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一些愛較真的人
人類的基本追求無外乎利益與真理，如能將二者和諧統一起來，當然是理想的狀態，比如愛因斯坦之在美國，比如袁農平，比如獲得諾貝爾獎。在中國歷史上，往往是二者毫無關聯甚至對立矛盾，取一基本上就意味著舍一。取利益舍真理者多，為真理棄利益者少。除過自然科學的真理，社會性的真理就是道義。取義棄利的就是較真的人。孟子說「捨生取義」，千萬人都不願意，他也去做，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都是為了真理可以放棄生命這個最大的利益。這樣的人在中國畢竟是鳳毛麟角，大多數都是舍義取生，舍義取利，就是說中國人當中趨利棄義的佔大多數。趨利往往就要放棄較真，所謂不較真其實就是作假，是得過且過的混帳邏輯。中國人大可以因循敷衍、瞞上欺下、得過且過乃至見利忘義，然而天道好還，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最後會被真的人用真的理來跟中國人算總賬。那個時候中國人往往會說人心風俗敗壞已久，改朝換代，亡國滅種，理固宜然。而實際上，人心風俗，真理道義繫於每個人的取捨去就，而非在天，非在君王官僚。究其背後原因，就是因為政府經常扮演謀利棄義的角色，不能堅持真理秉持正義。歷史上中國漢人政權屢次被落後的民族侵略與征服，其根本原因就是謀利的政府輸給取義的政府，北宋之亡於金如此，南宋之臣服於金，之滅於蒙古元朝，明之亡於滿清，民國之幾亡於日本，概莫能外。這裡並非為這些侵略者張目，也不是說這些侵略者就講道義，而是指他們政權國家內部，一定是「講義」的，就是有起碼的公平正義可言，自然也就講真理，而他們面對的中國人的政府國家內部基本上是不講「義」的，主要是趨利的，所以內部沒有普遍的公平正義，因而會出現奸臣當道，相互傾軋，主動投敵，「寧與外人，不與家奴」。忽必烈在滅掉統一之後仍然對南宋將領的大批投降百思不得其解，就問這些漢人降將，結果這些仁兄說，賈似道專權，我們在南宋政府得不到公平正義，蒙古大軍一到，我們當然就「望風送款」了。忽必烈聽後對這些人嗤之以鼻說，看來賈似道這樣對你們是有道理的，言下之意就是你們這幫人人品太差，賈似道應該那樣對你們。明與後金滿清鏖戰於遼東遼西，明軍屢屢失利的主要原因不在軍事，而在傾軋掣肘的腐朽政治。後來清兵已經控制了中原，江南岌岌可危，而南明的幾股漢族勢力卻是「兄弟鬩於牆」而不外御其侮，竟然想著打內戰。後來民國蔣委員長的「攘外必先安內」與其頗為神似，抗戰期間發生的皖南事變也是差不多的情況，大敵當前，置亡國滅種的危機於不顧，棄萬眾一心抗日救亡的大義於腦後，反而同室操戈自相殘殺窩裡斗，這種親痛仇快的蠢事，在中國人的歷史當中，那真是屢見不鮮的。究其根本原因，不在其它，就是政權國家內部不能保持公平正義。而總有堅持真理的人，不管在朝在野，有權無權，都認定大義，捨棄己身私利，甚至捨生取義，中國也正因為有了這些人，才得以保留了些須堂堂正正的氣象。
因為難能，所以可貴。較真的中國人在歷史上雖然不多，幸好還有。傳說中的夸父逐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都是玩命較真的典型，這幾個主角都太過神氣，而且都是跟大自然抗爭，不是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能反映真實的人性。下面是一些跟歷史較真的中國人，看看能否發現中國人性中可愛可敬的一面。
有扈氏
夏啟殺掉法定的繼承人益，變公天下而為家天下，面對如此不義自利的逆天行徑，絕大部分諸侯都不敢伸張正義，獨有扈氏這個陝西楞娃（有扈氏的扈大概就是今天陝西關中戶縣）發起了倒啟護義的運動，頗有點蔡鍔討袁護國宣言所說的「吾明知力非袁敵，吾為全國人人格而戰而已」的意思，以卵擊石，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為棄義的瓦全，最終選擇了捨生取義的玉碎。有扈氏可以算是中國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第一人。公天下變為家天下是中國歷史上一件意義極其重大的事件。從此國家出現了，中國進入漫長的王權統治時期。這是發生在公元前21世紀的事情，如今已經是公元21世紀，這個回顧是必要的。由此可以說中國這個國家的歷史就有4000年，因為目前為止尚缺乏考古學上的物質證據，所以國際歷史學界認定的中國國家歷史是從有甲骨文、青銅器、陶器等器物等出土文物為證據的殷商（從盤庚遷殷直到帝辛商紂王滅亡）時期算起的，至今大約3300年。
比干
