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侍講學士考證：武松是個貪婪縣令 兩個妻子一個姓潘一個姓金

原標題：清朝侍講學士考證：武松是個貪婪縣令 兩個妻子一個姓潘一個姓金

一百個人眼裡有一百部《水滸傳》，但是清朝人似乎不怎麼喜歡這部書，並把它跟《金瓶梅》划上了等號：「《水滸》、《金瓶梅》二書倡盜誨淫，有害於世道人心者不小。」說這話的人是個重量級人物，因為他當過侍講學士，官場和史學界都有發言權，就是他「考證」出武松原本是陽谷縣令，很貪婪，而且有兩個妻子，一個姓潘一個姓金，而西門慶則是個被欺負的可憐富翁。

清朝文人說話，一向不大靠譜，因為他們給滿清主子磕頭跪拜習慣了，站起來很不舒服，所以也很憎惡有反抗精神並一直想站起來的梁山好漢（宋江等少數幾人除外）。而說「武松是貪婪縣令並有兩個妻子」的清朝文人，名字叫方濬師（字子嚴，號夢簪，安徽定遠人）是咸豐乙卯科舉人，後來還當上了內閣中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侍學講士、直隸永定河道等中高級奴才，此人生活在滿清最黑暗的年代（1830-1890年），列強入侵民不聊生，可是作為朝廷大員，不但未見一言以濟國難，反而成了「著作等身」的「國學大師」——似乎越黑暗的時代「國學大師」越多。此人寫了《蕉軒隨錄》、《蕉軒續錄》、《退一步齋詩集》、《鹺政備覽》、《嶺西公犢棠存》、《袁枚年譜》、《粵闈唱和集》等一大批詩書文章——當然也是拿著朝廷俸祿和「常利錢鈔」吃飽喝足偎紅倚翠寫出來的——好像不管老百姓吃不吃觀音土，「國學大師」的日子過得都很滋潤（比如某某、某某某）。

這位方濬師在他的《蕉軒隨錄》中寫道：「景陽岡在阿城東南二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陽谷知縣武姓者，甚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門有慶大戶尤被其毒，民人切齒，呼之為武皮匠，言其剝割也，又呼為賣餅大郎，言其於小民口邊求利也。」

在這位清朝官員兼國學大師嘴裡，武松成了貪官，潘金蓮成了武松的老婆，而西門慶卻成了被武松盤剝的受害者——而且西門慶也不姓西門，是住在西門一個姓慶的可憐富翁，被潘金蓮和武松合夥欺負。更離譜的他居然說武松其實就是武大郎——武大郎是武松的外號。見過腦洞大開的，但沒見過滿腦子全是洞的，這也可能是清朝文人獨有的本事吧：潘金蓮和武大郎合夥欺負西門慶，這種事情哪是咱們想得出來的？

如果施耐庵先生知道清朝人如此詆毀他筆下的打虎英雄，估計也要把這些文人拉到九泉之下理論一番：明明當地流傳著「山東有二寶：東阿驢膠，陽谷虎皮」這樣的民謠，說的就是陽谷縣倉庫里還保留著武松打虎留下的老虎皮呢。

而事實上，武松在歷史上確有其人，《臨安縣誌》《西湖大觀》《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都記載了北宋時杭州知府中的提轄武松勇於為民除惡的俠義壯舉：蔡京的兒子蔡鋆就是一頭禍國殃民的大老虎，武松武提轄隻身行刺，數刀之下，讓蔡大老虎斃命通衢。雖然後來武松寡不敵眾被官府關進牢獄迫害致死，但是當地百姓「深感其德，葬於杭州西泠橋畔」，立了一塊「宋義士武松之墓」的石碑，歷史學家蔡東藩先生還親眼見過武松墓和武松碑，並且蔡東藩還著書描寫：「小子（蔡東藩先生自稱）生長古越，距杭州不到百里，時常往來杭地，訪問古迹……西子湖邊，又有武松墓，想必定有所本，不至虛傳。」

俗話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蔡東藩先生親眼見過武松墓實物，而直隸永定河道台方濬師方學士，從故紙堆里翻出幾頁殘紙，就此說武松是貪官、潘金蓮是武松的妻子、西門慶是個受害者，顛覆人們的傳統認知。這手法看著倒很眼熟，讓人想起了已經絕後的秦檜，忽然冒出來很多讓他站起來的「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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