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少數民族學生的跨文化連接
《跨文化虛擬共同體：連接、信任與認同》是學者肖珺的學術專著，該書從跨文化虛擬共同體的理論界定出發，關注少數民族原住民、多民族學習共同體和離散華裔人士三個群體，綜合運用深度訪談、問卷調查、文本分析、浸入式觀察等多種研究方法，搭建起連接、信任與認同的跨文化互動框架。
隨著20世紀末網路社會的崛起，「我們所在的世界已經數字化了」。（卡斯特，2001）新技術顛覆了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方式，為人們打破地理區隔形成虛擬共同體創造了可能。（P16）在跨文化虛擬共同體的連接問題上，本書聚焦少數民族群體，分析少數民族數字原住民的網路連接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並探討文化身份特質對建立信任和認同的影響。
圖1：少數民族學生的數字化連接
一
網路社會的虛擬共同體連接
不同於傳統社會以地域為基礎的連接關係，現代社會中社會關係正在因為連接而實現了大規模的擴張，技術的發展使得交通與信息溝通更發達，數字新媒體的數量以驚人的速度在增加，它讓信息、知識和情感的流動異常頻繁。（P16）虛擬共同體的連接關係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鉸鏈式關係。虛擬共同體是基於連接性的網路社會的構成單元之一。在虛擬共同體中，成員之間因為共同的目的，通過「鉸鏈式的聯繫」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小規模的社會網路，關係本身比成員或個體更為重要。尤其在跨國、跨文化的虛擬共同體內，這種鉸鏈式聯繫的特徵更為明顯。（P17）
線上與線下的關係並存。雖然虛擬共同體的連接依託於網路技術的支撐，但虛擬共同體並非僅有線上的聯繫。（P17）作為線上虛擬連接的補充，線下連接並不會被完全取代，二者同時存在於虛擬共同體的信息交換和情感交流之中。
高度組織化的聯繫。虛擬共同體以去中心化的方式連接起來，也可以在共同體內通過共同目標實現中心化。這種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結合能將關係更好地組織起來，從而實現靈活高效的互動。（P17-18）
連接的不穩定性。社交網路的存在使得社會關係變得脆弱、技術化和社會心理化，當虛擬共同體失去其共有的價值取向、共同目標後，成員間的關係同樣將面臨挑戰。同時，作為技術系統的信息通信技術也並非堅不可摧，一旦技術出現故障，整個虛擬共同體的維繫也將受到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共同體中的個人既可能享有更大的自治權，同時也可能接受他人的選擇和作為一個整體的技術系統或系統的設計，抑制自己的自治權。此外，個體的文化背景、行為偏好及自律狀態、隱私要求等因素，都會影響虛擬共同體的穩定性。（P18）
二
少數民族數字原住民的連接行為及影響因素
「數字原住民」是指出生在數字網路環境下具有較高科技文化素養的群體，這一概念最早由教育遊戲專家馬克·普倫斯基(Marc Prensky)提出，他認為這一代人成長於富技術環境中，對於複雜的數字技術有更深刻的認知，也更能夠勝任對技術的使用。（P29）作者以新疆少數民族數字原住民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新媒體使用行為及影響因素。
（一）理論基礎：TAM模型
Davis（1986）以TAM模型揭示用戶對信息技術革命產品的接受和使用行為，他認為激勵用戶使用新技術的兩個決定性因素，一是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二是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其基本觀點認為外部變數影響用戶對某一技術系統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間接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意向：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決定用戶的行為意向，並最終決定用戶的實際使用行為。（P35）
圖2：技術接受模型3
本書以TAM模型為基礎，對關鍵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如下：（P36）