比干被當時的人看做聖人，他認為「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非要跟那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君較真，批龍鱗死爭的結果果然就是死，紂王說「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就剖開比乾的胸膛看他的心，遺體還被商紂王做成了肉醬。周武王滅紂後，給比干墓加上封土，以表示對這位死諫忠臣的褒獎，多少令人感到寬慰。七八百年後屈原對比乾的舊事仍然念念不忘，中國曆來有「文死諫，武死戰」的傳統，而比干大約是中國「文死諫」之第一人，距今3000多年。這裡不免想到被太公望姜尚稱為「義人」也被司馬遷高度讚揚的伯夷叔齊，這哥倆認為武王伐紂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不智之舉，是以臣弒君的不義之舉。結果武王伐紂大功告成，這哥倆就上山隱居，以絕食相抗爭，所謂「義不食周粟」，採薇糊口，後來雙雙餓死於首陽山。從渤海之濱的孤竹國不遠千里來到周，便認為粟是「周粟」，那麼薇也頗疑似「周薇」，為什麼還要采周薇來食呢？這與不吃美國麵粉而餓死的朱自清先生比，他們的義是不徹底的，還沒有弄明白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係。
先軫
前627年，崤之戰後，由於不滿國君處理被俘秦軍將帥的結果，先軫在朝廷上不顧而唾，對國君失禮，後來「免胄赴狄」就是摘掉頭盔沖向狄人而戰死。免胄赴敵是主動找死的「自討」，是一個軍人自殺的最好方式。他死後狄人歸還了他的頭顱，《左傳》說他「面如生」，應該和後來三國時候曹操看到的關羽首級一樣，死不瞑目甚至目光如炬，就像活人一樣。先軫死後2500多年，抗戰時期的張自忠將軍，由於輿論將丟失北平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他的不作為，他長期憂愁苦悶，最後也選擇了主動衝上第一線與日寇作戰，最後戰死沙場。面對他的遺體，日軍很奇怪中國的這個集團軍司令親自到前線持槍作戰，他們只懂得戰敗切腹，他們不理解免胄赴敵是較真的中國軍人最智慧的自裁方式。
鉏霓
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小人物，對於中國社會卻有無窮的大意義。晉靈公派他去殺大臣趙盾，他去了發現趙盾穿著官服準備早朝，起來太早，就靠在座位上小睡，他覺得這樣的人是國之干城，不能殺。不殺是對君王的不忠，殺了則是對國家的不義。所以勇士選擇了壯烈的自殺方式——觸槐而死。以己身之死保全了忠義，這是多麼可敬可愛的人格啊。鉏霓大約是中國第一個自殺的忠義之士。我在很多地方強調鉏霓的意義，無外乎想告訴中國人，不要因為小利害了大義，如果人人都有這樣的品格，就不會有武士英這樣的匹夫殺手開槍去殺宋教仁這樣的國之棟樑，也許中國早就脫胎換骨了。正因為有太多見利忘義的武士英，中國的人心風俗病得太深，遲遲建立不起來一個好制度。
南史與齊太史
前548年，齊太史三兄弟及南史寫「崔杼弒其君」。齊國崔杼弒君成功，掌握了生殺大權，齊太史不畏強權秉筆直書，結果被崔杼殺害，他的弟弟繼任，還是照寫不誤，又被崔杼殺掉，另外一個弟弟再繼任，沒有因為兩個哥哥被殺而抹殺歷史真相，還是如實寫。崔杼也被這種捨生取義的精神折服了，就放過了他。南史聽說崔杼因為連殺太史兩兄弟，以為第三個也不能倖免，就預先寫好了「崔杼弒君」的竹簡去朝廷，準備前仆後繼做第四個，半路上聽說崔杼放過了第三任太史才作罷。南史因而被孔子及後世史家學人稱讚為「良史」。其實齊太史三兄弟何嘗不是良史呢？他們都是史官里愛較真的人。後世的史官，如寫《魏略》的魏收，經常收受賄賂替官僚士大夫美化其先祖的形象，甚至有拿開立傳記公然索賄於他人後代的，給錢就美化，不給錢就醜化。根本做不到如實記錄，這樣的史書就成了「屎書」。
子路
仲由是孔子弟子中最為粗魯莽撞的一個，但也是最堅持原則最較真的一個。孔子聽說衛國內亂，就準確預言了他兩個在衛國任職的弟子的命運——「柴也其來由也死」，就是說老實木訥的高柴肯定會逃回魯國，而正直魯莽的子路肯定會死於事變。知徒莫如師，果然被孔子不幸言中，子路被叛軍殺死，而且死得十分壯烈，十分有尊嚴，帽子被砍掉了，他說儒者不能衣冠不整地死，最後「結纓而死」，就是在別人的砍殺之中仍然要把帽纓拴好，臨死也保持了他的尊嚴。他的身體則被砍成了肉醬，孔子那一段時間吃飯見到肉醬就噁心，讓人趕快拿走。可惜孔子沒有說子路死得跟比干一樣壯烈，以孔子的博學，比干被砍成肉醬做成肉醬他是一定知道的，沒有以此來讚美子路，可能是過分痛心的緣故。其實孔子一生當中，有好幾次差點做出錯誤的人生選擇有可能成為亂臣賊子，比如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關鍵時刻都是子路深明大義，說服孔子懸崖勒馬，子路真是一個有原則愛較真的人。
屈原
