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作為外國人我是如何看待中國改革的

【文/觀察者網左欄作者 米歇爾?阿格里塔】

【本文為法國巴黎第十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調節學派的領軍人物Michel Aglietta，在6月9日在「思想者論壇」的主題演講，觀察者網首發，未經作者審定。】

各位尊敬的嘉賓，下午好。我希望能夠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談一談中國的改革。正如今天上午講到的，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政策和社會結構都是高度整合、連接在一起。我也將從這個角度跟大家分享我的幾個觀點。

首先，有人講中國模式是東亞模式，說帶有特色的東亞模式的翻版。從圖1我們會看到，在每個不同階段中，紅色代表世界GDP發展水平，藍色代表人均GDP發展最快的國家，而這些國家基本上集中在亞洲。

圖1

圖2 (1900-2000年 人均GDP )

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是到了20世紀下半葉，中國已經追隨著亞洲模式發展起來了。

第二，在我們私有部門或者是公有部門，經濟發展之間的聯動作用。

第三，外貿出口意願和趨勢變得越來越強烈，驅動著亞洲模式發展。那麼中國改革特色體現在什麼地方呢，我覺得在於國有部門的合理性，來自對人民的熟悉和對社會福祉的共同追求和期盼。中國在執行制度和安排上，走過了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選擇和替代過程。現在我們看到西方民主還在糾纏權利以及法制等選擇，但中國沒有走向這樣死循環的怪圈，而是走向了更靈活、更具促進性的選擇。

今天上午幾位專家講到市場經濟，對此我有幾個判斷和觀察。不管從事經濟活動中哪一產業和市場分工，都必須和高層決策的發展方向高度一致。包括一些官僚機構執政的合法基礎，也都是和市民社會興起以及國家利益高度統一、相輔相成的，這樣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規避一些危機的出現。有些國家發生了很多危機，但是中國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政治動蕩和危機，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中國改革的動力和基礎條件是什麼？改革最終目標是實現政治方面的改革，保持原來主權國家的單一性和主權性，同時又保持社會秩序的和諧。因此經濟和政治改革一定是相輔相成。同時改革本身必須是既帶有全球性，又帶有多元性。

改革要有實際效果和針對性，改革必須把社會體制和經濟架構進行整合，等量齊觀。同時，要把兩個方面不同的社會矛盾進行調和與統一，提供前進的動力。如果我們把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提出來進行單個突進發展，只會帶來一個糟糕的結果，而不會帶來現在看到的這種近乎理想的各種制度之間的平衡。很多國家在這方面做過一些探索，有些可能偏向於市場，有些偏向於政府力量和制約。但是在我看來政府制約和市場力量，必須得到人民的高度認同和政權統已協調之下，才能夠實現完美的平衡。

圖3

圖3列出了一個改革流程，其中有一些環節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比如在社會動蕩與失序時，會阻滯及影響經濟向前推進的動力輸出。這種阻滯和內部協調統一有不必要矛盾，這個會激發一些爭論，這些爭論有些來自內生，有些來自外生，有些帶有西方特色，有些帶有中國特色，隨著階段往後推移，具有中國特色的因素會越來越多，會對社會階段進行更好分層，這是中國改革的必然邏輯。

上午提到政治改革邏輯，我想做一個補充。鑒於時間問題，我只給大家看一下發展路徑（圖4）：中國從1949年到2035年有4個階段，分別是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改革第一階段、改革第二階段、改革第三階段。中國改革走的是一條非常符合邏輯的發展路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在某些領域和某些產業取得成功，之後開始覆蓋很多產業，大家開始接受改革動力和條件。而且，廣大人民成為改革的受益者，所以人們擁護改革，這反過來有驅動著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改革的進一步執行和實施。

圖4

產業當中最活躍的部分是企業、組織、公司，為了讓它們都發揮活力，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建立了很好的聯繫。改革探索初期階段出現信譽過渡膨脹，導致通貨膨脹且經濟失衡的局面，這一局面在黨內引起過一輪討論，1992年東部由於獲得了一些比較好的發展政策，所以出現了地區失衡發展狀況。

然後，改革推進到90年代中期，我們稱其為「綠色革命階段」，期間實行了有很多政策，包括建立市場，以農村經濟為主，對城市勞工者進行補貼，同時開始逐漸吸引外國投資。

1997年出現金融危機，當時執行的政策是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一方面加強管控，另一方面加強金融和財政資源的再集中化。之後每次出現新問題，共產黨都會出台應對的新政策，包括加入世貿組織，以及更好地防止國際動蕩對中國帶來影響，這些都給中國帶來了很好的發展基礎，2013年，中國走向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征程的新階段，可以稱之為新時代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講，1997年後出現了改革的兩個階段，之前發展速度過快，所以出現了這樣一種狂飆突進式發展，從圖5看人均GDP上升速度確實非常快，但是在資本輸出、勞動力有效供給等方面出現了濫用（圖6）。

圖5

圖6

之後實施了一些微調，而且執政黨和政府出台了很多監管政策。但是這樣一種經濟刺激和監管政策並沒有很早地推出，所以當時有很多失業人口。中國政策在整個推進過程當中雖然出現了一些矛盾或問題，但是沒有迫於各種壓力就做出一些很大幅度的推進，而是做一些循序漸進的推進。由此可以看到改革本身是為了更好滿足人民生活需求，是否能夠在這兩個階段都能夠實現需求滿足，這是非常重要的。

