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如此擅長撒謊?
利維坦按:2002年,美國國家科學院曾對測謊儀開展了一項大規模的評估工作。科學院最後得出的結論認為該儀器的測試結果缺乏一致性。因此在招募國家安全工作人員時,不能將其作為選拔手段之一。該儀器檢測出的生理反應可能由很多其他與說謊無關的因素導致,比如僅僅是由於緊張。
不過,我們日常估計很難遇到和測謊儀打交道的時候。我相信,從小到大沒說過謊的人幾乎為零。我們向他人說著謊言,卻又痛恨別人之於自身的謊言。自從語言誕生以來,我們便出於不同的目的撒謊,有些善意的謊話無傷大雅,但有很多謊言卻是致命性的——不論對於撒謊者還是被欺騙者。而關於文中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李康針對孩子撒謊的科學實驗,可以參看一席《小朋友是怎麼學會撒謊的?過去二十年我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 | 李康 一席第588位講者》。
文/Yudhijit Bhattacharjee
譯/喬琦
校對/斬光
原文/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7/06/lying-hoax-false-fibs-science/?beta=tru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喬琦在利維坦發布
圖源:Tenor
1989年秋天,普林斯頓大學迎來了一位名叫阿萊克謝·桑塔納(Alexi Santana)的新生。招生委員會發現,他此前的人生經歷實在是太惹人注目了。
此前,桑塔納幾乎沒有接受過任何正規學校教育。他在青春期時就已幾乎完全自力更生。沒有房子,也沒有家,他露宿猶他州,靠著養牛放羊過活,但同時,他也閱讀哲學方面的書籍。他時常在莫哈韋沙漠中奔跑,成了一名長跑好手。
入學後,桑塔納很快就成了學校里不大不小的一個明星。他的學習成績也很棒,幾乎每門課都得了A。高冷的行為舉止以及不同尋常的背景讓他身上籠罩著濃濃的神秘氣息,吸引著大家的眼球。有一次,桑塔納的一名室友問他,為什麼他的床總是那麼乾淨、整潔,桑塔納回答,因為他只睡地板不睡床。這倒也很合邏輯:一個常年露宿在外的人可能確實對床沒什麼興趣。
學會撒謊是兒童成長的一個自然階段。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李康(Kang Lee)研究了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們如何在撒謊一事上更加「技藝嫻熟」。圖中,研究助手達沙·潘尼薩(Darshan Panesar)以及9歲大的艾米莉亞·唐(Amelia Tong)向我們展示了功能性近紅外光譜成像技術。這正是李康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技術。
只不過,桑塔納的故事是編的。入學一年半後,一位女士認出了他。6年前,在加利福利亞帕洛阿爾托高中,她就認識桑塔納,當時後者自稱「傑伊·亨茨曼」(Jay Huntsman),不過,這也不是他的真名。普林斯頓大學官方最後了解到,桑塔納的真名其實是詹姆斯·霍格(James Hogue),31歲,曾因非法佔有偷來的工具和自行車零件在猶他州服刑。事情敗露後,警方將他從普林斯頓帶走了。
此後,霍格又數次因盜竊被捕。當年11月,當他在科羅拉多阿斯彭因偷竊被拘捕時,他又試圖冒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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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因與白宮實習生萊文斯基有染的醜聞,加上他對外曾公開說謊,使共和黨決定向他提出彈劾程序,眾議院通過,但在民主黨議員的強力反對下,參議院最終否決,柯林頓最終保住了他的總統職位。圖源:Gfycat
