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火爆全球，來了解一下守護表演者權的《北京條約》？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北京地鐵近期頻繁出現這樣一張海報，在以紅色為主色調的畫面上，最吸引人的是半張富有中國特色的旦角臉譜。

儀式感臉譜，是為提示大眾，2018年已經是《視聽表演北京條約》（以下簡稱「北京條約」）簽署六周年。

這是一部什麼條例呢？

六年前，2012年6月20日開始，保護音像表演外交會議在北京舉辦，這一會議是建國後中國承辦的第一個涉及條約締結的外交會議，也是聯合國機構首次在中國審議並締結國際條約。按照慣例，這個條約被命名為《視聽表演北京條約》（簡稱《北京條約》或BTAP）。

這部條例的意義在於，這是誕生在中國的第一個國際知識產權條約。

事實上，在《北京條約》誕生之前已存在三大鄰接權保護公約：1961年的《保護表演者、音像製品製作者和廣播組織羅馬公約》（簡稱《羅馬公約》）、1994年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簡稱TRIPS協定）、1996年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製品條約》（簡稱WPPT）。

著作權，很多人並不陌生；而鄰接權（Neighboring Right）這個學術稱謂，也同屬於知識產權範疇，只不過和著作權略有不同。其法條解釋是：

作品傳播者傳播作品所享權利。主要包含表演者、錄音錄像製品製作者、廣播電台及電視台的權利。鄰接權中的首要權益就是「表演者權」。

表演者，在原創作品的二次創作和傳播環節十分重要。簡單來說，表演者付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整個藝術作品的最終呈現效果。它可能會關乎一部電影的發行商、一則廣告的主角及播出機構。

最近的例子，就是因綜藝節目翻唱而引發的糾紛。2017年的《歌手》舞台上，迪瑪希翻唱俄羅斯歌手維塔斯的作品《歌劇2》，按照義務本應該在表演之前取得《歌劇2》的著作權人的同意並支付報酬，然後再翻唱（「表演者權」。但湖南衛視沒有經過音樂作品著作權人許可的翻唱，因而被認定侵權。

視聽表演被「歧視」

上述三大公約均可以為視聽表演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

而在國際傳播中，問題常常出在「一定程度」這四個字上，三大公約對所謂「視聽表演」有一定的局限，更側重於保護「聲音」形態的二次傳播。

舉個例子，由楊冪、趙又廷主演的電視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取得了不錯的收視成績，但該劇被指未經許可使用了某著名崑曲演員的長短錄音，這就是一種聲音形態的侵權行為。

再假設某知名歌星開了一場演唱會，觀眾是因為他的音樂作品而來，主要指歌曲的聲音。然而觀眾的熱情不僅僅在於他的歌曲，更在於他的颱風和他與觀眾產生互動的興奮感。如果他生活在三大公約的簽署時代，如果有組織將他的演出視頻在國外發售，則他可能無法受到保護。

在此處，表演者的合法權利被大打折扣。

表演者是否產出價值，或是否產出「動作」價值，都很難輕易判斷，也很難追溯。

也就是說，同一表演會因錄製媒介的不同而受到區別對待。

這一問題直至《北京條約》才得以解決，這一條約對「以視聽形式錄製和傳播」的表演提供了充分的國際保護。

從以「價值導向」出發，到以「他人利用的方式」為依據，鞏固並補充了視聽表演的表演者應有的權利。如果他人僅僅利用了聲音，則仍屬於《羅馬公約》的保護範圍，如果利用了表演圖像+聲音，則屬於保護「視聽表演」的範疇了。

表演者「有章可循」

過去，不保護「視頻」形式的《羅馬公約》，是不希望影視產業受到表演者權利的影響。60年代，除了影視公司，幾乎沒有誰可以輕輕鬆鬆就錄製畫面影像。根據《羅馬公約》第7條的規定，即使是在表演者已經許可的情況下，影視公司也不能擅自複製錄像帶。

