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她來說，什麼才是最好的紀念？
對慶陽女孩來說，什麼才是最好的紀念？
每個國家都一樣，都有各自的社會問題，這其中就包括青少年校園欺凌，以及小學、幼兒園老師、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性侵學生、孩子等。這事在中國屢見不鮮，但是社會總體上在進步，一則是依法治國不斷的深入人心，例如刑法九改廢除了「嫖宿幼女罪」取而代之的是強姦罪，（參見《取消嫖宿幼女罪是依法治國的進步》）而強姦幼女情節從法律上更加嚴重，最高可判死刑。
二則是社會大眾對類似事件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容忍度越來越低，家長的自我防護意識越來越強，例如2017年的紅黃藍事件（參見《拒絕「黑房子」，請讓孩子生活在陽光政策下！》，結果雖然停留在幼兒園孩子受虐，但許多家長還是擔心案件過程中是否存在性侵的環節。
包括近年來，校園暴力一直也是國家和社會長期關注的話題，以2016年的中關村二小案件為契機，當年國家也先後出台了《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的指導意見》等多個專項行動，從事前預防、行政干預和法治等多個角度上減少類似案件的發生（參見《放開那個孩子！》，特別是網路科技的進步，大眾媒體的廣泛運用，一些校園暴力案件通過視頻、圖形傳播後能迅速的被大眾所知，一些網友人肉等從客觀因素上加速了行政管理的節奏，類似案件近年來也逐漸有所減少。
當然上面說的是宏觀環境，從個案來說又不盡一樣，這兩天甘肅慶陽女孩李某某的遭遇再次從社會輿論上掀起軒然大波，其實大家關注的案件細節無外乎這兩點：
一是李某的班主任老師猥褻和性侵行為，是否得到了合理的懲治措施，拘留十日，不予起訴等相關行政手段是否得當。
二者是李某跳樓時，圍觀起鬨甚至教唆跳樓的行為一則不道德，違反人性，反人類，為人不齒，二則是否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其實，筆者更加關注第三個層面的內容，這個層面也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無論如何死者為大，我們為花季少女失去生命而惋惜和遺憾，我們為她的遭遇感到同情，我們為她的故事感到揪心，我們從內心出發，從社會輿論角度出發，從大眾心理以及社會共性乃至核心價值觀層面，都需要為女孩發聲，為她討回公道。
第二個層面，更加宏觀點，我們希望能和中關村二小事件一樣和紅黃藍事件一樣，在社會輿論普遍關注的前提下，以問題為導向，從立法和行政干預，從社會公共管理和事前防範的角度出發，徹底重視學校教師乃至成人對未成年孩童的猥褻、性侵行為。從根本目的上來說，要徹底杜絕此類案件的發生，但一旦發現類似案件，對受害人要加大心理保護和輿論保護，對施暴者予以嚴懲，只有通過這樣的事前，事後干預，才能讓所有的家長找回安全感，才能讓慶陽女孩的悲劇不會再次發生。
當然，那教唆跳樓，那些胡鬧起鬨的人，首先是徹底的違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他們的行為與「文明」和「友善」一點都不沾邊，行政教育是必要的，且從法治角度看，他們行為已經觸犯了法律，是應該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適用的罪名包括「尋釁滋事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這個還是有律師來跟他們解釋吧！（方啟華 2018 06 26）
文中超連接部分均為作者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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