人類歷史充斥著像霍格這樣狡詐而老練的騙子。其中有許多都是通過信口開河、胡編亂造牟取不正當利益的罪犯——臭名昭著的金融詐騙犯伯尼·麥道夫(Bernie Madoff)就浸淫此道多年,在他的龐氏騙局崩塌之前,他已累計騙取了投資人上百億美元。還有一些騙子則是想通過撒謊攫取權力或者維持權力的政客,最為人熟知的案例就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水門事件事發後,堅稱自己對此事一無所知。
有些時候,人們撒謊是為了抬高自己的形象——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很可能就是出於這個目的,才明顯不實地宣稱,參加自己就任典禮的人數要比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第一段任期時的多。人們還會為了掩蓋自己的不良行為而撒謊,美國游泳運動員瑞安·羅切特(Ryan Lochte)在2016年夏季奧運會期間就有過這種行為。當時,他宣稱自己在加油站遭遇持槍搶劫,但事實上,他其實是在和隊友參加趴體醉酒後,因破壞公物,被武裝安保人員控制了起來。事實證明,即便是在學術圈——這個其中的大部分成員都致力於追尋真理的地方——也存在一群騙子,比如物理學家揚·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k Sch?n),他聲稱自己在分子半導體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事實卻證明,他存在學術造假行為。
這些騙子的謊言是如此過分、如此厚顏無恥,帶來的危害又是如此之大,所以他們各個都因撒謊而惡名遠揚。不過,他們的謊言也並沒有讓他們變得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離經叛道。這些冒名頂替者、詐騙犯以及口若懸河的政客的謊言,也只不過是「虛假」這座金字塔頂端的產物,而虛假正是流傳千古、永遠不變的人類行為特徵。
事實證明,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很擅長撒謊。我們撒起謊來毫無困難,所編造的謊言可大可小,欺騙的對象可以是陌生人、同事、朋友乃至愛人。我們的撒謊能力,就如同對信任他人的需要一樣,是我們生存的根本,而這又很諷刺地導致我們極不擅長甄別謊言。欺騙的本性已經深深印刻在了我們身上的每個細胞之中,其程度之深,都配得上我們真誠地說上一句,人,就是一種滿嘴謊言的生物。
藝術偽造——為了自我美化而撒謊:馬克·蘭蒂斯(Mark Landis,左)稱自己為一名失敗的商業藝術家。他花了近30年時間偽造著名油畫大師的作品,其中就包括這幅模仿民俗藝術家威廉·馬修·普賴爾(William Mathew Prior)繪畫風格的作品。為了擺出一副慈善家和虔誠基督徒的姿態,蘭蒂斯將這幅作品捐贈給了藝術博物館,享受著受人尊敬的感覺。「我以前從沒體驗過這種感覺,我想要保持下去,」他說,「我完全沒有良心不安。事情曝光後,我也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真是太遺憾了。」
第一個系統性分析記錄謊言普遍性的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社會心理學家貝拉·迪波洛(Bella DePaulo)。20年前,迪波洛和她的同事們要求147名成年被試,在整整一周時間內,每當自己誤導、欺騙他人時,就把這個情況記錄下來。研究者們發現,這些被試平均一天要撒謊一到兩次。這些謊言中的大部分都無傷大雅,主要是為了掩蓋自身的不足或是顧慮他人的感受。有些謊言其實是借口——一位被試為自己沒有丟垃圾找了個借口,說是不知道要丟到哪裡去。不過,別的謊言——比如聲稱自己是外交官的兒子——目的則是為了給自己塑造虛假形象。這些都還只是小打小鬧,沒有越界太多,但迪波洛和同事在隨後一項採用了類似樣本的研究中發現,大部分人都曾至少撒過一次「嚴重的謊言」——比如說,在配偶面前掩蓋婚外情的事實,或者在填入學申請時,捏造了一些虛假的情況。
(smg.media.mit.edu/library/DePaulo.ManyFacesOfLies.pdf)
冠軍——撒謊,就為了好玩:雅庫布·霍爾(Jacob Hall)渴望成為一個超級英雄。於是,他編了一個十分誇張的故事。這個故事為他贏得了「西弗吉尼亞最佳騙子」獎,並且在去年的范代利亞集會(查爾斯頓的一個民俗節日)上贏得了一把金鏟子。「要是沒有謊言,我的故事可就無聊透了,」霍爾說。他還表示,自己計劃「餘生都在紡紗中度過——如果你相信的話」 。
