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喜歡足球也沒關係
前幾天英格蘭首戰，我和朋友計劃找一家當地酒吧觀賽，進球後可以和本國球迷們一起蹦噠下。我們住在酋長球場附近，有很多足球酒吧，但那天居然每一家都爆滿，凱恩補時絕殺時彷彿整個城市都在叫喊。
儘管我是更稱職的籃球迷，也不得不承認足球是所有體育運動里最顯眼的一種文化符號。
聊聊足球~
世界盃開賽前，我在倫敦攝政街看見一條#notes to strangers.
「如果不喜歡足球也沒關係」
在英國這彷彿只有足球與炸魚薯條的國家，街邊出現這麼句略不合時宜的話——就算你不知道利物浦剛度過了多麼驚喜又失望的一個賽季，那也沒關係。
我腦補著它的潛台詞，大概是這足球至上國家進行的關於這項運動的排外，沙文主義討論與狂熱主義反思？
要聊足球與這些無趣的文化批評的話，就聊聊艾柯吧。
Amberto Eco，《玫瑰之名》作者，符號學家，文化學者。
這位身在義大利這足球狂熱國的學者，很早前就表示他「不想談論足球」。
足球與文化神經症（Neurosis of Culture）
觀看周日足球比賽會帶來無盡痛苦，這是球迷的喜悅與詛咒。
艾柯用弗洛伊德的迷戀強迫行為與偷窺狂理論 （Freudian theory of obsessive compulsivebehaviourand voyeurism）來刻畫定型足球迷的持續心理狀態。球迷表演能力的缺乏（這裡是libidinal的雙關）激發了對指定的替代興奮的需求；且觀眾與足球的關係是觀看與觀看，觀眾對比賽的關注是一種本身就不完整的傳遞性體驗，成一種基於視覺的替代品。
「對遊戲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是人們無力應對單調重複的形式與封閉系統的表現。忍受常規的無聊依賴於一個虛構的遊戲世界的。足球提供一種 「自由」，把自己從工作的專制中解放出來——即使它是一個只能觀看的替代遊戲。雖然自發的運動讓身心愉悅，但足球在「觀眾體育」層面與運動並沒有直接關係，這二者是剝離的。足球運動員就像拿著不同薪水的組裝線上的工人，球迷的舉動就像一群性痴迷者定期觀看別人做愛。
(涉及到弗洛伊德系統講起來詞眼有寫莫名，就不多寫啦)
在艾柯看來，足球是一種易成癮的良性自虐。它代表著我們最基本的本能：贏得勝利（或者至少站在贏家一方）
雖然摒棄錦標主義，我們也會為失敗者加油，有時也真誠地認為勝利不是一切，但它本質卻是接近死亡和毀滅的競爭。
並且，在這種被狂歡化的活動中，是那些觀眾而非運動員們在沒日沒夜地遊戲。看台上的觀眾有時看上去比球場上的球員更加興奮，他們在這場狂歡中得到身心釋放，「觀眾體育」由此喧賓奪主「運動」。
之前聽一個義大利人講他們的「一周足球生活表」
周一討論吐槽剛結束的意甲
周二準備觀看周三的歐冠
周三看歐冠
周四吐槽討論剛結束的歐冠
周五準備觀看周末的意甲
周末看意甲
如此，球迷每天都在狂歡，狂怒與沮喪之間徘徊。無盡的滿足感與失落並存，沒有替代品。
我也曾和朋友感嘆，真正粉上一隻球隊，生活真是多了許多「喪」的理由。
足球與「無效溝通」
讀艾柯對於足球的負面哲學，我以為他指的是義大利人對於足球無原則的溺愛與狂熱，比如他提到的：
Those crowds of fans, cut down by heart attacks in the grandstands, those referees who pay for a Sunday of fame by personal exposure to grievous bodily harm, those excursionists who climb, bloodstained, from the buses, wounded by shattered glass from windows smashed by stones, those celebrating young men who speed drunkenly through the streets in the evening, their banner poking from the overloaded Fiat Cinquecento, until they crash into a juggernaut truck, those families financially destroyed after succumbing to insane scalpers……
那些看台上心臟病突發的球迷；那些因身體受到嚴重傷害而名聲大噪的裁判；那些在公共汽車上攀爬、被鮮血染紅的遠足者；那些被玻璃碎片砸傷的遊客；那些慶祝球隊勝利的年輕人晚上醉醺醺地在街上疾馳，球隊的旗幟從超載的Fiat Cinquecento中伸出，直到他們撞上一輛神像般的卡車；還有那些被天價票販子（或賭球）搞垮的家庭…
(1985年的海瑟爾足球慘案，利物浦與尤文進行歐冠決賽前，義大利與英格蘭球迷發生衝突，造成30名義大利人死亡，250人受傷。事後英格蘭球隊被禁止參加歐洲三大杯5年。)
就像常常在倫敦聽到異鄉人對這裡足球文化的評價：我喜歡英國足球，我只是不喜歡喝得醉醺醺打架鬧事的英國球迷；我喜歡足球作為一項運動，但是它衍生的球迷文化讓我困惑。
I recognize and appreciate all the merits of this noble sport, but I hate football fans.我認同並欣賞這項高尚運動的所有優點，但我討厭足球迷。
I am not a racist, so long as they stay home.
