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黃仁宇人生中不平淡的一年
1979年，是黃仁宇人生中不平淡的一年。這年的春天，61歲的他被自己擔任終身教職的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了。與此同時，在遭遇了前兩本書的退稿經歷以後，《萬曆十五年》又因寫法特殊，且「融入許多現代審稿人前所未見的資料」，英文版出版前景堪憂。
黃仁宇
（1918.6.25-2000.1.8）
歷史學家。抗日戰爭爆發後，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
退伍後於密歇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得博士學位（1964年）。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暢銷書。
在旁人眼中，黃仁宇的學術生涯本可以不那麼艱難。他的博士論文導師費維愷和余英時都是費正清的學生。畢業以後，余英時幫助黃仁宇謀得了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的教職。1970年，還是在余英時的幫助下，黃仁宇見到了被稱為「約翰王」的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從他那裡獲得了研究中心撥出的一萬美元經費，用於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就這樣，躊躇滿志的他前往麻省劍橋，接受費正清的督導。一家人受到了費正清的善意照顧，一切似乎順風順水，可是，隨著研究的展開，黃仁宇發現自己在治學方法上與這位學界泰斗產生了分歧。
當時，費正清鼓勵撰寫博士論文的學生以20年為研究範圍，在較短的時間範圍內交代清楚所有的事件。他認為這種方法勝過野心勃勃、範圍很大卻漏洞百出的研究。據此，費正清認為黃仁宇應當縮小自己的研究範圍。費正清推薦的經濟專家也提議，黃仁宇應當大幅縮小研究範圍，並且將研究計劃建立在紮實的數字上。不過，黃仁宇堅持認為自己已經看明白，這位專家提倡的數字化管理並不適用於明代，因此不可以貿然將現代社會科學套用到主題上。他要堅持自己的觀點，畢竟自己「手上有一堆西方人不熟悉的資料」。黃仁宇心裡打定主意，既然無法把素材擠進符合學術出版規範的架構當中，不如借用新聞報道的技巧來寫制度史。
可是，黃仁宇滿腔熱情寫出的作品卻沒有得到認可，費正清收到草稿後，說「目前有些忙」。久不見消息，黃仁宇又拜託余英時去詢問，了解到的情況是，由於研究屬於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杜艾特·柏金斯博士有決定權。柏金斯教授提出，帝制時期的中國也可以用計量經濟學來解釋。黃仁宇對此不以為然。他感到，雖然自己已經讀完了130冊的《明實錄》，還必須在研究當代中國的市場管制的柏金斯博士面前「小心翼翼不能假裝自己是專家」。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由於和哈佛的教授分歧過大，這部拿了哈佛經費的作品不能列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出版。黃仁宇最終找到了劍橋大學出版社，以《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出版了書稿。這件事讓黃仁宇始終無法釋懷，但也讓他「堅定意志，決定繼續固守我的立場」。
類似的爭執又發生在黃仁宇和芮沃壽（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 ，美國佛教研究學者）之間。這一次，爭執的焦點在黃仁宇以大歷史手法創作的一本小書。作為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的教授，黃仁宇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們對中國的看法已經根深蒂固：中國是個保守國家。中國人是儒家信徒，希望一切都維持現狀，沒有求進步的觀念。近代有一個壞人，這個高壓的軍閥，叫做蔣介石。為了挑戰這個壞人，又出現了一個好人，叫做毛澤東。為了向美國學生指出，在判斷他國文化時，不應當將道德判斷置於技術層面之前（所謂「道德判斷」，指對某種歷史、社會、文化或者制度的贊同或批判，就是「用英式尺寸判斷和裁決中國尺寸」）。黃仁宇一心想要出版自己的教材，讓學生通過自己的作品真正了解中國。他的想法可以稱得上雄心勃勃，因為此前在撰寫《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之時，他已經感覺到，自己通過對明代的財政稅收研究就可以得知中國為何無法適應現代。
於是，在1974年，黃仁宇寫了一本《中國並不神秘》，這本書把五萬字的內容分成一百多段，用短句的形式完成，從秦始皇統一帝國寫到了當代，試圖以此一勞永逸地解釋整個中國歷史。
有出版社對這本通俗易懂的《中國並不神秘》很感興趣，不過問題是，出版社邀請的兩位審稿人均不贊成出版此書。審稿人之一芮沃壽認為這本書應該「適可而止」——芮沃壽自己的隋朝專書只涵蓋了40年。而另一位審稿人的意見則是，黃仁宇處理的問題太大，自己卻不是夠分量的權威，只怕會引來攻擊。「因為我不是權威，所以無法出版一本我覺得重要的書。但如果沒有出版具有影響力的書，我永遠不可能成為權威！」黃仁宇此時已經是滿腹牢騷。雖然他與費正清、芮沃壽等人的意見相左，但他認為自己明明閱讀了更多的文獻，掌握了更多的材料，可是不論出書還是申請經費，都必須得到這些學者的認同和批准。多年以後，回想起這些被拒絕的時刻，黃仁宇依然悲憤交加，認為自己得到如此待遇是學術體制的不公：「所有的意義，所有的影響力、所有的賣點、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觀的標準來衡量！」