人類普遍擁有欺騙他人的才能,這點也沒什麼好驚訝的。研究者推測,人類擁有語言後不久,欺騙這種行為就出現了。那些可以不藉助暴力就操縱他人的人類祖先,很有可能憑藉這種能力在對資源和配偶的爭奪中擁有優勢,這和動物王國中進化出的欺騙性策略有點相似,比如保護色。「相對其他獲得權力的方法來說,撒謊真的很容易,」哈佛大學倫理學家西西拉·博克(Sissela Bok)這般評論,他是這一課題上最出名的思想者之一,「要想取得別人的財物或者財富,撒謊顯然比打暈別人或者搶銀行簡單得多。」
圖源:Degrassi Wiki
由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撒謊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社會科學研究者和神經科學家已經踏上了探尋這種行為的本質和本源之路。我們何時學會了撒謊?又是怎樣學會的?欺詐的心理學和神經生物學基礎是什麼?大部分人說謊的底線在哪裡?研究者已經發現,即便有些謊言明顯與清晰無誤的證據相矛盾,我們也會傾向於相信它們。這些結論告訴我們,在如今這個社交媒體時代,我們身上想要欺騙他人的慾望以及易於被欺騙的特質,造成的影響將尤為深遠。就整個社會來說,我們從謊言中分辨出真相的能力正在經受史無前例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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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個同學曾把一張上面全是跑車的貼紙帶到學校來炫耀。那些貼紙實在是太酷炫了,我真的很想要。於是,當全班都外出上體育課時,我留在了教室里,把那個同學的貼紙從他的書包里拿了出來,放到了我的包里。同學們回來後,我開始心跳加速。由於害怕東窗事發,我先發制人,編造了一個謊言。我對老師說,大家上體育課的時候,有兩個年紀大點的學生騎著摩托車過來,走進了教室,洗劫了大家的書包,最後帶著那張貼紙離開了。也許你已經猜到了,我這個小小的謊言根本經不起推敲,稍一調查便被識破,我也只能不情願地歸還了偷竊得來的「贓物」。
圖源:Khabarfeed
六年級的時候,我那些天真的謊言——相信我,我那時的撒謊水平已經提高了——和我容易受騙的特質相得益彰。當時,有個朋友跟我說,他家裡有個飛行器,坐著它,想去哪兒就能去哪兒。為了這趟飛船之旅,我請求父母給我打包準備點吃的。哪怕我的哥哥聽說前因後果後開始偷偷發笑,我還是對我朋友的說法堅信不疑。最後,我朋友的父親親自向我解釋,我才相信自己被騙了。
我和朋友撒的這些謊,其實都只是那個年齡小孩子的正常行為。和學習走路、說話一樣,撒謊也是兒童智力發展之路上的里程碑。雖然家長總覺得孩子撒謊很令人煩惱——因為他們覺得撒謊是失去純真的標誌——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李康(Kang Lee)認為,蹣跚學步的孩童身上出現撒謊這種行為,其實是他們正走在認知能力不斷增長的正確軌道上的可靠標誌。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653594/)
為了研究兒童撒謊行為,李和他的同事們做了一項簡單的實驗。他們要求參與測試的孩子們根據聲音提示猜測藏起來的玩具究竟是什麼。測試剛開始時,聲音提示都很明確——比如汪汪的狗叫聲、喵喵的貓叫聲——孩子們也答得很好。此後,給出的聲音提示就和玩具本身沒有任何關係。「我們會播放貝多芬的曲子,但隱藏的玩具其實是汽車,」李解釋說。然後,實驗員借口要打個電話,走出房間——為了科學而撒的謊——臨走前,還會叮囑孩子們不要偷看藏匿的玩具。實驗員返回房間後,就會向孩子們詢問答案,並跟著問上這麼一句:「你偷看了嗎?」