不保護「視聽錄製品」中的表演，意味著傳播難度的降低。普通人也可以拿起設備隨意錄像甚至用於商業傳播，卻沒有法律可以進行有效的保護和約束。表演者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影視公司也因盜版問題的存在而變得尷尬。

表演者和影視產業的利益需要平衡。在隨後的相關法令中，要求對使用影視劇時涉及的表演者權，統一管理、統一發許可證。

為了保護表演者，歐共體在1992年通過的《出租權、出借權和知識產權領域與版權相關的特定權利指令》（即《鄰接權指令》）中，明確表示：保護表演者對任何錄有其表演的錄製品，再次進行出租、複製和發行的權利。

更注重保護表演者的權益。這也是制定《北京條約》的出發點。

對數字時代的更新與補充

在中國視聽產業高速發展的今天，數字產品和網上視頻正在成為年輕人的消費時尚。據統計，2017年全球數字內容和光碟的交易額首次超越電影票房，達到了478億美元。「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正在成為全球視聽產業的熱土。」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中國辦事處主任陳宏兵表示。

此前，WPPT也有網路傳播方面的表述，但只針對錄製在錄音製品中的表演。

在互聯網新型技術條件下，《北京條約》專門規定了關於技術措施的義務與權利管理信息的義務。這是《北京條約》針對數字時代的更新構成了進一步的補充。

當下，幾乎人人都可以輕鬆錄製視聽內容並在互聯網上進行傳播，而用於商業目的的互聯網傳播又可能會帶來超乎想像的經濟利潤。更重要的是，視聽內容如今被認為是推銷本國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如汽車、食品和軟飲料、服裝及旅遊業）的有力工具，因此是出口行業的完美搭配。

從三大公約到《北京條約》，表面上是表演者與影視產業之間的平衡，實則是大國文化貿易之間的較量。而文化貿易不僅僅包括影視產業，音樂、戲曲、戲劇等形式都應包含在內。

作者認為，我國極力促成《北京條約》的簽署，也是在為文化作品的輸出爭取應有的利益。可以預見，《北京條約》 將刺激多種渠道的投資進入各國的本土視聽產品製作。

能否推動著作權立法完善?

《北京條約》更多的作用還是發揮在跨國語境下，在國家境內發生的相關案件，還是適用《著作權法》及相關條例的解釋。

當下，我國《著作權法》正處於第三次修改的關鍵時期，《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將「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製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改為「視聽作品」，取消了「錄像製品」的規定，對這一點是否合理，存在爭議。

在我國現行的著作法規定中，影視作品中表演者的權利歸屬於製片者，演員一旦同意參加影視劇的拍攝，其專有權利均歸屬於製片者，而如果將原先的「錄像」併入「視聽作品」，可能會導致除影視演員之外的大量表演者喪失權利，缺乏公平性。

要知道除了影視作品外，還有那麼多種類的「視聽表演」形式。他們的製片者又如何定義呢？

這些表演者是否可以從其他傳播方式中「獲酬」，高度取決於是否存在成熟的集體管理或類似機制，而目前集體合合同在表演領域並未發揮預設應有的作用。「據草案規定，權利人即便未加入著作權管理組織也可被代表....」，這一點，是否與《北京條約》精神相違背呢？

我們仍需期待的是，《北京條約》將在30個有資格的有關方交存批准書或加入書三個月之後生效。截止目前，已有19個國家批准加入《北京條約》。生效之後，能否促進影視產業、民間藝術的健康發展，促進數字服務平台、內容應用、信息與通訊技術創新，還需要時間來檢驗。（本文首發鈦媒體，作者/叢笑，編輯/蔥蔥）

【附：本文參閱文獻包括：王遷《爭議問題及對我國國際義務的影響》；WIPO官網《視聽表演北京條約》主要條款；陳丹 《淺議對完善我國著作權制度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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