在經歷過一系列失敗之後，唯一讓黃仁宇抱有希望的，就是要寫一本與《中國並不神秘》相輔相成的《萬曆十五年》。黃仁宇的想法是，《中國並不神秘》以直線描繪歷史輪廓，用概論的方式展現兩千年歷史裡的高峰和低谷。而《萬曆十五年》則是帝制晚期的橫切面，在每一章討論一位主要人物，用群像式手法敘述傳統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內在運作情況。
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把現代化與數目字管理掛起了等號。而頗具戲劇性的是，就在寫作的同時，黃仁宇的教師生涯卻面臨著「數目字管理」的困擾。在考核制度下，學生們覺得自己站在了「買方市場」，和教師討價還價。「他們把我們當做什麼？汽車推銷員嗎？」但他逐漸發現，這可不能一笑置之。教師必須知道選課的情況，因為也事關自己的權益和好處。更糟糕的問題是，除了學術紀律要求的下降，學生的觀念問題並沒有得到改善。許多學生依然秉持著一個共同概念：整個中國現代史可以總結為一個道德教訓，即邪不壓正。由於國民黨和蔣介石貪污無能，授課者只要天真而不加批判地支持毛澤東，選課人數就會增加。黃仁宇一再強調，整個國家運作失調，不是個人性格的問題，而是前工業社會欠缺的問題。
1976年的春季，黃仁宇向紐普茲告假，依照原計劃繼續撰寫《萬曆十五年》。他認為出版一本書，可以在學生面前增加權威，增加選課的人數。更何況，自己已經找到了現代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在中國的結構之下，清一色的官僚管理著清一色的農民，工商業沒有存在的價值。在技術上說，其可管理的程度相當有限。「任何嘗試運作這套制度的人最後全都失敗」。因此，不論是明朝的問題，還是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或者是國民黨蔣介石的挫敗，全部都可以用這一套理論來解釋。
1979年，在紐普茲的家中，
黃仁宇與妻子格爾共同校閱手稿
在潤色《萬曆十五年》的同時，紐普茲的中國研究面臨著空前的挫敗。由於經費的削減，亞洲研究系的全職教員減少了一半。黃仁宇能夠想到的方法只有通過出書來吸引學生。因此，他感到必須重新努力推動《中國並不神秘》的出版。由於編輯的耐心和鼓勵，黃仁宇再度獲得了信心：自己的書稿已經被一家富有盛名的商業出版社接受，那麼一定很有價值。黃仁宇決定寫信邀請費正清來寫序，這樣做可以「利用費正清的友善」，同時也為之前《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的不愉快贖罪。當然，如果得到費正清的背書，審稿人提出的權威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他在邀請費正清寫序的通信中沒有提及芮沃壽的否定。另外，黃仁宇還順帶指出，自己其實並不同意費正清新書《費正清中國回憶錄》的觀點，認為他解讀中國歷史的目的在於替美國外交政策辯論，因此導致了「史觀過於膚淺，無法和中國問題的深度相提並論」。
在寄出書稿和對《費正清中國回憶錄》的異議以後，左等右等，黃仁宇怎麼也等不來費正清的任何消息。這時，黃仁宇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大錯，讓《中國並不神秘》再一次被判了死刑。他認為，這是因為自己在哈佛的學術階級制度面前一再犯錯，冒犯了費正清，而「長春藤聯盟的精英同行寧可維持知識階級內的現狀」，不會去「同情金字塔底層的狀況」。
就在與費正清的矛盾加深之時，隨著阿拉伯石油禁運引發的不景氣，1978年，紐普茲的學生人數和黃仁宇的考核成績都持續下滑。他認為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詮釋因為時事而增添了價值「，卻不敵外在現實：多數學生只是想混學分畢業，並且聽不進新想法。而且在美國校園，美國史、加拿大史和西歐史分量最重，東亞史屬於邊緣位置，受到經費減少的衝擊極大。黃仁宇也無法說服同事們自己的歷史觀有利於整個行業。在一次談話中，他的同事質疑黃仁宇所說的教年輕人思考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自己的政治觀點——畢竟黃仁宇曾是國民黨下級軍官。更糟糕的是，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之後，五年來黃仁宇一直沒有新書出版。同事們紛紛傳言，他寫出的兩部書稿都缺乏出版的價值。此時，《萬曆十五年》正遭遇著出版的困難：由於寫法特別，大學出版社認為應該交由商業出版社，商業出版社認為應當交由大學出版社。這一切讓他惴惴不安。
《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
耶魯大學出版社 1981
等到《萬曆十五年》的書稿被接納時，黃仁宇已經收到遣散通知六個月。《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出版則是在1981年，次年中文版由中華書局推出。不論是美國學界還是中國學界都對這本書不乏質疑：大歷史觀念傾向於把複雜的歷史簡單化處理；而「數目字管理」也有以現代西方為成功範本逆向評價中國歷史之嫌。不過，這本把歷史講得生動活潑的作品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這讓他終於增添了幾分自信。在此後的作品當中，黃仁宇再三地提及《萬曆十五年》如何暢銷，如何得到約翰·厄普代克這樣的名人的認可和推薦。可是在1979年，被解聘的侮辱和羞恥永遠削弱了黃仁宇的尊嚴，與長春藤同行前輩對抗中一次次失敗的尷尬，一次次得不到承認的焦慮和緊張，也永遠鬱結在他的心中。
參考資料：
【美】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11-6
【美】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增訂本）》，中華書局，2007-1
【美】黃仁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6
葛兆光《黃河依舊繞青山》，《讀書》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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