演員——為個人成功而撒謊:小弗蘭克·阿巴奈爾(Frank William Abagnale, Jr)現在是備受尊敬的美聯邦安全顧問,但他早年卻是一個大騙子,2002年的電影《貓鼠遊戲》正是以他為原型拍攝的。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在影片中飾演阿巴奈爾。片中的小弗蘭克16歲離家,靠著聰明才智生存了下來,他偽造過支票、騙過人、還冒充過他人。「為了活下去,我就一定要有創造力,」他說,「我已經,並且將在未來的餘生中繼續懺悔犯下的欺騙行為。」阿巴奈爾冒充過飛行員、兒科醫生以及擁有哈佛大學法律系學位的律師。圖為迪卡普里奧和小弗蘭克·阿巴奈爾在一起。
李和他的研究員們通過隱藏的監控攝像頭髮現,大多數孩子都忍不住要去偷看。偷看了且撒謊說沒偷看的孩子的比例與他們的年齡有關。在那些偷看了的孩子里,兩歲大的說謊的比例只有30%;三歲大的有50%;而八歲大的,有大約80%謊稱自己沒有偷看。
隨著年紀的增長,孩子們撒謊的水平同樣也有進步。就猜測他們偷看了的玩具一事上說,三四歲大的孩子常常會直接說出正確答案,沒有意識到這會暴露他們的偷看行為並證明他們在說謊。七八歲大的孩子則學會了粉飾他們的謊言,他們或是故意說錯答案,或是努力為他們的答案尋找合理的解釋。
五六歲孩童的行為則介於這兩者之間。在某次實驗中,李用的玩具是恐龍巴尼(譯者注,恐龍巴尼是美國一檔著名兒童節目的主人公,身體呈紫色)。研究人員把這個玩具藏在了一塊布下面,一位五歲大的女孩謊稱自己沒有偷看,她告訴李,想要在猜之前摸摸這個玩具。「於是,她把手放到了布的下面,閉上了眼睛,然後說,『啊,我知道了,它是巴尼』,」李敘述著當時的場景,「我問,『為什麼呢?』她回答說,『因為我摸上去感覺它是紫色的。』」
孩子們愈發擅長撒謊的原因在於,他們/她們換位思考的能力增強了。換位思考又名「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這種能力正是我們理解他人信念、意圖以及看法的基礎。撒謊的另一大基礎在於大腦的執行功能:這種能力是我們出謀劃策、留意環境情況以及自我管控的基石。在對心智理論以及執行功能的測試中,那些在實驗中撒了謊的孩子表現得要比沒有撒謊的同齡人更好。即便把測試對象擴展到16歲的青少年,那些「慣騙」的表現也好於那些不善撒謊的同齡人。從另一方面上說,那些身患自閉症的孩子——大家都知道,他們的思維能力發展得要更遲緩一些——也不是很擅長撒謊。
特務——為祖國而撒謊:瓦萊麗·普萊姆(Valerie Plame),前中情局特務,秘密工作了20年。2003年,布希政府官員把她的名字泄露給了一位報紙專欄作家,她的真實身份終於為人們知曉,而她的秘密工作也隨之終結。她和丈夫表示,政府泄露她的身份是為了報復——因為她丈夫宣稱,白宮方面為了有正當理由發動伊拉克戰爭而大肆誇張了相關情報。多年的間諜生涯讓她悟出了什麼道理?「大部分人,」她說,「更喜歡談論有關自己的事情。」
最近的一天早上,我用Uber叫了一輛車,前去拜訪杜克大學的心理學家、國際上最出名的撒謊研究專家之一丹·艾瑞里(Dan Ariely)。這輛車的車廂雖然整潔,但有一股襪子發出的強烈汗臭味。司機雖然謙和,但路不是很熟。最後,當我們終於抵達目的地時,她微笑著請我給她一個五星好評。「當然,」我如此回答,回頭我就給了她一個三星。我告訴自己,最好還是不要誤導成千上萬名Uber用戶。這讓撒謊給我帶來的罪惡感緩和了不少。
15年前,艾瑞里開始對欺騙感興趣。當時他正在一次長途飛行中信手翻看一本雜誌,偶然間,他看到了一個腦力測試,便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然後翻到背面查閱答案,確定自己是不是做對了。他發現自己還在不經意間快速地瞥了一眼下一個問題的答案。就這樣,艾瑞里按著這種模式做完了整個測試。不出所料,他的得分非常高。「我做完後,覺得自己是在自欺欺人,」他說,「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我想要知道自己有多聰明,但我也同樣想自我證明自己有多聰明。」這段經歷讓艾瑞里對撒謊及其他形式的欺詐的研究產生了終身興趣。
在他和同事們於學校及其他地方開展的實驗中,志願者們要做一個總計包含20個簡單數學問題的測試。他們必須在5分鐘內儘可能多地回答問題,答對的題目越多,他們獲得的報酬就越高。測試做完後,研究人員要求他們先把試卷放到碎紙機里粉碎,然後再報上自己做對的題目數量。不過,這些試卷其實沒有被銷毀,而是留待研究人員查驗。事實證明,許多志願者都撒了謊。平均來說,志願者要是彙報自己做對了6題,那麼實際上他們很可能只做對了4題。這項測試的對象包括各種文化背景的人士,結果很相似。實驗表明,無論文化背景如何,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撒謊,不過只會對事實誇大一點點。
