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奪路》：歷史中無處安歇

說來很巧，讀《關山奪路》的同時，我的考研複習剛好進行到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部分。歷史書上的內容總是冷靜克制，再殘酷的戰爭再血腥的屠戮寫到紙上也只剩下寥寥幾筆的事件和數字，如同村上春樹小說中感慨，報道地震遇難人數卻無視單獨個體情感實在過於冷酷。而《關山奪路》則恰好補充了這段歷史的血肉，讓我得以窺見一個人怎樣在那種戰亂的年代生存下來。

大概一年前，我曾讀了齊邦媛的《巨流河》，並且很受觸動。較之於王鼎鈞，齊邦媛著實要幸運得多，畢竟她有家人、有朋友、有愛人，更有求學之心作為精神的引領，同樣在狂奔動蕩的歷史巨流之中，齊邦媛的人生依舊不乏浪漫而燦爛的光彩。王鼎鈞則不同，他的人生是一連串驚險的抉擇，踏錯一步就可能跌入萬丈深淵，如此顛沛流離驚心動魄，難怪他會在序言中寫到：寫《關山奪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輩子的自由。

在《關山奪路》所承載的幾年中，王鼎鈞經歷了一系列的身份轉換，先是流亡學生，然後是國民黨的士兵，甚至還陰錯陽差到共產黨中體驗了一把。他親眼目睹了太多的東西，而王鼎鈞的個人經歷，只不過是歷史洪流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點，那些不能夠也來不及發聲的人所經歷的恐懼與哀痛究竟會是怎樣深切，我難以想像，也不敢想像。

最近讀歷史書，從遠古一直讀到近現代，忽然之間打破了我長久以來的一個錯覺：我一直以來都覺得自己是被時代眷顧的人，所有的戰爭、災難、動亂都絕對與我無關，我能夠隨心所欲自由自在地度過這一生，不必擔憂從天而降的巨變——但現實不是這樣的，從久遠的過去到現在，人類一直遭受著各種擾亂、衝擊、震撼和恐嚇，動蕩才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只不過我們恰好處在極其難得的富饒與和平的時空之中，卻誤把這種幸運當成了理所當然的東西，事實上，歷史中無一處可以安歇。

人歸根結底是很難獲得自由的，其原因之一在於我們個人的命運總是被裹挾在更大的人類共同命運之中，實在難以脫身。在流亡之際，王鼎鈞選擇了加入國民黨的憲兵隊中，並在其中遭受了近乎虐待和洗腦的軍事訓練。他有很多選擇嗎？有，但卻不存在最好的選擇。站在時間末端的我們回望過去，總是會出於一種傲慢而對過去的人指指點點，覺得這樣做不對，那樣做不好，而實際上站在命運的路口看向未來，主人公自己只能看到無邊的迷茫和混沌，我們看歷史似乎覺得是必然，而實際上則是一連串的偶然。

透過王鼎鈞的視角，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無可奈何，無數力量微弱的平民百姓，在那樣的動亂年代，富有、貧窮、權勢、落魄都變成了一朝一夕間的事情，原本富裕的家庭，可能一夜之間因金圓券破產；原本擁有大量地產的「地主」，一朝之間因土改而無家可歸。人的價值真的是恆定的嗎？就算是此時此刻過著還不錯生活的我們，真的就可以保證明天還處於同樣的位置嗎？與其說是因為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了什麼，不如說是現在穩定的社會讓我們擁有了獲得什麼的機會。

縱然是罪大惡極的日本人，也包含了太多的無奈，戰敗後男性被殺被俘，而日本女性則犧牲自己的肉體來贖罪，她們以最大的順從和溫柔來化解勝利方的敵意，而讓自己卑微到了泥土裡，「日本戰敗後，東京一半的女性都淪為了妓女」。受害者和加害者，兩者的身份不斷輪迴，但誰也說不清楚為什麼人類要將自己全體的命運拖入到這樣巨大的痛苦當中，一切只不過是無可奈何。

我覺得王鼎鈞的幸運之處，在於他的生命中還有兩樣可以依託的東西，一樣是文學，一樣是宗教。文學是一種出口，讓人不至於太壓抑自我，漂泊中王鼎鈞沒有停下過書寫，以寫作和投稿為樂，同時也為他贏得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優待。乃至寫《關山奪路》時，他把從前受的苦當作是素材的積累，思索凝練後獻給世人，讓他的苦難有了意義。

而宗教更是王鼎鈞人生歷程中的重要線索，他是一個基督徒，人生經歷了有神，無神，再回歸神的三階段，顛沛流離中他對他的信仰有了更多的思考，我隱約覺得這是他精神中無法割離的一個部分。在我看來，人類的終極問題只能委託給宗教來解決，這並不是說放棄思考和理智投入到一種狂熱的迷信之中，而是活在這個世間，未知的東西要遠遠多於已知的東西，宗教提供了一種形而上的詮釋。人生從何來死往何去這些問題，如果有人已經找到答案，可能就隱含在宗教之中，但人們往往仇恨宗教的世俗外殼。

歷史太過動蕩，總是給人一種虛幻的無意義之感，讓人覺得生命的渺小與脆弱。讀完《關山奪路》，我很佩服王鼎鈞，一是在這樣的經歷之下他能夠一路堅強地走下來，儘管有時候是出於單純的求生欲，但拋頭顱灑熱血並非每一個人的夢想；二是在最終他能夠把他的經歷盡量客觀地記錄下來，不摻雜過的個人愛恨，文字之間儘是冷靜克制，給後人啟示。同時，我也很羨慕他，他有文學的依託，有信仰的依託，所以內心能夠趨於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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