漁父見到昔日榮華富貴的三閭大夫憔悴枯槁，行吟澤畔，便問何故。屈原給漁父解釋了自己被流放的原因，「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寧可葬身魚腹，不願同流合污。可見屈原這個時候，楚國已經沒有了春秋時代較真的風氣，而是很有些後代中國隨波逐流、與時俯仰的風氣。所以郢都陷落，國勢日衰，終至於滅亡。而屈原在這種世風日下，人心惟危，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國家，先以《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不朽名篇來抒懷泄憤，與渾渾噩噩的世人較真，最後以投江的極端方式來終結他較真的一生，他要用死亡來警醒庸碌麻痹的楚國。後來反滿革命時期剛烈的湘人如陳天華、易白沙都採取了蹈海抗爭的極端方式，不能說與屈原這種捨生取義以喚醒國人的良苦用心不無關係。
蘇武
我看到過不少以「蘇武牧羊」為題的畫，有國畫有油畫。有的竟然畫出了大奶垂地的母羊和含乳囁嚅的羊羔。其實，與蘇武為伴幾十年的，是一群公羊。當時匈奴人跟蘇武的約定是「羝乳乃得歸」，公羊有奶公雞下蛋都是逆天的事，可見匈奴人有多幽默多流氓，分明是想讓蘇武老死「大澤」，就是今天的俄羅斯貝加爾湖一帶。蘇武留給歷史的定格是持節牧羊，好一個持節，就是手上始終緊握漢家朝廷給他的使節木仗，後來持節成了保持節操的意思，這本義大概出自蘇武故事。蘇武還和匈奴貴族當面理論對罵，被捅了一刀，經過匈奴人特別的搶救才得以活下來。這是一條有著錚錚鐵骨的「漢子」，漢子這個詞不光是說精壯的漢族成年男子，其強調的是剛強堅毅的精神。漢子一詞是不是自蘇武而起已經很難求證，但是蘇武的的確確稱得上一個真正的漢子。骨頭硬的漢子，如後來安史之亂時候的張巡、南霽雲和許遠，據守睢陽寧陵雍丘一線抗拒二十萬叛軍達三年之久，直到最後糧盡人相食，張巡首先貢獻出自己的愛妾給將士們吃，最後被俘就義。南霽雲出城求援，其他地方的守軍都不肯出兵相助，他們勸南留下，不要回到睢陽去送死，結果被南大義凜然地罵了個狗血噴頭。他們的頑強固守扼制了叛軍南下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戰略企圖，將叛亂的範圍控制在北方範圍內，對於扭轉全局起了重要的作用，平亂之後江淮江南兩地成為唐王朝財政收入的支柱，更加凸顯他們固守的戰略價值和意義。到了五代，漢子的錚錚鐵骨之氣不見了，多見的是奴顏媚骨。再後來到了明末，漢子成了北方異族侵略者口中的「蠻子」，束手就擒被集體屠殺。
王充
是一個在漢代能和孔老夫子理論較真的人，有點像建國後敢批評指責某領導人的大右派們。經濟上的赤貧沒有壓垮他與當時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學的抗爭，他居家教授，專力著述，對孔孟的經典提出自己的懷疑和批判，反覆問難儒家經典中混淆是非自相矛盾的內容。他的著作《論衡》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無法公諸於世，直到漢室氣數將盡，才得以流傳開來。乾隆時期的汪中與王充大有相似之處，才高識卓，凌轢時輩，為當世所不容，卓然自成一家。他敢於批評孔孟而表彰荀墨，權勢利祿之人如盧文弨者在他身後評價說「眾畏其口，誓欲殺之，終老田間，得與禍辭」。這就是在當時的世風人心之下，他這樣率性而行，野性難馴的思想家，只能被俗世以異端視之。所謂「舉國皆曰可殺」，實可殺者舉國也。
嵇康
《世說新語》說他「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是個偉岸俊秀的人物。他自稱「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拿今天的話說就是個仗義執言的炮筒子脾氣。反對派攻擊他說「非湯武而薄周孔，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負才亂群惑眾，」殺他是為了「清潔王道」。他是政治犯，犯的是思想罪，倒是合乎中國統治者歷來「誅心」的傳統。嵇康的死與他得罪權臣小人鍾會大有關係，鍾會以官員兼特務的身份帶著一大幫所謂名士去拜會他，他只顧在大樹下自己打鐵，根本不理會鍾會一行人。鍾會自討沒趣，要走的時候嵇康卻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很不痛快地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嵇康得罪了有權有勢的小人，小人得志後怎麼會放過他呢。顏之推說他「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嵇康當時「風譽扇于海內」，今天看來最是有分量的幾個魏晉人物之一，然而因為他被當權者誅殺，正史《三國志》里竟然連個正兒八經的傳記都沒有，只在王粲傳之後有區區二十七字的捎帶，更可惡的是在陷害他的小人鍾會的大傳里也有所提及，直到司馬氏亡國改朝換代後，劉義慶《世說新語》這樣的「野史」關於嵇康的趣聞軼事倒有不少記錄，成了後世研究嵇康的最重要的間接材料來源。然而其人官可誅史可隱，其詩其文卻是「青山遮不住」的。在特立獨行不同流合污這一點上，嵇康跟屈原大有相似之處，雖然一個在野聚飲嘯傲，一個曾經在朝奔走呼號，一個他殺一個自殺，但是其精神是千古往來，薪火相傳的。魯迅所謂的中國脊樑，嵇康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關節。魯迅校勘的《嵇康集》在各種版本里是最好的，除了魯迅的水平之高外，用心使力之勤，精神延續之故，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陶淵明
