是他政治保守主義的表現。《靈魂伴侶》（Soulmates）（2002）所涉及的主題與《死去的白種男人》有類似之處。劇中兩位作家——偉大的文學作家麥克斯和成功的流行作家卡蒂針鋒相對，在批評、評論和後現代主義的背景下，兩位作家就文學和金錢、流行性等話題爭執不下，戲劇在一個文學節上關於藝術與商業小組的討論中收尾，盡顯虛偽、信仰缺失和謊言等現實社會問題。

戴維·威廉森還創作和改編了25部影視劇本，贏得了國內外各類獎項。由他擔任編劇的《加里波利》被視作最偉大的澳大利亞電影之一，由彼得·威爾執導並共同擔任編劇。在1915年的澳大利亞，出身迥異的兩名西澳短跑運動員親如兄弟，決定一起應徵入伍。這兩名年輕夥伴後來被派遣到埃及訓練，又來到了土耳其的加里波利——一戰中一個至為重要的戰場。該影片講述了戰火中的夥伴情誼、對軍令的盲目服從及其致命的破壞力。作為編劇，威廉森的創作並未完全遵循歷史史實，他想要表達的似乎是，這些澳大利亞青年士兵拚命戰鬥的真正原因或許只是不願讓同伴失望。

《加里波利》電影海報

戴維·威廉森認為人類共同擁有某些深刻的情感。他在作品中探討的主題、塑造的角色各有不同，但所表達的情感超越時代、跨越國家和文化界限，這或許是其作品長久以來受到各國觀眾喜愛的一個重要原因。

威廉森創造的角色都是能與觀眾們自身產生聯繫的人物，例如「搬遷者」代表了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普通人。威廉森劇中人物所具有的愛恨、憂愁、憤怒、貪婪、勇氣、希望等情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不分國家、文化或時代。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缺陷，他們展現出人性中的善與惡、美與丑，隨著故事發展，他們表達情感、暴露缺陷，激發出觀眾的同理心。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物即使已經意識到自身的種種缺陷，仍然會努力掙扎著去追求更好的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而這無疑能夠極大地鼓勵觀眾。與威廉森有密切合作的戲劇導演桑德拉·貝茨所認為，威廉森作品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們能讓普通觀眾產生認同感，從各種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並且相信自己也能變得更好。正如許多觀眾的感慨：「這就是我的生活，真不知道戴維如何做到如此真實地描寫我的生活？」威廉森的作品加深了我們對自己、對他人的理解。其核心是對自己、對他人更加包容的渴求。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亞戲劇界的「新浪潮運動」宣揚澳大利亞文化不再由殖民傳統定義，「新浪潮」劇作家們在創作時不單單挑戰傳統的文學形式，還挑戰傳統的社會、文化及學術觀念。作為最具影響力的「新浪潮」劇作家之一，戴維·威廉森的作品無論在語言還是內容中，都表現出鮮明的澳大利亞特色，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亞本土戲劇和電影的崛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戴維·威廉森成功地運用了本土化語言，他的作品中大量出現頗具澳大利亞方言特色的習語，甚至包括粗俗下流的語言，能讓觀眾聽到真正的澳大利亞的聲音。在內容方面，威廉森著眼於當地社會，在作品中關注例如反權威主義、夥伴情誼、競爭精神等具有澳大利亞國民性格特徵的主題。他象徵性地通過澳式語言、有缺陷的角色、富有當地特色的主題、幽默和諷刺的寫作手法等探索了澳大利亞社會。威廉森通過作品塑造了獨特的澳大利亞身份，讓澳大利亞觀眾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們自己，也提升了澳大利亞文學、文化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正如布魯斯·貝內特所說，「澳大利亞不再是一個空洞的象徵符號，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具有本地特性、地區意識、國際主義和文化豐富性或至少文化潛力的存在。」

戴維·威廉森的作品能夠經久不衰，還在於威廉森對時局深刻且超前的理解和判斷。威廉森創作時對澳大利亞社會眾多觀念和問題所做的描述和呈現可謂精準，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仍不顯得過時。例如創作於70年代的《搬遷者》所描寫的家庭暴力至今在澳大利亞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足球俱樂部》和《翡翠城》等所反映的商業化問題在當今世界範圍內引起了更多討論。《唐的聚會》雖然是基於1969年的聯邦大選創作，但角色們對澳大利亞兩黨政治制度的看法，對政府政策的評論在今天都未發生改變。許多觀眾仍然認為，每逢重要的選舉時都適合再看一遍《唐的聚會》。在解讀威廉森在澳大利亞戲劇發展史中獨一無二的成功時，導演桑德拉·貝茨稱，威廉森的成功與他對澳大利亞時局的深刻洞察，甚至在創作中對未來富有先見之明的預判密不可分。他的作品如史書一般準確且有趣地記錄了澳大利亞在過去50年里的發展和變化，也見證了澳大利亞本土戲劇的不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