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付百臣 李曉光 | 日英同盟與近代日朝關係

原標題：【邊疆時空】付百臣 李曉光 | 日英同盟與近代日朝關係

付百臣

漢族，1952年6月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現任長春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東北地方歷史和區域經濟政策。

李曉光

長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研究方向：東亞史。

摘要：20 世紀初的日英同盟對日、英兩國乃至整個遠東及世界的影響是極其深遠且巨大的。僅從日本方面來說，它使日本有了外交後盾，助推了日本對朝鮮的侵略，使朝鮮徹底走進日本的殖民深淵，進而徹底改變了日朝間的關係，實現了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一步。

關鍵詞：日英同盟 日朝關係 日本外交策略 國際體系

近代日本對朝鮮的覬覦，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有這樣一段記述：「日本處心積慮以謀朝鮮者，既數十年。其第一著，則謀離朝鮮於中國，其策源在《天津條約》，其收果在中日戰爭；其第二著，則謀並朝鮮於日本，其策源在日英同盟，其收果在日俄戰爭。」他對日本侵朝步驟概括的可謂極其精闢，不僅指出日本對朝鮮侵略的關鍵節點，而且指出日英同盟是日本謀並朝鮮的策源，也就是說，日英同盟在日本實施吞併朝鮮的計劃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對此，梁啟超感嘆道：「日人外交之略，至遠且大，至敏且鷙也。

1890年，「光榮孤立」仍可貼切地描述英國的外交政策。英國人驕傲地自詡其國為歐洲的「平衡之輪」，借平衡之輪的重量可防止歐陸各盟國中出現唯我獨尊的局面。而對於參與同盟，英國政治家的想法與美國孤立主義者一樣，感到應敬而遠之。然而，「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之間的衝突開始擴展到全球範圍，均勢的規模不再限於歐洲，開始帶有世界性。當現狀被打破後，強國試圖稱霸，其他大國及中小國則力圖限制強國稱霸的野心，於是又開始結盟對抗，並且不惜以戰爭為代價恢復均勢」。為此，英國拋棄了孤立主義，與位於亞洲的日本結盟。

1902年的英日結盟震驚歐洲。英日同盟在帝國主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是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件之一。在近20年的時間裡，它成為帝國主義列強鉤心鬥角的證明，也是帝國主義列強實力消長、利害變化的晴雨表，極其生動地表現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美國學者肯尼思·B. 派爾指出：「國際舞台上誰獨佔鰲頭，日本就會出於自我利益而跟誰結盟: 1902年到1922年追隨英國，1936年到1945年追隨德國，1952年起則緊跟美國。」這也就是說， 「在任何一種國際體系下，都有既得利益的國家和對現存秩序不滿的國家。一般來說，在現存國際秩序中既得利益的國家往往願意作為現存的捍衛者，而對現存秩序不滿的國家則希望通過各種辦法改變或打破現存秩序對自己的束縛」。近代英日兩國也是遵循這一國際規則。簡單地說，近代以來的日本外交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是以推行「大陸政策」為主；戰後則是以日美同盟為核心，貫徹和推行本國的對外政策。本文中所涉及的日朝關係限定於日本外交的第一階段，即20世紀初日本對朝鮮的吞併，且只限於日本吞併朝鮮前的第一、二次日英同盟與日朝關係的轉變。儘管日英結盟的初衷是對付俄國，但它畢竟給日本在侵略朝鮮的道路上帶來了一個延伸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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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後半葉日朝關係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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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前，日本與朝鮮的關係是對等的。1866年，法國東方艦隊向朝鮮京畿一帶進發時，朝鮮政府通過對馬藩向日本幕府請求援助。這時，日朝兩國間還沒有嫌隙，所以對馬藩主宗義達將此事報告幕府，還向幕府提出建議：「當此時際，我政府於朝鮮和法國之間，應該採取居中調停的手段，一面消除外國據有朝鮮之大患，一面可以救朝鮮之急難，謀劃帝國之宏圖。」幕府採納了這項建議，但因日本國內也處於多事之秋，所以派使居間調節一事一再被擱置。最終，明治政府決定仍以對馬守宗氏擔當交涉之任。

