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虎忱與華豐機器廠
原標題：滕虎忱與華豐機器廠
滕虎忱於1920年創建的濰縣華豐機器廠,曾是濰縣機器製造業的輝煌與驕傲,當年華豐機器廠的產品質量好、信譽高,行銷18個省市,1934年鐵道部在北京、青島先後舉辦的鐵路沿線產品展覽會上,展出了華豐廠生產的各種馬力的柴油發動機以及救火機、織布機、彈花機等產品,其質量與進口產品相比,絕無遜色,這不僅長了國人的志氣,為民族工業爭得了榮譽,而且還獲得了當時展覽會的獎勵。那麼，自此在之後，華豐機器廠又將迎來怎樣的發展，最終又有著怎樣的命運呢？
到1936年,華豐廠的資產隨著生產的發展已增至20萬元。為了擴大再生產,華豐機器廠再度招股增資,股東擴大到紳商各界人士近300戶,並根據公司法組成了「華豐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原股東會改為董事會,推選尹煥齋任董事長,1937年初,在第二廠內增設電氣車間和鉚工車間,從事電動機和鍋爐生產,第一廠則專業生產柴油機,,先後18年間,華豐廠由小到大,經營盛極一時,第一、第二兩廠總資產達150多萬元,工人最多時達700餘人,成為享譽國內、蜚聲海外，頗具規模的機器製造廠家。
一心要振興實業為國人爭光的滕虎忱,對華豐廠的生產經營要求十分嚴格,從建廠第一天起,就確立了信用第一、質量第一的經營管理標準。對顧客做到「貨真價實、言不二價、童叟無欺、力矯虛偽」,並將其書寫於牌匾上，掛在營業室內。
從小受苦，學徒工出身的滕虎忱，很能體會到工人的疾苦。他從建廠招工時,就率先明確廢除了學徒工無償「效力」幾年的通例,規定學徒期4年,管吃管住,每月發補助費,逐年增加,期滿後月工資6元，平時生產超額有獎,加班有補貼,星期日休息,年終按工齡長短、工作優劣適當分紅。為了改善職工生活狀況,滕虎忱為職工新建了伙房、宿舍俱樂部、籃球場、洗澡塘等福利設施,這些待遇在當時濰縣工商界中是少有的先例。他平時督促徒工專心幹活,認真學習技術工藝,為提高工人的素質,華豐機器廠實行半工半讀,支持讓徒工半天勞動生產、半天學習文化知識和技術理論。凡學有成就,自願外出謀職或創辦新廠者,他都予以扶持,並允許他們也生產與華豐廠同樣的產品。在此期間，華豐機器廠先後培養出一千多名理論聯繫實際的優秀技術人才,這些人才有的留在廠里成為技術骨幹,有的另起爐灶,為華豐機器廠提供產品及零部件,成為華豐機器廠的衛星工廠。
1937年,滕虎忱創辦的華豐機器廠,發展到頂峰時期。它像一台馬力無窮的火車頭,以蒸蒸日上的蓬勃發展勢頭，帶動著當地以及外地的眾多民族工業突飛猛進。然而就在這時,「七七事變」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華豐機器廠的命運自此轉折。
全面抗戰開始後,滕虎忱看到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局面,預見到山東淪陷已不可避免,他擔心華豐機器廠的設備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被敵人用來製造武器，屠殺中國軍民,便決心將華豐廠遷往漢口,生產武器支援抗日戰爭,並為此進行了多方奔走。
滕虎忱曾三次向山東省政府呈文請求調撥40節車皮協助運輸機器設備,但省政府工作人員雖滿口應承,卻拖著不辦,直到1937年底掌握山東軍政大權的韓復渠交出濟南時,連一節車皮也沒撥給,滕虎忱痛心疾首,聲稱絕不和日本人打交道,決心流亡抗戰,。
滕虎忱於1937年12月,搭乘火車趕赴濟南，之後又帶上家眷撤往西安,1938年夏天，滕虎忱由西安遷居漢中,再遷往成都,1939年冬,滕虎忱在成都賦閑時,應山東同鄉的邀請,趕赴重慶任中國戰時生產促進會總會顧問,在長江南岸向家坡煙葉復烤廠籌備處工作,受聘為該廠技正。1940年,滕虎忱奉命轉赴昆明任煙葉復烤廠副廠長,1942年辭職回成都,與山東同鄉集資購置電磨一台,僱工六七人,在城東門外牛市口開辦利豐麵粉廠,同時，他積极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1943年冬,馮玉祥為籌集抗日軍資,在重慶發起了「中國基督教節約獻金救國運動」,號召國人支持抗日,要求大家解囊相助。
馮玉祥將軍在成都時,曾在華西大學等處演說募捐,開展「節約獻金愛國活動」的宣傳,在此期間，他還親切接見了滕虎忱,滕本人不但主動捐獻,並且積极參加宣傳發動工作，在舉國上下戰火頻繁,連一張課桌都安放不下的情勢下,滕虎忱的「實業救國」之志，完全成為了夢想。
1938年1月10日,日本侵略軍侵佔濰縣城,華豐機器廠發展史上的噩夢時期開始了,濰城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對工廠進行了大肆的掠奪。日軍以總經理滕虎忱參加抗戰為借口,查封了滕虎忱的家產,把工廠的原材料運往青島。後來,日軍為進一步控制工廠,由特務機關出面預謀將工廠與日方企業合作,遭到張執符等留守人員嚴辭拒絕。日軍惱羞成怒,將張執符等人捕押起來,以「違抗日軍命令,顯系不良分子」等罪名恐嚇,強迫其合作。
早在日本人攻入濰城之時，就提出了要濰縣最大的民族工業「華豐機器廠」改為日華合辦。打算將濰縣華豐機器廠資產作價50萬元，以此為抵押向青島日本銀行貸款50萬元，作為流動資金，共同經營。這樣，日本人分文資金未出，便使華豐機器廠變為日華合辦企業。日華合辦，名為中日合辦，實際上權力被日本人獨攬。