感知有用性：少數民族學生使用數字新媒體進行專業學習和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對學習效果提升的程度；
感知易用性：少數民族學生主觀認為使用數字新媒體進行專業學習和社會交往所付出的努力程度；
行為意向：少數民族學生對使用數字新媒體進行專業學習和社會交往的意願；
使用行為：少數民族學生主動使用數字新媒體進行專業學習和社會交往；
社交需求：少數民族學生在使用數字新媒體進行專業學習時進行社會交往的需求。
社會影響：對少數民族學生重要的人(同學、老師、家人)認為他們應該使用數字新媒體；
網路環境：少數民族學生使用電腦或移動終端上網的設備與網路環境；
績效期望：少數民族學生希望通過使用數字新媒體進行專業學習和社會交往所獲得的能力提升程度。
（二）連接行為：社交、信息獲取和學習性使用
1.少數民族原住民對新媒體的社交使用
研究發現，由於部分樣本在寄宿制中學就讀，為與家人取得聯繫而擁有手機。非智能機的網路功能有限，因此QQ成為使用最頻繁的即時通訊工具。（P45）隨著樣本逐漸適應利用信息技術進行社會交往，樣本更加註重社交媒體的便捷性和私密性，而微信對社交關係鏈的篩選更為嚴格和封閉，能夠為私密社交提供保護屏障，微信成為樣本更頻繁的社交工具。（P46-47）
新媒體能夠擴展民族學生的社交範圍和關係來源，在族際交往中新媒體實際上起到連接的作用。當樣本想要學習漢語、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時，會主動尋找不同民族的用戶並建立聯繫。此外，微信的技術可供性使得多語言交流更加方便，民族學生能夠使不同語言的輸入法，或直接使用語音交流。新媒體的技術可供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語言、文化區隔，鞏固了特定場景的社交關係的延續。（P47-48）
2.少數民族原住民對新媒體的信息獲取
新媒體已經成為樣本主要的信息獲取來源，獲取信息這一需求也成為樣本接受和使用微博的動機。（P53）研究表明，樣本對休閑娛樂類信息有非常積極的獲取意願和主動的搜尋行為，但對時事類的嚴肅新聞意願消極，甚至不關心，獲取方式非常單一地來自騰訊新聞推送。儘管樣本對本民族和家鄉信息保持關注，但在行為上仍然消極，從不主動參與新聞事件的討論。（P51）
3.少數民族原住民對新媒體的學習性使用
研究發現，樣本已經接受數字化的學習方式，他們獲取學習資料的首選渠道是網路，但並未掌握有效、科學的搜索方式，也沒有精通利用數字技術幫助學習的能力：單純依靠搜索引擎而不是從垂直網站獲取不同類別的信息；簡單使用關鍵詞搜索，並未嘗試高級搜索；樣本不會主動辨析資料來源與可信度，也不了解專業的內容網站和學術網站。因此，筆者認為樣本未能利用數字媒體有效地提升學習能力。（P52-53）
（三）少數民族數字原住民新媒體使用的影響因素
通過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本書驗證了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對行為意向有積極影響，社會影響、社交需求、私密性、網路外部性和績效期望對感知有用性產生影響；民族特點、社交需求、網路環境對感知易用性有顯著影響。（P74）
同時，行為意向對使用行為的作用受到民族特點、宗教教義的直接影響，尤其是民族與宗教中的政治因素；民族特點會直接影響民族地區大學生的技術接受行為。其中，少數民族個性普遍比較保守，因此會約束自己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自我形象，在微博使用過程中以旁觀為主，甚少參與話題討論。
宗教教義對民族學生的行為有直接的限制作用，也會要求教徒在公開場合言行保守。同時，由於宗教和民族的特殊性，其中的政治敏感會限制民族學生的數字新媒體使用行為。（P74）
此外，在語言和文化方面，樣本在新媒體使用行為中呈現出鮮明的少數民族特徵。首先，由於新媒體內容與媒介形態以漢語為主要呈現方式，因此漢語水平差異會給少數民族大學生閱讀和理解漢語媒介內容造成一定的障礙，進而影響樣本的新媒體使用行為；
同時，社交媒體提供了不同的語言輸入和輸出方式，讓少數民族大學生能夠與不同語言背景的好友交流，進而學習不同民族的語言，提高語言能力。其次，少數民族文化較為保守，樣本在學習上仍然延續傳統風格，強調個人化而非社會化協作，更傾向與本族同學合作。（P74）
三
連接與公民社會的討論缺席
（一）數字思維方式：注意力消耗，不信任
面對海量信息推送，調查的樣本的確如數字原住民一樣注意力較為分散，但這種分散不是與技術發展同步的，而是在擁有數字技術設備後被新媒體的技術形態強迫造成的。樣本顯然不善於合理分配注意力，注意力的損耗使他們難以同時處理多重任務，並給他們的生活、學習造成困擾，因此部分樣本會主動離開新媒體以獲得更為集中的精力。（P55）