然而，沒過多久，明治政府圍繞著對朝關係問題，掀起了「征韓」風潮。1875年，日本政府挑起了「江華島事件」，將「征韓論」變為入侵朝鮮的事實。該事件迫使朝鮮政府與日本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 也稱《江華條約》) 。條約內容揭示了日本的意圖就是使朝鮮脫離中國的藩屬，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進而獲得自由出入朝鮮任何港口或海港、自由查勘朝鮮沿海島嶼等特權，為實現其侵略朝鮮的計劃鋪平道路。因此，美國學者丹涅特說：「1876年朝日條約是使朝鮮脫離中國的第一個楔子。」朝鮮歷史學家李清源評論道：「《江華條約》是對朝鮮主權一個最沉重的打擊，標誌了朝鮮淪為附屬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確立其在朝鮮的統治的開端。」

19世紀80年代，日本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則是為保證日本島嶼的安全，不能讓朝鮮落入第三國之手。中日兩國就朝鮮問題經過多次交涉，最終於1885年達成妥協，簽訂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其中規定：「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甲午戰後，中日《馬關條約》中明確規定：「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這標誌著中國對朝傳統外交政策———宗藩關係的徹底結束，同時標誌著「日本謀韓之第一期政策全然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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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日英同盟與日朝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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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後，中朝關係讓位於日朝關係，日本開始更加深入地謀掠朝鮮。這一時期的國際局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使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進一步認識到要在遠東一勞永逸地戰勝俄國，是難以置信的。同時也使英國認識到日俄之間如果日本不放棄對朝鮮的要求，它必將會為取得對朝鮮的統治權而與俄國決一勝負」。而「像俄國這樣的國家，有這般多的人民，這樣富的天然物產，而且有強大的海軍，似乎不至於肯永久的服輸……英國若不設法鼓勵日本，使日本拿英國作它可以抵抗俄法兩國或有和它聯盟的可能的國家看待，則英國也許會將日本逼到失望的路上去，去與俄國修好……若果日俄修好，則英國的利益定將蒙極大的損害」。

為避免日俄之間達成諒解，並利用正在興起的日本抵抗俄國，以維護英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經過幾番周折之後，英國決定與日本結盟。「1902年英日建立聯盟時，英國的政治家也是想藉此減輕一下英國在中國的困難戰略負擔，儘管這在一定條件下要以支持日本為代價。」

甲午戰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使日本對戰爭結果並不滿意，尤其是俄國對朝鮮的插手，使日本更加不滿意。「日本的政治家深信日本若果要在世界國際中佔一席地位，日本不僅止要能和各國以武力相見，日本也必須要能和各國以外交的手腕相見。」關於日本結盟的目的，還有「蓋當一九○二年日本預料將與俄國開戰，以爭朝鮮南滿之利益勢力，故與英締結同盟，以作準備，及是時，已挫俄國，佔據朝鮮南滿，故將擔保朝鮮之條削去，可知英國固早承認日人在韓有任意行使之權，又可知國際條約之真相，非發表之原文所可解釋者」這樣的說法。

日本政府經過了一番選擇、比較之後，於1901年10月8日，正式授權林董與英國交涉日英結盟問題。1902年1月30日，第一次日英同盟條約正式簽訂。在條約的開頭就規定：「英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出於保持遠東的現狀和普遍和平的唯一願望，而且特別關心保持中華帝國和朝鮮帝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和保證各國在這些國家的貿易和工業的機會均等」。同時規定：「在政治、商業和工業上對朝鮮具有特別深切的利益，締約雙方承認，如果這些利益受到任何其他國家的侵略行動或在中國或朝鮮發生的騷亂的威脅，而有必要由締約雙方的任一國進行干涉，以保護它的臣民的生命和財產的話，將允許它們中的任一方採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護這些利益。」這就明確規定了日英兩國有干涉中國、朝鮮內政的權利。