圖7顯示的是1980年-2012年貧困人口（藍色部分）逐步降低到0，中國改革開放30年完全消滅了絕對貧困，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來自聯合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脫貧80%的貢獻來自中國。但與此同時，隨著中國整體不斷發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斷增加，也產生了收入差距，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我們可以把收入不公平性放在全世界進行比較，結果如圖8所示。

圖7 藍色代表貧窮

圖8 紅色線代表中國

可見，世界各地收入不公平現象都在擴大。在過去幾十年里，比如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收入不公平性比較低，因為當時中國人普遍貧窮。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不平等性不斷增加，一直到2001年，收入不平等性出現了下滑收縮，這是和其他國家比較的結果。我們還可以說中國確實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擴大了中產階級規模。

歐洲的收入差距問題現在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因為在歐洲有比較好的社會福利和社保體系。中國也會慢慢朝這個方向發展，這是解決收入差距的一個方法。與美國和加拿大相比，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還不是最嚴重的。在很多中等收入國家，收入差距問題則非常嚴重。接下來中國需要更多推進社會現代化，當然，除此之外還需要更多的社會政策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圖9

圖9總結了2012年不平衡的資本密集型增長，主要是因為各種要素價格的扭曲。這是我們很容易看到的現象。在改革的特定階段價格管制被放鬆，因此很多產品和服務以市場價格進行供應，這個時候中國既是市場經濟國家，但是中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這種要素價格沒有正確反映到市場價格上面，而是被扭曲了。勞動力價格被扭曲是因為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市場，他們的工資水平很低，但是在金融危機之後，這一部分人的收入也開始了逐步上升。資本價格被扭曲，因為國有企業能夠用非常低的成本獲取資金，但是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則是完全得不到低息貸款和融資。這種情況對創新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金融系統中需要有這樣的機制，以便讓中小企業獲得更多低成本融資，以激活它們的創新性。

金融危機以後因為財政收入降低，公共產品供給成本不斷上升，使得地方政府手頭沒有充足資金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能源價格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能源價格是被補貼的，現在還沒有任何合適的價格，和污染有關的所有生產要素價格都沒有被進入到我們的生產成本，各方面要素價格也扭曲得非常厲害。

為什麼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主要是因為一些要素價格被扭曲了。供給側改革意味著對創新的鼓勵，意味著90年代與2000年那種以資本投入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要讓位於以全要素生產效率的提高來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問題在於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讓創新成為社會普遍認可和接納的，而不僅僅是某幾個具體企業或者節點所要承擔的工作。

隨著創新精神不斷發展，中國才能夠實現長期發展。「中國製造2025計劃」就是要在2025年使中國科技水平位列世界前列。通過供給側改革，我們也希望能夠不斷拓展消費者市場。中國消費者市場的積極推動者和拓展者是電子商務平台，中國電子支付和線上支付手段也是世界領先的，有非常多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創新，這是很成功的。創新是推動供給側政策改革的一大推動力。無論是產品創新，還是流程創新都是我們關注的創新，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平台也有助於鼓勵更好的創新。

原來中國可以通過追趕策略追上發達經濟體，當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可能從「跟跑者」成為「並跑者」和「領跑者」。各種工業品中間產品，晶元、半導體也已經成為工作科技發展道路上非常重要的需要攻克的節點。美國和中信之間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貿易問題，美國希望阻止或者是延緩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展速度。中國需要有更多的在技術科學方面的創新和突破，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開始進行大規模投入，以便推動技術科學的發展的原因。中國需要的是全面創新，需要對整個經濟發展模式進行轉型。

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包容性和可持續性，這也是歐洲人看法。包容性意味著我們需要儘可能消除不平等，需要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從新技術中獲益。同時，我們也需要可持續發展，這和生態環境保護有關。要充分接觸數字技術實現能源消耗的轉型，如果中國能夠在這方面取得突破，也許會走在各個經濟體前列。想要達到包容性的增長，就需要有更多的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而不能夠只關注社會某一些階層或部分的發展，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最後，我想講講國有企業改革。第一，需要對稅收系統進行改革，中國的稅務系統不能支持現有改革，需要引入最重要的稅種就是「財產稅」，或者說「房產稅」。當然房產稅引入可能會刺破房地產泡沫，也可以有效減少財富向房地產過渡集中。

第二，一定要實現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進行財政轉移。中國發展很不平衡，有高度發達地區，如上海，也有很多欠發達地區。在歐洲，我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北歐國家很富有，南歐國家比較貧窮，但在同一個國家強勢的政府能夠實現財政轉移。

第三，要有統一的社保系統，為所有公民提供統一的服務，而不是不同省份人擁有不同的保障水平，因此我們需要對中央政府的預算制度進行有效改革。

回到國有企業，我覺得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是它們的資產回報率從5%降低到了2%，這是很大問題。這裡面涉及到產能過剩的問題，但是產能過剩問題並不是直接跟國有企業從事的具體行業、工作性質直接相關，可能是整個機制的問題。比如地方融資能力和地方還債能力，以及與整個公共安全部門和公共社保部門的機制都是有關係的。

既要保證刺激經濟增長，又要能夠帶來相應就業，也要能夠進行社保托底，要達到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和支出被認為是回報率非常低，也非常慢，基本上佔到整個國有企業資產的2/3，約65%的份額。過去2012-2015幾年中，其占國有企業資產的總額成分增長了15個百分點。在交通運輸、通訊等方面，這些基礎方面投資的總量還在不斷上升。

同時，對於政府來講，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將與基礎設施投資相關的投資債務進行全面接管，或者降低國有企業為獲得投資而必須支付和承受的利率，使得它們能夠有經濟能力來還債。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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