此外，樣本對即時信息的傳播效果和新媒體的社會可供性並不信任，懷疑網路信息的真實性，缺乏對自媒體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依舊信任傳統媒體。對新媒體傳播內容的處理和反饋更偏向個人化，少將自己置於社會化的情境中。但另一方面，樣本的保守與個人化有助於他們保持對新媒體傳播效果和傳播內容的批判性反思，而這一認知能力的缺失正是學者們對數字原住民的擔憂。（P57）
（二）學習風格：個人化，課堂傳授式
研究發現，少數民族數字原住民的學習風格呈現出以下四個特點：
大多數樣本對學習資料的獲取渠道的知曉依賴他人的推薦，資料來源更信任傳統的紙質閱讀方式。
學習遇到困難時更多地傾向尋求教師的幫助，與同學的交流互動集中在課堂場景，課餘時間很少發生。
小組任務通常是由教師指定，並且沒有具體的分工，鮮有主動合作的情景。與同學的合作多發生在需要共享資源的情況下。挑選小組成員時更願意與本族同學一起合作。
語言學習時體現強烈的主動性和協作性。（P60）
（三）數字環境和數字資源：高度沉溺，低效利用
少數民族大學生沉溺於數字環境中，而非沉浸。受到經濟條件和客觀環境的限制，樣本擁有的技術設備較為單一。數字設備的缺乏和單一使得樣本在成長過程中延續傳統的閱讀方式和學習方式，缺乏媒介基礎知識和使用技能，而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也忽視數字素養的教授，樣本信息檢索和信息利用的渠道單一，對信息的利用效率很低。（P61-62）
文化上的語言差異也限制了樣本對網路資源的獲取。我國的數字環境建立在漢語的基礎上，數字內容的呈現和數字設備設計都以漢語為主，以少數民族語言呈現的網站和資源並不能滿足樣本的需求，因此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漢語水平直接決定了他們對媒介內容的閱讀率和理解力。此外，政治環境也限制了新疆地區的網路接入和對外聯通。(P62-63)
（四）數字素養與新媒體素養：討論的缺席者
「討論缺席者」這一概念源自魯濱遜（1976）對兩級傳播理論的修正，即大眾傳播中存在三種受眾：意見的提供者、接收者，以及數量更多、更不關注、更容易接受大眾媒體直接影響的「討論缺席者」（Denis McQuail,Sven Windahl,2008）。
本研究認為新聞傳播學專業少數民族學生在新媒體時代成為「討論缺席者」。民族間語言的不便給少數民族學生使用以漢語為主的微博造成一定壁壘；而保守的民族個性約束少數民族學生在開放性的微博平台上的言行，強調產品對私密性的保護；
部分少數民族聚居地處於網路基礎設施資源匱乏的地區，上網設備及網路環境的劣勢限制了樣本的網路使用；而涉及民族問題的政治敏感，給少數民族學生在網路上的言行形成壓力。宗教教義對少數民族學生的行為產生約束作用；同樣的，新疆地區頻發的宗教問題涉及政治壓力，對樣本的新媒體技術使用有直接的限制作用。（P64）
四
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數字化生存幻象
通過對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新媒體使用情況的分析可以發現，數字技術建構了新的情境，滿足了他們的信息獲取和社交需求，成為他們與網路社會連接的橋樑，但也控制了他們進入的路徑、方式和走向。
接受並使用新媒體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發揮主體性的過程，由於媒介壟斷環境的不平衡，媒介基礎知識和技能的缺失，他們看似進入了網路社會的虛擬共同體之中，卻沒能真正成為其中一員，情感、信任與認同的建立依然缺失。（P169）
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在網路空間中連接起多樣、大量的虛擬共同體，但是，由於信任的缺失、認同的分散，它們更可能是暫時的利益的結合，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個人被賦予更多自由和路徑連接到全球互聯的網路之中，並在這個流動的世界之中尋找新的意義和價值，進而建立新的信任與認同，共同體不斷地破裂，又不斷重構。（P173）
註：文中未詳細註明來源的圖片來自互聯網可被允許使用的作品
參考文獻：
肖珺. 跨文化虛擬共同體:連接、信任與認同[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曼紐爾·卡斯特. 網路社會的崛起[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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