不為五斗米折腰，寧可辭官不做，歸去來兮，躬耕壟畝，瓮牖繩樞，窮困潦倒，飲酒作詩以終。然其文章精神，顯然超拔乎當世。後來人做詩弄文多以「陶令」稱之，這對於陶淵明不啻是一種莫大的誤解，而對稱者也是一種莫大的諷刺。其實稱他「陶不令」才對。昭明太子蕭統稱他是中國隱逸詩人第一人，在陶身後百年為他編輯出版了專集，在書前序言說「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亦乃爵祿可辭。」對其棄利取義的高尚節操做出極高的評價。蕭統說陶詩篇篇雖然都有酒字，但是「其意不在酒」，而是寄酒為跡。後來歐陽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能說沒有受其啟發。陶詩對後世詩家文壇影響巨大，包括弧稱唐詩三大家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山水田園大家的王維、孟浩然、柳宗元，受影響最深的恐蘇軾莫屬，傳世全部陶詩共一百零九首，東坡逐一寫了和詩，可謂崇拜追慕陶淵明到了痴迷的程度，並且自許「不甚愧淵明」。世人都說唐詩好，不道元亮詩更早。更有後來蘇子瞻，滿腹才學詩藝高。其實前有陶淵明探索啟發，後有蘇東坡響應超拔，也是不能忽略的。
范縝
在一個皇帝都信佛甚至後來出家當了和尚的朝代，他卻「盛稱無佛」不信因果，跟皇上當面爭論紅了臉，他仍然固執己見。他拿刀刃和鋒利比喻形和神，刀刃在就有鋒利可言，刀刃沒有了鋒利也就沒有了，形體存在的時候就有精神，形體消亡了精神也就不存在了。這樣形象的比喻和犀利的思想，當世人實在拿他沒辦法。在一個全國人民都認為有神的時候，此子獨持無神論與全人類為敵。當別人說他不知道祖先神靈在何處，以諷刺他不孝；他反唇相譏，你知道祖先神靈的地方卻不能殺身以從之，似乎更不孝了。權貴用中書郎的官位誘惑他，他說如果我賣論取官，早都做到僕射了，何必只是區區中書郎？梁武帝派臣僚六十多人跟他辯難，被他「辯摧眾口，日服千人」。要知道這是包括皇帝和國師法雲在內，都是當世飽學之士的六十六個人，共七十五篇大字報掀起的討伐他的論戰，他都一一作答批駁，這是多麼較真的一個狠人吶，所以二十九歲的時候就已經滿頭白髮了。其實范縝這種異端思想上承王充的無神論，下啟歷代反佛乃至非儒的叛逆精神，在中國的唯物論無神論以及較真史上，都佔據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蘇軾
與政敵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被一再迫害，被一貶再貶，四處流放，始終保持積極向上的精神，到一處樂一處，處處留下傳誦一時卓絕千古的詩詞，真是氣煞敵人也。他被貶到黃州，寫下了前後《赤壁賦》，尤其是寫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詞句調戲了監視他的人，以為他划船從長江逃跑了，急跑來看時他卻鼾聲如雷，睡得正香。被貶謫到嶺南的惠州，他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意思是你們把我貶到嶺南，讓我天天能飽餐荔枝，真是謝謝哦，北方我還不想回去呢。今天的海南島是北方人樂於遊玩的地方，但在一千年前的北宋，那是流放罪官的最偏遠蠻荒的地方。蘇軾在流放海南結束渡海返回大陸的時候寫下「九死蠻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意思是我就是在這荒島上多死幾次都沒所謂，這次旅行之奇特絕妙是我平生所到他處所不及的，言下之意就是你們天天安坐汴梁朝廷，根本體會不到這個荒島之旅的奇絕美妙的。
陳亮
辛棄疾那首著名的「醉里挑燈看劍」的《破陣子》，其題目就是「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這個陳同甫就是陳亮。和前面的岳飛後面的陸遊一樣，他畢生胸懷報仇雪恥收復中原的志向，在當時如朱熹輩庸儒祿儒當道，主和派苟安度日的環境下，也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他有「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氣概，卻採取「伏闕上書」的方式以求見用，三十年間三次上書，孝宗皇帝給他官做，他竟然說「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平民上書，事不過三，他終於明白在中國必須按照規矩辦事，雖然這規矩可能是你看不慣瞧不起的。年過六旬的他高中狀元，「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頗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意味，正當他準備實現北伐願望大幹一場的時候，便不幸去世了。正如他說的，「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然而南宋朝廷皇上就是一隻扶不上牆的的癩狗，官僚大多是一群安坐自肥的蠢豬，亡固宜然。只手是無法擎起東南半壁蒼天的。