(danariely.com/2012/06/10/women-men-and-math-problems/)
艾瑞里覺得有趣的地方倒不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撒謊,而是他們為什麼不誇大得更多一些。即便是研究人員明顯提高了被試答對題後的獎勵,志願者也沒有撒更大的謊。「在這個實驗中,我們給了被試不法獲得大筆財富的機會,但他們仍舊只是撒了一個小謊。所以,有些事物阻止了我們——或者說,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不讓我們一路毫無顧忌地撒謊下去,」艾瑞里說。
根據他的觀點,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我們想要自認誠實,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已經將誠實內化為一種社會教給我們的可貴品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自覺控制自己撒謊的程度——除了那些反社會人格者。那麼大多數人撒的最嚴重的謊究竟能到什麼程度呢?艾瑞里等人已經證明,這取決於那些大家都默認遵守的社會規範的界線,比如,從辦公用品中偷偷拿回家幾支鉛筆,想必大家都能心照不宣地接受吧。
行騙高手——為娛樂大眾而撒謊:阿波羅·羅賓斯(Apollo Robbins)和艾娃·多(Ava Do)既是夫婦又是商業夥伴。他們用一些手上的小花招娛樂、教育大眾。羅賓斯是一名技藝異常嫻熟的「扒手」,他最出名的事迹也許是,在總統級別的保護下,清空了幾名特務的口袋。多則是一名研究過心理生物學的魔術師。「我們認為,欺騙的目的是改變人們對現實的認知,」他倆說,「這是一件中性的工具,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既可以用來教育別人,也可以用來誤導他人。」
帕特里克·考溫伯格(Patrick Couwenberg)是洛杉磯高級法院的一名法官,他的下屬和同事們都相信,考溫伯格是美國英雄。據他自己所說,他曾在越南戰爭中獲得紫心勳章(譯者注,紫心勳章是一種軍功章,在美國雖然等級不高,但很受人尊敬),曾參與中情局的秘密行動。這位法官還曾吹噓自己擁有絕好的教育背景——物理學學士學位和心理學碩士學位。可惜,他說的沒一句是真的。當謊言被揭穿時,他的託辭是,自己患上了幻想型謊言癖,一種喜歡編造包含真相的幻想故事的癥狀。這個借口沒能挽救他,2001年他還是被解僱了並且永遠不能回到法院工作。
精神病學家們似乎還未對心理健康與撒謊之間的關係達成一致,哪怕那些具有特定精神疾病的人似乎會有某種特定的撒謊行為。反社會人格者撒謊是為了操縱別人,而那些自戀人格者撒謊則是為了誇大自己的形象。
圖源:Pinterest
不過,那些撒謊頻率高於常人的人,他們的大腦是不是有些獨特的地方呢?2005年,心理學家楊亞玲(Yaling Yang,音譯)和她的同事們比較了三組被試的大腦掃描圖:一組是有反覆撒謊史的12名成年人;一組是16名夠上反社會人格障礙標準但不常撒謊的人;還有一組則是既非反社會人格者又沒有撒謊習慣的正常人。研究人員發現,從體積上看,經常撒謊的人前額葉皮質中的神經纖維至少要比別人高出20%,這表明,這些習慣性撒謊的人大腦內神經之間的聯通程度更高。可能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才更想撒謊,因為他們的大腦能更輕易地編造謊言。又或者,長期反覆撒謊增強了他們大腦內神經之間的聯繫。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376803/)
卡牌大師——為了策略優勢而撒謊:丹尼爾·內格里諾(Daniel Negeanu)在各類巡迴賽中獲得的獎金總額超過3200萬美元,這讓他成了撲克牌歷史上贏錢最多的人。這位出生於加拿大的超級巨星,於20年前遷居拉斯維加斯。如今,他作為撲克牌的形象大使滿世界旅遊,出現在各類電視節目之中。「如果你想在撲克牌比賽中取勝,」他說,「那你就一定要學會欺騙。」他還補充說,如果撲克牌選手花了太多時間欺騙對手,那麼「這種行為會滲透到他的個人生活中」 。