1939年9月18日,在日軍的威逼下,華豐機器廠被迫與日清紡織株式會社簽訂了合作契約,定名為「日華合辦華豐鐵工廠株式會社」和「中日合辦華豐鐵廠股份有限公司」。日本軍國主義開始利用華豐設備製造軍火。面對日軍的殘暴行徑，華豐工人不屈不撓,同侵略者進行了勇敢的鬥爭,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華豐工人聯合當地革命群眾不斷對日軍進行騷擾,夜襲工廠,奪取機器鋼材。華豐機器廠及洪豐、天豐等衛星廠的技術人員,也有很多人參加到抗日游擊隊的隊伍中來。
日寇為了生產安全和運輸方便,於1941年將華豐一、二廠拆除,把全部設備141部和所有原料,以及廠房拆除後的各種建築材料,共裝9列車運往濟南,強佔土地27.5畝,以華豐原樣重建工廠,取名「日華合辦華豐鐵廠股份有限公司」，也稱歷山工廠。遷入濟南以後,華豐成為日軍的軍械修理廠,日本人任經理,主要為日軍修理槍支和製造軍用鍋、軍用剪、小金鉤步槍等。至此，由滕虎忱創建的華豐機器廠的全部財產，全都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中，華豐廠被日本侵略者遷走後,濰縣原華豐廠的工人也都失去了生活依靠和工作場所,他們為了生活四處謀生,數十家由原華豐人集資設立的機械鐵工廠,也陸續全部歇業。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歷山工廠」，更名為軍政部兵工署膠濟區兵工廠接收處第一分廠,1946年4月,國民黨又將工廠改為聯勤總部兵工署四十四廠工務處第一所。為發動內戰,國民黨除要求工廠為其軍隊修理槍械以外,還製造信號槍和手榴彈、地雷外殼等軍用品。為防止工人反抗,國民黨政府採取高壓控制手段,在每個車間設立了領首,監督工人勞動,禁止工人互相聯繫、交流和集會,工人上下班被搜身和盤查,政治上完全失去了自由。國民黨時期,物價飛漲,工人每月掙的錢買不到三袋面,生活困苦不堪。
1945年8月,滕虎忱滿懷興奮,匆忙結束了成都利豐麵粉廠的業務,急欲回到濰縣重整華豐廠舊業。遠在日寇投降以前,滕虎忱就在重慶將華豐創辦經過、發展規模、廠房設備清單,呈報給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日寇投降後,滕虎忱歸心似箭,想立即從重慶動身趕回家鄉,處理自己的事業,可是當時除了接收大員和亦官亦商的人物能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外，像他這樣一個無權無勢的工商界人士，只好「從成都、南鄭西安繞了個大圈子，時而坐汽車、時而坐馬車、牛車輾轉周折」，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到濟南。
1946年2月,滕虎忱回到濟南後，住在原華豐營業部舊址。他看到工廠的機器尚完好無損,廠房仍和以前一模一樣,心中大感欣慰,他四處奔走,交涉工廠發還事宜,當時滕虎忱給濟南的各相關部門,如長官部、省政府、建設廳等,均一一遞上呈文,但皆遲遲不見迴音。直到兩三個月後,上述機關的「批示」才陸續下來,且多是互相推託,敷衍扯皮,奔走了幾個月竟是毫無頭緒。
1948年,濰縣和濟南市相繼解放,滕虎忱也曾向山東省人民政府要求歸還歷山鐵工廠,但因國家經濟恢復時期,確實離不開機器製造工廠,因而沒有歸還。1948年9月，濟南解放後,我軍管會進廠接收,於1950年更名為濟南第一機器廠,1953年8月，劃歸第一機械工業部第四機器工業管理局,更名為濟南柴油機廠。
1948年4月，濰縣解放,濰坊特別市建立,滕虎忱由濟南返回濰縣，重建華豐機器廠，在黨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華豐廠得以新生和發展。滕虎忱召集華豐機器廠的舊部職工,收集原來華豐機器廠各處埋藏的少量物資和殘存設備,並重新發動愛國的教友和校友再次集資，在原來華豐機器廠二廠舊址,重新創辦了華豐機器廠。由於滕虎忱技術精湛,管理經驗豐富,而且經營有方,加之濰坊人民政府的重點投資,華豐機器廠發展迅猛,不久便超過了原華豐機器廠的規模,成為當地機器製造業的主要支柱之一。
由於滕虎忱對國家和人民的重大貢獻,1951年1月,他被邀出席濟南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952年,華東軍政委員會任命他為昌濰區濰坊市人民政府委員。兩年後,滕虎忱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次年,滕虎忱當選為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並以民族資產階級代表的身份,兩次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6年,滕虎忱加入進民主建國會,積极參加各種進步活動。他熱心會務,根據會章嚴格要求自己，他雖年邁,仍胸懷開闊,自強不息,服從黨的領導,認真遵循民主建國會的要求,既做好本職工作,又積极參加民建活動,成為名副其實、聲望較高的民建會員。1958年12月28日,滕虎忱在濰坊因病去世,終年7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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