海瑞
海瑞是古往今來官場上著實罕見的一隻白烏鴉，他以舍利取義的方式證明了其他官員的貪墨。作為一縣之長，他們家平時很少買肉吃，偶爾因為給母親過壽，才割肉幾斤，被官場一時傳為笑談。死後人們發現他家實在太清貧了，以至於連喪葬費都拿不出，連皇上都不信他窮成那樣。他當年冒死向嘉靖皇帝進諫，竟然是抬著棺材去進京「上訪」的。雖然讓皇上丟盡了面子，但這種捨得一身剮的較真精神卻感動了皇上，最終竟然沒有殺他。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贄對海瑞的評價是「先生如萬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棟樑」，倒是恰如其分。意思是說海瑞兩袖清風廉潔奉公堪比萬年青草歷經嚴霜冰雪而不幹枯不腐敗，但是才能有限，不能成為朝廷的棟樑。
李贄
在那個衣冠楚楚的時代，他剃了光頭，已屬不孝狂悖。麻城講學，一境如狂。他的《焚書》是一面照妖鏡，「匹夫無假，談道無真」，讓封建道統顯出自相矛盾的原形。晚年又寫了「與千萬人作敵對」的《藏書》。他提出了「學道」和「道學」的區別，將假道學的真面目無情揭穿。他以「可殺而不可去，頭可斷而身不可辱」的宣言自許。雖然當時拿他治辦的罪名是「敢倡亂道，惑世誣民」，本來按照當時的法律頂多判他一個遣返原籍而已，但是他由於倔強要強的個性在獄中用剃刀自剄而死，用自己的死向他終生批判唾棄的道學發出最後一擊。他的學生汪本鈳說他「一死而書益傳，名益重」，他是由於講學著述的思想犯罪入獄的，所以他死得相當冤屈，統治階級給他的罪名今天看來主要是道德失范，並沒有違反什麼法紀刑律，因而他的著作在當世有不小的神秘感，這些導致作者入獄冤死的著作，自然更加廣泛流傳，而作者也就青史留名，流芳百代了。
顧炎武
清兵入關後，中國「天崩地解」，舉起抗清大旗的民間義士不在少數，但是能像亭林先生這樣畢生堅持抗爭的就沒有幾個了。為了躲避清兵的搜捕，他一度和妻子住在墓地，寫下「妻何聰明夫何愚，人何蕭瑟鬼何多」的對聯。他遊走全國各地，一邊治生一邊圖謀反清大計，他長期在陝西關中華陰一帶居住就是因為當地戰略戰術位置的重要和便利，進可攻退可守。反清大事不成，他就一邊廣泛學習研究並且發憤著述，就像潘耒說的那樣「綜貫百家上下千載」。後來的歷史總是說林則徐是中國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其實顧炎武已經認為「外夷」有高於「中夏」的學問與制度。在他那個時代，將契丹、回紇等歷史上國內少數民族政權視為「外國」也是歷史的局限性，但他直言這些被一般讀書人看做落後蠻夷的外國，中國大有不如之處，這與那些以為可以「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坐井觀天、盲目自大者比，可謂尊重實際而實事求是。在那個人人皆以為中國為天下之中，天朝上國的年代，實屬難能可貴的箴言。他立志拯救全國的「人心風俗」，將其視為興亡的根本，並認為應自匹夫即每個人自身做起，今天看來還是那樣振聾發聵，現實意義重大。後來魯迅諷刺批評中國人的劣根性，正是實踐了他挽救中國人心風俗的宏願，所以說這種與中國社會的種種流弊做抗爭的傳統，正是在他們這樣的大家巨子之間薪火相傳的。
朱之瑜
明亡後他竟然幻想說服日本政府出兵幫助擊敗清軍收復明朝天下，直到今天我們都要佩服他的想像力。到了清朝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派也曾幻想日本政府出兵救出被慈禧囚禁的光緒皇帝，進而也實現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改革，這是多麼美好的願望。後來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也曾向日本朝野提出過類似的援助要求。可見中國人請求日援大約自舜水先生始。後來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如魯迅者，發現這位客死東瀛的明末遺民朱先生，對日本社會歷史進程的影響竟然那麼大。「傷心胡虜據中原」，只手欲擎已塌天。從他的著作《舜水遺書陽九述略》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到處存在「見任官害民、鄉官害民」的情況。就是說大小各級官僚，包括被朝廷任命的大官和地方基層官吏都一樣的為禍百姓。他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坐沐猴於堂上，聽租賦於吏胥，豪右之侵漁不聞，百姓之顛連無告。」買官賣官行賄受賄是普遍現象，官吏對老百姓的侵奪十分殘酷。「崇禎末年，搢紳罪惡貫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賊至而內外響應，逆虜入而迎刃破竹。」可見當時政治腐敗到了官民之間勢同水火的程度，這樣的政權不覆亡那簡直是沒有天理了，所以是到處可見打開城門迎闖王的景象，清兵到處當然勢如破竹。