京都大學心理學家阿部修士(Nobuhito Abe)和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通過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掃描了被試的大腦。他們發現,那些經常撒謊的被試大腦中的伏隔核活躍程度更高——伏隔核是位於基底前腦中的一種結構,在人類大腦獎勵系統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你的大腦獎勵系統對獲取錢財的可能性表現得越興奮——哪怕其實你當時非常誠實——你就越有可能撒謊,」格林解釋道。換句話說,貪婪可能是謊言的溫床。
(www.jneurosci.org/content/34/32/10564)
像霍格這樣的撒起謊來臉不紅、心不跳的「慣騙」表明,一個謊言之後往往會接著一個又一個謊言。倫敦大學學院神經科學家塔里·沙羅特(Tali Sharot)和同事一起開展的一項實驗告訴我們,當我們撒謊後,大腦會如何諳於應對隨之而來的壓力及情感不適,這種安之若素的處理方式又反過來會讓我們更輕易地撒下另一個謊言。實驗中,這個團隊同樣使用了fMRI技術掃描了被試的大腦圖像,但他們的研究重點放在了杏仁核上。杏仁核是大腦中處理情感的區域。研究發現,隨著撒謊次數的增多,被試杏仁核對謊言的回應也逐漸減弱,哪怕被試撒的謊一個比一個大。「一個小小的欺騙行為也許就能導致更大的騙局,」沙羅特如是說。
(www.nature.com/articles/nn.4426)
搞怪專家——為了講故事而撒謊:一位名叫Zardulu的神秘藝術家製作了互聯網上流傳最廣的一些視頻和照片。你很難在這些作品中發現弄虛作假的地方。「和所有的神話一樣,」Zardulu說,「我創作這些故事的目的在於,讓更多的人對這個世界產生好奇,去質疑那些習以為常、墨守成規的世界法則。」這幅圖中,Zardulu戴著個公羊頭,象徵著一段無意識之旅,而祭司則是神秘故事的翻譯官,代表著自己的陰暗面。
在個人探索世界的過程中,我們用到的許多知識都來自他人。人際交流中,我們對他人都抱有默認信任的態度,如果沒了這種信任,那麼我們作為個體將變得無所適從,也不再會去建立各種社會關係。「信任他人,讓我們獲益匪淺。與之相比,偶爾遭遇的欺騙帶來的損失則相對小得多,」伯明翰阿拉巴馬大學心理學家蒂姆·萊文(Tim Levine)如是說。他稱這個觀點為「默認信任理論」。
這種默認信任他人的設定讓我們從本質上就變得極容易受騙。「如果你告訴別人,『我是個飛行員,』他們不會坐在那兒細想,『他可能不是飛行員,為什麼他要謊稱自己是呢?』人類的思維可不是這樣的,」美聯邦安全顧問小弗蘭克·阿巴奈爾如是說,「詐騙之所以能屢屢得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當電話響起,電話那頭聲稱自己是美國國家稅務局工作人員時,人們不會意識到可能會有人假冒身份,自然會想當然地相信他們。」小弗蘭克年輕的時候是個詐騙大王,偽造過支票也假冒過飛行員。2002年的電影《貓鼠遊戲》(Catch Me if You Can,又譯《逍遙法外》)正是以他的真實故事為原型拍攝的。
馬薩諸塞大學心理學家羅伯特·費爾德曼(Robert Feldman)稱這種情況為騙子優勢。「我們從不期待別人說謊,也不主動探查謊言,」他說,「而且,很多時候,我們聽到的都是自己想聽的。」我們對那些令自己高興、舒服的謊言——虛偽的馬屁和一些回報高得不可思議的投資承諾——幾乎不設防。而媒體輕信羅切特自稱被搶了的說法,隨後不久就真相大白這件事兒告訴我們,當那些有財富、有權力、有地位的人對我們撒謊時,我們甚至要比平時還容易受騙。
研究者已經證明,我們特別容易相信符合自己世界觀的謊言。正是因為這個弱點,有些謠言才在互聯網及各類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比如奧巴馬並非出生在美國、根本沒有氣候變化問題、策劃「9·11」事件的真正幕後黑手是美國政府,以及其他各類特朗普的顧問為吸引大家參加就職典禮時所說的「事實真相」。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認知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說,即便你想用證據去揭穿這些陰謀論,它們的傳播力也不會有任何削弱,因為人們會通過一套先入為主的理念、帶著有色眼鏡去評估擺到面前的證據。「如果擺在眼前的事實與你的這套理論不符,那麼你要麼不會注意到它,要麼會無視它,要麼會嘲弄它,要麼會被它弄糊塗——如果這個事實還威脅到了你的既有理論,你還可能進而對其發起攻擊。」