我不是種族主義者，只要他們待在自己的國家。
聽起來很挖苦吧？用太過極端的描述去諷刺足球至上文化，並不很讓人買賬，視角似乎也太過局外人，但為什麼足球迷與外界（或非本隊球迷）的差異甚至堪比種族？
因為雙方的「話語解碼」存在問題。
艾柯小說集Travels in Hyper Reality里有一篇『How Not to Talk About Soccer』 （《如何不談論足球》），他略隱晦地暗示了他的「反粉絲」傾向，一種對球迷的「積極歧視」。
I don』t like the football fan, because he has a strange defect; he cannot understand why you are not a fan yourself, and he insists on talking to you as if you were.
我不喜歡足球迷，並且認為他（注意這裡用的男性代名詞）有一個奇怪的缺陷：他無法理解你為什麼不喜歡足球，並且堅持和你聊足球話題。
從意識形態來看，「粉絲」與「反粉絲」存在於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可能世界中，這決定了個人對外部現實的內在建構。他們並沒有共享關於足球感知方式的意識文化結構，也沒有互通的代碼，互文性或中介語來使個體參與對話交換信息，而這些條件在二元交流結構中是必需的。
也就是說，當足球迷把自己對於足球的熱愛變為語言出後，非球迷接受後無法解碼這些語言，也無法升維成情感體驗。
比如你打車遇到一位球迷司機：
「你覺得阿森納這賽季怎麼樣？」
「我應該是錯過他們的比賽了「
「哦，那你今晚會看球的吧？」
「我打算看《形而上學》Z卷」
「好吧，但你如果看了今晚的球，就知道我是對的，我們缺少像坎特一樣硬朗的後腰，穆斯塔菲理應成為三中衛的體系的核心，還有你知道厄齊爾吧？他根本無法參與防守…」
（艾柯的例子被我換成阿森納，這支隊莫名非常適合調侃）
「粉絲」與「反粉絲」之間不存在交流，對話只是意識形態的相互干擾，以及對於強化對話者之間認知差距的編碼。聆聽者沒有餘地理解每發言者所表示的意思，輸入不可理解，因此毫無意義。
任何有效溝通都需要一種「預先存在的語言」
由於沒有促成互相交流的話語和概念，他們的溝通努力是一種無謂的話語。所有的跡象都被參與者的虛幻期望過度編碼。交流需要許多「理所當然」的東西，談論構成人類空間與時間經驗視野的荒謬空虛，嚴格遵循公約，陳詞濫調和將個人信息泄露為共享經驗和期望的現實政治。
這不是一種「我喜歡什麼而你不喜歡什麼」，而是在對話一方的認知結構里，他無法想像有人能作為不喜歡足球的存在，拿艾柯的話來說，「即使我有三隻眼睛，一對從我綠色鱗片後頸里長出來的觸角」，他也無法想像。
（類比到不同球隊球迷之間的交流也是一樣的，有人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你會認為梅西不是這時代最偉大的足球運動員）
當然，任何領域都存在類似的無效溝通，比如偶像明星的粉絲也是容易與外界形成話語干擾的群體。不過足球算是特別有趣的例子吧，球迷交流對某種「預先存在的語言」有太高要求，所以才會有足球酒吧或是虎撲這種相似話語系統人的聚集地；所以世界盃期間有人一起看球最好，沒有的話大多數人會選擇在朋友圈直播比賽——並等待能解碼自己語言的評論。
足球與「政治替代品」
艾柯是個極為晦澀，搖擺的作家，本以為他在批駁狂熱主義；看一半又發現他以足球暗指無效溝通；讀到最後，唉，原來足球是政治諷刺。
在他的年代，AC米蘭的擁有者是義大利首富、媒體大亨、總理貝盧斯科尼。俱樂部球迷通常是貝盧斯科尼所屬黨派的支持者；尤文圖斯由菲亞特(Fiat)創始人阿涅利(Agnelli)家族所有，但菲亞特裝配線上的工人更喜歡都靈。貝盧斯科尼曾在選舉日推遲在AC米蘭與國際米蘭的德比，以確保所有AC米蘭球迷都能參與投票。可以說，在義大利，粉絲對球隊的忠誠構建並加強了該國的政治領域和階級結構，一個政客的選舉成功率很可能會因足球而增加或減小。
艾柯於1978寫了篇名為『The World Cup and Its Pomps』（《世界盃及其盛況》）的短篇，他驚訝於世界杯如此病態地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與大眾媒體的熱忱。因為那一年，義大利還籠罩在Red Brigades (紅色旅，極左翼軍事組織）極為壓抑的的恐怖統治下，而世界盃的到來，提供了一個短暫的盛況來轉移注意力，甚至讓國民忘掉暴力統治帶來的安全威脅。
這種注意力的轉移，可能來自「體育閑談」（Sports Talk）
對於體育事件／人物的讚譽，詆毀，調侃，典故化，帶有政治討論的一切特點。