林則徐
跟毒品較真的官員。上任之前就發下誓言，「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因為他的較真，收繳英國毒販的鴉片，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英國便發動了侵華戰爭，清政府兵敗割地賠款，開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階段。對這個全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當時清廷竟然認為他惹了英國人才招來大禍，給他遠遠地發配到新疆去。假如林則徐不和鴉片泛濫較真，那麼侵略戰爭倒是會晚一些時候發生，不過到那個時候，必然是林則徐說的，幾無可用之兵，亦無可以充餉之銀。當時的中國病得很深，林則徐主動尋求治療，但這種前所未有的病他也缺乏全面治好的方法，至於像穆彰阿那樣的頑固守舊派，則是有病也不治，因循敷衍得過且過，到時候一定會得急病一命嗚呼。林則徐的名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正是中國士大夫階層中棄利取義，以命相博的典型。明末的史可法，宋末的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也是這樣的人。蔣介石在內戰後期在國民黨內部高倡文天祥精神，經常播放文天祥的電影，以此勉勵國民黨軍隊將領。可是深諳宋末抗元歷史的朱之瑜對文天祥評價不高，認為他只能算是殺身成仁的「忠」，還談不上建功立業的「聖」。還不如張世傑，「一主死復立一主，匪躬不懈，枹鼓不衰」，屢敗屢戰，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孫中山
跟反動政府較真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一生繞著地球轉了很多圈，在國外包括美國、歐洲、日本、東南亞各地的時間佔到一半以上，正因為有這樣的全球性視野，才有對腐敗清廷及帝制統治、軍閥專制進行堅決革命的思想。當時的中國人，如果不走出國門，去參觀研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提出一套革命救國的理論的。孫中山一生，領導策劃武裝起義十幾次，被通緝、驅逐而化妝逃亡若干次，建立革命團體組建政黨若干次，以廣東作為革命大本營開府三次，環繞地球向海外華僑募捐若干次，爭取外國援助若干次，綜觀其種種努力，成功者少，失敗者多，諷刺他的人說他屢戰屢敗，而他最可貴之處即在於屢敗屢戰，敗後而能立戰。多年鼓吹活動終於促成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兩千年帝制的垮台，為什麼革命黨把一個武昌起義時在美國餐館裡端盤子打工的人迎回並且認定他是革命的首領，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這不是攻擊謾罵者一個「孫大炮」就能詆毀駁倒的。這個學醫的孫逸仙博士，完全可以平平安安當個懸壺濟世富裕殷實的醫生，為什麼放棄「醫人」的坦途而選擇「醫國」的艱辛，和後來魯迅的棄醫從文一樣，都是為國家命運計，為天下公理計，為百姓幸福計的舍利取義的最終選擇，「天下為公」、三民主義，不是那些自私自利、苟且自為的小人物所能理解的。陳勝那句「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絕非虛言。
魯迅
與中國人的舊思想較真尤力者，梁啟超和胡適對於介紹新思想建設新風俗貢獻尤巨。然而對中國兩千年積習痼疾剖解揭露最深刻者，非周樹人莫屬。後來當權者稱其為「革命家」，固然是乖離事實的虛譽，然而文學家和思想家的蓋棺定論，則是無論世局將來如何反覆變化，也是料定不能改易的。我堅持認為，國人對於兩千多年的傳統思想文化，非在了解掌握西學之後，不能得到客觀的對比和科學的認識。就如沒見過白人黑人，就不知道原來我們的膚色原來並不白也並不黑，恰好是中間而已。不知道牛頓的成就，可能還以為我們的格物多麼高明。不知道機關槍，還覺得自己的良弓勁弩天下無敵。不知道日本的文明發達，還以為天朝大國所向無敵呢。而中國由於帝王統治時期最久，體制最備，積習最深，弊端最多，所以改變最難。雖然中國人搞洋務運動遠早於日本人的明治維新，但是一個是皮毛文章一個是脫胎換骨，甲午乙未中日戰爭後，中國的維新百日夭折，八國聯軍侵華後，1901年慈禧太后才敬酒不吃吃罰酒地在流亡地西安宣布「維新」，開始實施「新政」，清政府公費派遣留日學生，真正的西學東漸開始了。