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出家人並非有損而無益於世，而是有助且增益於世？

西魏 莫高窟 五百強盜皈依佛門後于山中修行

有人說：「今之僧者，不耕不織，寄生於人，與世有損而無益，何足為貴？」事實上，出家人非但不是無益於世，相反極有益於世。守培法師在《僧寶論》里談到：

「益世者，有二：一益身，二益心。益心者貴，益身者賤，所以農工不如仕師也。若以衣食而稱益世者，耕田織布之農夫工人，皆為益世之者，世人衣食皆仰給於彼故。而安邦定國之文丞武士，皆為損世之人，寄衣食於人故。豈知人不知物理，所以常起貪瞋之心。知物理者，常起知足之想。知足者樂，貪瞋者苦。今之言進化者，無非瞋故貪新，愈趨愈苦。若無知足者，感化人心，節制貪慾，世必悖亂，民不聊生，雖有農工，焉能安居樂業哉？如是益心勝於益身大矣！」

理解出家人重在益心，益心勝於益身，當先明了人心與人身、君子與小人、義與利知見的關係。如法師所言：

「古之聖人教人民築宮室，植五穀，織衣裳，此衣食住，所以養身也。然後，教以辨善惡，戒於惡，止於善，此戒定慧，所以養心也。身心俱養，人道成，世界安寧。若身無衣食住，則身失其養；心無戒定慧，則心失其養。身心俱失養，人道絕矣。養心而不養身，安而不能存；養身而不養心，存而不能安，是故互相生，互相養，由眾緣而成人道，非一木能支大廈也。

「人身以利為利，人心以義為利，君子利心而忘身，小人利身而忘心，是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謀道不謀食，發憤而忘食；小人謀利而不謀道，見利而忘義。君子以義而養小人之心，小人以食而養君子之身。是故孟子曰：「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

「以上君子小人，身心義利，互相資助，似無軒輊。其實君子之道難，小人之道易；君子之道無窮，小人之道有限；君子之道終身學而不能成者亦有之，小人之道不待學而成者亦有之。君子道難故，所以君子少也。小人道易故，所以小人多也。君子之道勝，則天下平。小人之道勝，則天下亂。是故只恐君子學小人，不怕小人學君子，是為君子與小人貴賤不同，不可以平等視之也。

「又君子養心，與小人養身之方法更相反。心以損為養，以益為害，是故君子以損己利人為得，以損人利己為失。身以益為養，以損為害，是故小人以損人利己為得，以損己利人為失。人身失養而死，則為鬼身。永絕人世，雖不能再益世，亦無害於世。人心失養而死，則為鬼心，陰謀不宄，豈但不能益世，而天下之大害，萬劫之重罪，皆從此起。是故古人說：「寧可有義而死，不可無義而生。」世間最難得者人心，最貴重者道義，是故君子與小人，人身與人心，義之與利，豈但貴賤不同，實有天壤之隔也。」

君子與小人，人身與人心，義之與利有天壤之隔——此是自古聖賢皆深明之至理。所以，古之君子謀道不謀食，而今之君子謀食不謀道，只求衣食進化，不求道理進化。

春秋時期，孔子偕諸門人，周遊列國，傳食諸侯；孟子後車數十乘，隨從數百人，傳食諸侯，而諸侯以為應該供給，孔孟以為應該受供者，以宣揚道義，感化人心，非臣民之可比，應以上賓待之也。豈但當時恭敬供養，乃至千百年後，猶廣建祠廟，春秋祭祀，以顯道義之尊。

出家者更是以宣傳道義、感化人心為己任。守培法師於《出家的生活》一文中指出：

「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也。以將相雖有安邦定國之大力，不能割斷功名富貴，妻室兒女。而出家者，獨能舍功名富貴，如舍敝履；棄妻室兒女，如棄枷鎖，跳出紅塵，擺脫俗縛，為人間的福田，作出世的導師。孔孟雖能說先王之道，不能為天子同先王之行。出家者能說先佛之教，亦能出家同先佛之行，以身作則，不言而化，是以謂出家者，名為僧寶也。」

所以，僧人之志趣異於俗人之志趣，出家並非有損而無益於世，而是有助而增益於世。僧人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感化貪心，令人起知足之想，得以保真靈而綿延人道，消惡業而培植善因，此是僧人益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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