通常的政論涉及對於當權者所作所為的評價，他應當做的，實際做的，與我們希望他做的——雖然針砭時弊常常帶有限制與顧忌。而體育閑談，直接復刻了政論的所有特點，只是對象由國家換成了球隊，由政客換成了教練或運動員。
體育允許公民參與公開討論而無需真正介入特地社會領域；體育交談模仿政治辯論，以作為社會參與的替代形式。
Instead of judging the job done by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for which you have to know about economics, among other things), you discuss the job done by the coach; instead of criticizing the record of Parliament you criticize the record of the athletes; instead of asking (difficult and obscure question) if such-and-such a minister signed some shady agreements with such-and-such a foreign power, you ask if the final or decisive game will be decided by chance, by athletic prowess, or by diplomatic alchemy.
不評判財政部長的工作(還必須了解經濟學)，轉而論教練的工作；不批評國會政績，而是批評運動員戰績；不問某某部長是否和某某大國簽署了不正當的協議，你會問：關鍵比賽是由偶然，還是由運動員能力決定？亦或歸功於外交？
這種討論不帶任何限制，也不用承擔對所表達觀點與態度的責任，熱門可以肆意展現自己的判斷力、語言暴力、政治競爭力等等。
Sports fulfils its role of fake conscience.
體育實現了虛假的良知。
這位對足球抱有無比消極態度的義大利人認為，公共領域對體育喋喋不休的討論，讓民眾有機會參與普遍的「民主」論戰，但這討論並不是為了改善社會，除了「政治言論的拙劣模仿」，體育閑談沒有任何方面可以給社會帶來複興，也沒有任何政治召喚。
他甚至覺得，沒有任何一個革命者會有勇氣去喚起公民對體育閑談的興趣，因為這將意味著規避言論自由的權利：公民停止抗議活動，帶著對理性的極度不信任，將其口號轉變為體育談話。
這篇文章以問句結尾：
Is the armed strugglepossible onWorld Cup Sunday…Is revolution possible on a football Sunday?
世界盃的周日是否有武裝鬥爭的可能？周日足球賽時會有革命發生嗎？
試圖分離體育、人類和社會之間的聯繫，這觀念已經滲透到整個西方文化中，並由此衍生出艾柯所擔心的類似於摧毀西方公民社會和民主的倫理和概念基礎。因為任何一個革命組織，無論多麼激進，都會在周日的足球比賽中佔據一席之地。
當然，艾柯的焦慮與當時義大利足球文化，社會環境與民眾潛在的心理有巨大聯繫，所以評論並不適用於今時今日，不同國家的足球文化與觀眾體育討論。
不管對足球或觀眾體育，以及它的話語系統如何看待，足球作為一項運動是一個顯著的標誌，它的歷史性成為了文化記憶的一種穩定劑，因為它指的是一種共同的邏輯線索：體育即人，體育即社會。它能跨越國家，直接影響社會解讀自身和彼此的方式。
Sport is Man, Sport is Society.
不管怎麼說，足球得以成為受眾群體如此廣的文化支系與世界性建築，或許得益於它極為渲染的情感訴諸能力，觀賞性下詩意的韻律感，再加上國家身份的替代作用（或是無政府主義與狂歡化動力），為某一團體帶去的歸屬感，話題性……
總之，世界盃觀賽愉快~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足球，也沒關係。
參考閱讀
Umberto Eco,
『How Not to Talk About Football』, inTravels inHyper Reality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ports Chatter』, inTravels inHyper Reality
『The World Cup and its Pomps』, inTravels inHyper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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