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紀行維多利亞的路軌

原標題：印度紀行維多利亞的路軌

　　計程車停在孟買維多利亞火車站的對面，遊客要從過街天橋走過去。

下午3點，在天橋上看到的街景，與多年前我站在上海外灘天橋上看到的有些相似。路旁的建築雖比上海更陳舊，卻同樣有著歐洲的古典氣派。車流密集，豪車與破舊的出租並行，四處是修路的圍欄，路兩旁的行人有穿西服的、裹沙麗的、蒙長袍的和赤膊的……這個景象反映了孟買的多重身份——全印民族最為混雜的大都會，印度的經濟金融商業中心，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亞洲最具歐洲風貌的都市。

孟買由七個小島組成，是天然良港。1534年12月23日，當地蘇丹國的蘇丹試圖藉助葡萄牙的力量來阻止莫卧兒王朝的擴張，將孟賣給了葡萄牙人。那裡很快就成為了一個以交易棉花、大米、煙草、香料等商品為主的外貿市場。

1661年，孟買作為嫁給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凱瑟琳的嫁妝，轉到了英國人手中。查理二世沒有興趣管理這個遙遠的城市，隨手就甩給了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每年只收取相當於10英鎊的黃金。聯姻是當時歐洲王室通過重劃地盤的常用手段，但其背後顯露的是擴張能力的轉換。孟買的轉手成為英國向印度擴張的新起點。到18世紀末，孟買成為「通向印度的門戶」。

1853年4月16日，一輛蒸汽機車拉著14節客車廂從維多利亞火車站緩緩駛出。這是一段僅只有34公里的路程，行駛時間1小時15分鐘。亞洲第一條客運火車線路由此誕生，它要比中國的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早23年。大英帝國對南亞次大陸的殖民統治進入鐵路時代。

走進火車站的時候，我忽然聞到一股不知從哪裡飄來的濃重的鹹魚味。巨大的天棚下，是由月台分隔開的五六條鐵路線。不時有火車駛進駛出，車門全都敞開著。懸掛在車門的乘客在車未停穩時就急著跳下來匆匆離去，站台盡頭有人快步奔向車廂，跳了上去。有一列不知從哪裡來的火車到站後，各車廂下車的乘客立即匯成洪流般的人群，緩緩地向車站口移動著。

售票大廳里人聲鼎沸，每個窗口前都排著長隊。抬頭仰望，由金邊點綴勾勒而出的拱頂顯露出昔日的輝煌。大廳的上半部讓人立刻聯想到倫敦一些古典建築的內景，下半部則會讓中國遊客聯想到春運時某個火車站內的場景。

對所有第一次到這裡的外國人來說，一定會對車站裡的繁亂感到有些找不到北。但對於經常使用火車這個交通工具的印度人來說，那不過只是「今天人真多」或「今天人不算多」的問題而已。他們看上去全都知道自己該奔向哪裡，至多不過是瞥一眼大廳里的時鐘。

維多利亞火車站

置身於忙亂奔走的人群中，我似乎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一種潛在的秩序。混亂的表象下，它在默默地規範著人們的方向。

像很多亞洲殖民地國家一樣，「現代」的概念與規範總是與殖民者的到來相聯繫的，但殖民地舊有的傳統也一直在頑強地「校正」著這些規範，直到宣告獨立70年後的今天。

維多利亞火車站建成4年後的1857年，印度爆發大規模的反英起義。英國人稱之為「叛亂」和「兵變」，印度人則稱之為「獨立戰爭」。其時，統治這片土地的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它以極其殘忍的手段鎮壓了兵變，但同時也宣告了英國試圖用自己的文明來改造南亞文明的失敗。

1858年，英國女王從東印度公司手中接收了對印度的統治權。英國殖民者吸取了教訓，開始採用更適應南亞民族、宗教和社會傳統的管理方式。他們限制基督教的傳播，吸引當地精英出任公務員，並推進新式教育，開始用英國的規範來管理與基督教信仰極不相容的印度教傳統，以及土邦制、種姓制。

這套治理模式可簡稱為「英國制度+印度傳統」。

孟買城中那些留有歷史印記的大英帝國建築與這個城市居民的複雜與繁忙，是這種默契組合結構的縮影。孟買灣海邊的地標式建築——印度門（Gateway of India，不同於德里的India Gate）則是體現這一結構的象徵。

印度門為紀念英王喬治五世1911年訪印而建，其外形有點像巴黎凱旋門，拱門是伊斯蘭風格，兩旁的雕刻花紋有明顯的印度傳統風格。

孟買灣的印度門

很多人把孟買稱為「印度的上海」，但孟買有浦西那些殖民者的遺產——歐式風格的建築，卻沒有浦東那樣的現代風情，即便是有後建的金融區、富人區，也要遠遜於浦東。這個不同是40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形成的。在此之前，這座海濱都市在整個五六十年代都一直是亞洲最重要的貿易中心。

孟買與上海的根本區別更是政治的。

孟買是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重要發源地，從英屬印度正式「掛牌」的1857年開始到1947年的90年中，它一直是這一運動的重要基地。

1885年12月，72位印度精英在這裡建立了國民大會黨，這些人當中包括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尼赫魯，他們要麼來自高種姓，要麼是腰纏萬貫的有錢人，都受過良好的英式教育，發起人休謨甚至還是一位有英國身份的「裸官」。

他們是培育了孟買這座都市的體制培育而出的一代精英，他們的民族獨立思想來自於所受的教育，但他們又同時是這一制度的獲益者與維護者，並一直仰慕英國的現代文明。

即使他們後來成為獨立運動的倡導者並且擔任了領導人，也始終沒有走出新印度與舊體制的迷宮。

會議主席巴納吉在開幕詞中所說的一段話，代表了這些人的真實想法：「英國對印度造福無窮，全國都為此對英國表示感激。英國給了我們秩序，給予我們鐵路，而最重要的是給了我們歐洲教育的無價之寶。」

儘管該黨在發展過程中將區域自治的目標修訂為民族獨立，但它一直主張採用改良，或者說通過議會道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來實現目標。1906年，國大黨年會通過的四點綱領是「自治、提倡國貨、抵制英貨和民族教育」。這註定了國大黨在1947年執政後的選擇與走進上海石庫門裡弄的那些中國精英截然不同。

1923年7月16-23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中共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是：在最低綱領實現之後，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

中印都是深受殖民掠奪戕害的發展中國家，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選擇是從孟買與上海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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