對於第一次日英同盟，梁啟超有如下評述：「自此同盟成立，日本乃益有後援，以揮手段於韓半島。其約文中聲明，日本在朝鮮有政治上之特別利益，蓋朝鮮為日本人之朝鮮，既已經英國之默許。所謂維持其獨立者，特表面上一空談耳。自去夏以來，遂因滿洲問題釀成日俄之役，然其爭點不徒在滿洲，而更在朝鮮也。( 俄人所最重者在滿洲，日人所尤重者在朝鮮) 當時，日本政論家有倡滿韓交換之議者，雖其目的不免局縮，未見採行。然日人之重視朝鮮，不惜犧牲他種利益以易之，可概見矣。」這段評述指出了日英同盟對日朝關係轉變的重要影響，日本有英國這一後援，可以放開手去侵略朝鮮。

同盟條約在日本受到普遍歡迎，日本「慶祝英日同盟的成立，就好像慶祝軍事上的勝利一樣」。1902年達成的英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史上一大勝利，為以後日本外交的發展樹立了典範。在整個20世紀中，日本基本上一直尋求與稱雄世界的強國結盟。從日本的觀點來看，締結日英同盟，「可以保持日本在朝鮮的地位，可以使日本不致再怕歐洲各國聯合與它為難，可以使日本對北京政府的勸告增加效力，並且可使日本在外交上的一切行動增加力量」。對於朝鮮來說，日英同盟不但「保持了日本在朝鮮的地位」，更促使日本加大了對朝鮮的控制力度。在日本的「大陸政策」中，朝鮮只是其侵略中國特別是吞併中國東三省的跳板。只要控制了朝鮮，中國東三省自然就暴露在日本的侵略魔掌之下，成為其囊中之物，吞併只是遲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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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日英同盟與日朝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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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前，兩國就「滿韓」問題進行了交涉。梁啟超對此進行了評述: 「由此觀之，日本之視朝鮮更重於其視滿洲也，章章然矣。使其時，俄政府能慨諾此協商，則此次戰役可以潛消於樽俎間也。而乃遷延復遷延，齟齬復齟齬，其後俄國卒欲以滿洲問題置於日俄協商範圍之外。蓋俄人亦深察，夫日之視韓尤重於滿也。顧日人所以不得不始終齗齗爭之者，則以滿不保而強俄酣睡於韓榻之側坐是，而韓遂非日所能有也。故其爭滿問題凡以為韓問題也。觀其宣戰書，此意甚明。

戰前的交涉最終未能避免戰爭的爆發，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引起了遠東甚至整個歐洲政治形勢的巨大變化，也使第一次日英同盟條約已不適應這樣一種新國際形勢的需要。為適應日俄戰後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並加大在對俄和談中的政治籌碼，日本要求修改日英盟約。1905年2月，日本外相小村發表演說：「我們現在為了祝賀日英同盟條約三周年而在這裡集會。當時，我們就堅信這個同盟無論在平時及戰時都具有重大價值。而今，經過三年的經驗，更加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希望為了兩國及全世界的利益，將來繼續和鞏固這一同盟。」這一提議得到了英國方面的積極響應。

就日本而言，儘管在戰爭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戰爭後期的日本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都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如果再繼續打下去很難保證不失去已取得的戰果，而此時俄國實力猶存。日本為增強在對俄和談中的地位，取得最大程度的利益，防止俄國的報復，自然願意與英國保持同盟國關係。也就是說，第二次日英同盟「既有戰時的需要，也有對俄戰爭之後的目的」。另外，在過去的三年中，日本依靠對外結盟政策所獲取的巨大侵略利益，也誘使日本走向第二次日英同盟。

1905年8月，日英雙方簽訂第二次同盟條約，其中規定：「日本在朝鮮擁有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英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權採取為保護和增進這些利益而可能認為是適當和必要的指導、管制和保護措施，但必須始終以這些措施不違背各國的貿易和從事工業的機會均等原則為條件。」對於這一點，英國外交大臣蘭斯頓於9月6日致英國駐法駐俄大使書中解釋道：「在這一點上，新訂的同盟條約和1902年同盟條約顯然不同，這是毫無疑義的。然而朝鮮的地位逼近日本，又沒有自立的能力，遲早終將為日本統治，隸屬日本——那是很明顯的事實。」這是因為新約承認了日本在朝鮮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特權和有權採取保護、增進利益的措施。可以說，日本已將朝鮮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了。

【注】 本文經作者授權，文章刊登於《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12期

責編：李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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