嚴格意義上講，這種文明科學的傳播與學習，分為兩個階段，先是從歐美到日本的西學東漸，再是從日本到中國的東學西漸，而真正承擔這個歷史重任的，主要就是這些留日的精英。本來學醫的魯迅，因為受了課堂上日俄戰爭幻燈片反映中國人愚昧麻木內容的刺激，下決心棄醫從文，改醫治國人之肉體為拯救國人之靈魂。放下手術刀，拿起筆杆子，向中國人僵化的思想、麻木的心靈、頹廢的精神、沉淪的風氣、一切的惡習、所有的流弊，發起最較真的深刻揭露與批判。批評他的聲音主要是他只會破壞不懂建設，是啊，醫生做手術只知道摘除病變的器官或者其一部分，不能幫你建設新器官，因為這主要靠患者自身的機能，誰能因此就否定手術拒絕手術呢？誰能因此就否定魯迅的批判或者破壞呢？況且他何嘗只是破壞呢？何嘗沒有寓立於破呢？如果連破都沒有，何談立呢？對這些否定抹煞魯迅文章的人，還是用魯迅的話來回應——「既然生著人頭，那我們就努力說人話罷！」
陳寅恪
陳先生是中國現當代學貫中西閱盡古今的大知識分子。胡適也是學貫中西的，畢竟不懂梵文突厥文等二十多種古今中外文字，而且胡適的學問，見識多過知識。他主要是吸收了美國學術的科學方法以啟迪國人，至於國故舊學，像傅斯年這樣當時在北大做他學生的，學問都要略勝於他這個老師。
祖父陳寶箴乃戊戌維新中支持最力的地方大員，父親陳三立也是著名學人，所以他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既不跨海入台，亦不過嶺南一步」。所謂「畏人畏寒，故不北行」。既不跟蔣介石國民黨走，也敢不聽毛主席的話，去當那個郭沫若任院長的中科院歷史二所的所長。
在一個號稱為全國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時代，他做到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身體力行，就是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旗幟鮮明地要求當局允許他做學問不以馬列為指導思想。這足以令那些言必稱馬列的教條主義的學術權威害臊羞恥，然而在那個全民瘋狂不知羞恥的時代，他成了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被瘋狂的愚眾折磨羞辱而死。
這一點頗類許由、莊子這樣的閑雲野鶴。然而新中國一切都是政治挂帥，想置身政治之外搞學術，是痴心妄想。雖然陶鑄主政廣東期間對老先生頗多禮遇。隨著陶鑄的倒台此老的厄運也來了。新中國的天是明亮的天，他是看不到的，那個時候他雙目幾近失明。
「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尷尬境地的他晚景真是比杜甫還凄涼，杜甫晚年在成都草堂也渡過了短暫的歡樂時光，當閻武這個靠山死掉後，老杜只好又漂泊江上，主要是經濟上的拮据困頓，並未遭到思想上的打擊和精神上的折磨，只是自己窮愁老病而死。陳先生可是被人活活折騰死了，據說紅衛兵造反派把高音喇叭裝到了神經衰弱見不得吵鬧的老先生的病床前頭，這是多麼非人的手段。悲慘的結局證明了他的「最是文人不自由」這個不幸言中的詩句讖語，直令後來人唏噓流涕。
吳思
對於中國社會的祖傳老病，魯迅的批判傾向於文學化和情緒化。從《潛規則》到《血酬定律》，吳思能以經濟學的邏輯方法和法學的嚴密論證，總結出數學公式般的社會歷史定律。完全沒有文人牢騷的語氣與文風，平淡樸實，就像律師舉證辯護一樣，舉出真實可信的歷史事件，進行數據化的抽象歸納，最終得出無可辯駁的驚人結論。全然不見魯迅式的尖酸憤慨的詆詈，有的只是冷靜得可怕，客觀得無情的舉例、分析、推理和總結，更像是一個資深的工程師，在向人們深入淺出地講述他發明的新機器。正因為如此的無懈可擊，批評家們幾乎找不到任何把柄和破綻，他們覺得好無趣啊。然而人肉醬缸的金蓋被揭開了，而且連發酵的方法都被曬出來見光了，鬼臉上的雪花膏被一片一片剝落下來，露出了醜陋乾癟的本來面目，而且連這雪花膏的配方和非法添加劑也被公示天下了。所以，因此君的著作，中國人更加明白了自己的歷史，更加看清了當下的現實，也更加認清了中國社會痼疾的病源病理。在舉世紛紛追名逐利的浮華糜爛時代，他以對真理的忠誠，與這個幹什麼不像什麼的國家民族結結實實地較起了真，使得中國人較真的優良傳統火種不滅，讓我們的脊樑還維繫著一點堅挺，讓我們的頭腦還保持著一絲清醒。
陳丹青