捏造者——為了職業成就而撒謊:傑森·布萊爾(Jayson Blair)是一名人生導師,致力於幫助他人找到並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在此之前,他是一名事業蒸蒸日上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2003年,他的數十篇文章被爆出存在捏造事實、剽竊他人材料的問題,他的記者生涯隨即告終。「我的任務原本是揭穿他人謊言,後來我成了那個欺詐的人,」他說,「到了最後,我的職責變成了尋找我及他人撒謊的原因。」
西澳大學認知心理學博士研究生博歐尼·斯維爾-湯普森(Briony Swire-Thompson)最近開展的一項實驗表明,那些有證據支持的信息在糾正錯誤觀念方面毫無用處。2015年,斯維爾-湯普森和她的同事們給大約2000名美國成年人提了以下兩個說法:「疫苗會引發自閉症」以及「唐納德·特朗普說,疫苗會引發自閉症」。(雖然沒有科學證據支持,但特朗普總是有意無意地暗示這兩者之間有聯繫。)
(rso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content/royopensci/4/3/160802.full.pdf)
不出所料,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實驗參與者,聽到了那個有特朗普署名的說法就立刻對這個謬論堅信不疑起來。之後,研究人員給所有參與者都作了簡短的解釋——引用了大量相關研究,只為解釋為何疫苗與自閉症之間其實沒有聯繫。然後,研究人員要求參與者重新評估一下對這個謬論的相信程度。這些參與者們無論政治立場為何,當時都已不再相信這個謬論。但一周之後對他們的測試顯示,他們又像以前那樣相信這個謬論了。
還有一些研究則表明,實際上,那些能夠揭穿謊言的證據反而會讓人們更加相信。「人們總會覺得,自己熟悉的信息才是真的。因此,諷刺地是,從長期來看,無論你在何時揭穿謊言,都有可能反而讓人們對其更為熟悉,這就大大減弱了闢謠的作用,」斯維爾-湯普森說道。
和斯維爾-湯普森的談話後不久,我就親身經歷了這個現象。當時,一個朋友給我發了一篇列出全球十大最腐敗政黨的文章的鏈接,我立刻就轉發到了一個有大約100名印度高中朋友在的WhatsApp(譯者注,一款國外常用的通訊App)群里。我之所以那麼積極,是因為這篇文章里列出的第四大腐敗政黨就是印度國大黨。在最近幾十年里,該政黨身陷大量腐敗醜聞。由於我並不支持該黨派,所以轉發時還開心地咯咯笑了一下。
然而,分享該文章後不久,我就發現,這個涉及俄羅斯、巴基斯坦、烏干達等國家的排名沒有任何根據。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個叫「BBC Newspoint」的網站,聽上去像是來源可靠,但我查證發現,它和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沒有任何關係。最後,我向整個群組道了歉,強調這篇文章極可能是假新聞。
不過,第二天,還是有好些人把這篇文章轉到了群里來。我意識到,自己所作的糾正根本沒有用。因為我的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樣不太喜歡國大黨,所以他們確信這個排名沒錯。每轉發這篇文章一次,他們就不知不覺地——也有可能是有意識地——愈發相信了這個結論一分。想要用事實反擊這個說法完全是徒勞的。
那麼,將這些傳播得飛快的假消息拒之門外的最好方法是什麼呢?答案尚不明確。技術的發展為謊言打開了一扇嶄新的大門,人性中忍不住要撒謊與輕信他人之間的古老矛盾將在21世紀繼續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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