向腐朽的中國大學制度乃至整個教育制度公開叫板並與之決裂。這樣拿自己開刀的身體力行，比一切空談教育的實際影響都要來得猛烈。當別人叫他「公知」的時候，他把自己比喻為敢說真話的傻子，而一個連公共空間都不存在的地方，何來的公知，他說這是很可憐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提倡的一種品性，真率。他說著中國人不愛聽的真話，講著中國人覺得難看的真相，這些在中國是如此稀缺。就像鳳凰衛視主席劉長樂太平紳士說的那樣「講人話」是多麼的難。顯然講人話這個提法最早是魯迅，後來相繼為這些較真的人所傳承。而這些講人話的人，也是魯迅說的真的人，大都喜歡魯迅的作品。雖然魯迅的作品正在被當局從中小學教材里刪減，並不妨礙魯迅的精神被陳先生這樣的真的人傳承下來，將來還要傳承下去。陳先生說「為人民服務」有語病，因為不見主語，原來有人說「人民當家作主」了，在這裡不經意現出了原形，還是賓語這個「受者」的角色，主語的「施者」是缺席的。「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從孔子的口中到杜甫的筆下，兩千多年的士之精神，在先生這裡可謂名副其實，人如其名。
鄒恆甫
經濟學，字面意思頗有經世濟民之學的意思。然而其人有愛因斯坦式的理論怪癖，就是所謂輕視學以致用的實踐，將中國社會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狗屁觀念徹底顛覆，學而優則學則教。真不枉當年武大的老師校長教育部長讓他公費留學哈佛的決定。
在一個絕大部分人都弄權摸錢搞女人的中國高校及學術界，還真有一個自甘為人民做走狗，敢於對腐敗的當權派當道者如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發出狂吠，自甘自稱人民走狗的，中國還沒有第二個。
作為文人的鄒恆甫，其「新新古典詩詞」氣概豪邁霸道，文辭粗糲生硬。美文是談不上的，但一定是雄文。這些詩詞就像一隻剛在泥水裡鬥勝了的公雞，羽毛零亂甚至骯髒，但神氣至極，連嗓子都不清，突然扯開喉嚨發出一陣瘮人的啼鳴，管他好不好聽，管他是拂曉黃昏，只將雄性激素噴薄得火星四濺，滿地狼藉。一言以蔽之，性情中人以性情為詩。
他的自傳《最後的狂人：我就是鄒恆甫》一書的金腰帶上有張培剛的評價，「恆甫好啊，人難保赤子之心啊。」這個難能可貴的赤子之心是所有評價中最切中其人性的。但還嫌不夠，要說成赤子之心無忌童言，這個童是敢說皇帝原來光屁股的那個兒童，眾人皆醉我獨醒，說破新裝驚煞人。舉國失魂我來招，雄雞一唱天下白。
我有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鄒恆甫是中國經濟學界、教育界甚至當今整個中國社會「正義的前列腺」。說其前列是其人學術地位和辦學實踐走在前列，說其是腺體因為他總是能分泌出雄性的原液。
其實，無論梁啟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周樹人林語堂，陳寅恪鄒恆甫，都是中國的鐵，粹取了美日歐先進的文化元素之後，並且在人家的高爐中錘鍊了一番才成品的特種鋼，拿回來和國內土法煉成的粗鋼生鐵一比，自然砍瓜切菜削之如泥。當然，料想印度阿拉伯非洲拉美也有這樣的人吧，不熟悉就不說了。跟那些出去了就不想再回來的外籍華人比起來，這些出自地獄願意再回煉獄的學成歸來者，無論如何都是應該嘉許的。能做到不進投行賣國，不為權錢色所動，依然固我地進行科研和教學，實屬萬難可貴。恆甫先生在這些層層可貴之上又有赤子之心和口無遮攔之巨炮怒吼，實在是跳樑小丑之大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大幸。
反過來想，在趙高指鹿為馬的時候，沒有一個敢較真的人出來說出真相，連秦二世皇上都迷惑了，所以後來趙高弄權，害死很多人。「大躍進」的時候，一畝地打一萬斤的謊言沒有敢較真的人來揭穿說破，就有一畝地打十萬斤的更大謊言，所以後來就有很多人因為謊言而餓死。那些敢和毛主席較真的人，黨內有彭德懷，黨外有梁漱溟。陳碧君也是個愛較真的人，她就是認準一個死理，「如果說汪精衛是漢奸那麼蔣介石也是漢奸」，不肯認錯而老死兩代政府蕭規曹隨的獄中。章伯鈞等四大右派分子是愛較真的知識分子，林昭（彭令昭）、張志新、遇羅克三個都是愛較真的青年才俊。
跟自己較真的人，與那些為了大義跟社會跟統治者較真的「大較真」來比，不妨稱為「小較真」。比如楚國那個玉石研究專家卞和，為了證明自己的眼力和冤屈，竟然失去了兩條腿，還號哭不已，頗有些「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資派」的意思。我想和氏璧後來成為傳國玉璽，不僅僅是因為其成色品相，多少有些紀念卞和精神的緣故吧。而這些愛較真的人往往被當時社會稱為死腦筋，一根筋，最後往往沒有「好下場」。多情中華無情史，一個容不得較真的人的國家民族，也常常沒有好下場。不過時過境遷，歷史自有公論，最後發現，這些愛較真的人才是「民族的脊樑」。
後漢光武皇帝劉秀說「吾誰欺，欺天乎？」現在的「新中國」的人，很多方面反而不如兩千年前的古人，這似乎就是傳說中的「不肖子孫」吧。然而欺天者終遭天譴。較真的人不獨中國，國外古往今來，也不乏其人，比如蘇格拉底、哥白尼、伽利略、哥倫布、牛頓等等。雖然本文未談其人其事，並不意味著沒有或者不重要，這是本文臨末需要交待一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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