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之路」學術研討會綜述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文藝理論在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也面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更好地總結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反思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難題和不足,展望未來我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發展趨勢和走向,2018年6月14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優勢學科與中國社會科學網共同主辦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之路」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圍繞「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文藝理論的發展之路」 這一主題,來自國內高校、科研院所及相關報刊等單位的專家學者開展了深入討論。
改革開放40年我國文藝理論
研究的問題與導向
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學科與理論建設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機遇,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正處於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而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加快推進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思想體系構建和話語創新。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黨聖元研究員認為,需要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經典作家的元典精神進行重溫、開掘,以及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幾個重要歷史階段進行深度總結與反思,此之謂以固其本。同時,我們更需要以強烈的現實使命感、問題意識出發,對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乃至整個文學理論批評的歷程、存在的問題與偏失,在深度反思基礎上推進建設性的理論話語實踐,並且自覺地從「文化自信」的高度來為之。
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40年我國文學理論發展成就的基礎上,山東大學文藝學美學研究中心譚好哲教授認為還有三方面的問題值得關注:第一,文學理論話語體系內容的建構存在偏差。文學理論研究注重學術性、理論話語的建構,忽視或者淡化了文學批評的價值取向。第二,文藝理論話語體系的建構機制存在問題,缺少批評爭鳴。話語體系的建構需要整個社會、整個知識共同體、文學理論學術共同體共同建構。在建構過程中,學術爭鳴、批評精神不可缺少。第三,文藝理論話語體系的主體身份的建構猶疑不定,應該要有自己的主體選擇、主體站位,不可盲目跟從。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李春青教授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廣義的知識分子經歷了「貴族知識分子」、「傳統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等階段,今天處於向著「大眾知識分子」過渡的過程之中。作為「大眾知識分子」的文藝工作者在「文藝」與「大眾」的關係中能夠而且應該扮演「代言者」、「中介者」、「對話者」的角色,從而真正使文藝成為人民的文藝。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張永清教授清晰地勾勒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文藝的兩次轉向。文藝的第一次轉向是從文藝為政治服務轉向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文學的向內轉中,文學政治讓位於審美政治。審美政治有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審美政治突出了它的本質屬性審美性。審美性雖然是它的本性,但也有政治訴求;另一個維度是文學形式本體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突出文學性、審美性、自律性,突出它的語言的本體性本身就體現出一種政治的訴求。文藝的第二次轉向是文化轉向,文化轉向帶來了文化政治,這也是當下我們感同身受的,每個人都深處其中的一種新的政治生態。
改革開放40年我國文藝理論的
發展歷程與時代機遇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丁國旗研究員認為,當代中國文論發展歷程大體可以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新時期之前的研究,主要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強調文藝從屬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堅持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原則。這一階段可以稱作是文藝的「政治」意識形態化的階段。第二個階段可以稱之為「審美」意識形態化的階段,主要指新時期之後,我們更多地在張揚審美的維度、藝術的維度。這個階段由於受西方文學思潮影響,文藝理論界出現了以泛文化研究代替文學研究、以哲學研究代替文學研究、以技術研究代替文學研究等現象。第三階段主要指進入新世紀以後大約十餘年的時間,我們可以稱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本土意識崛起,民族化、大眾化、時代化得到了充分強調,但也存在以此「三化」代替學術研究,以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代表替理論自信,以抽象的理論創新代替對文藝現實的學術分析的情況。第四個階段主要指黨的十八大以來這段時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文藝理論研究的主體性和理論自信得到加強,文化自信不斷提升,文藝理論的學科、學術、話語三個體系建設邁向了新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方喜研究員認為,改革開放40年我國的文藝理論經歷了三次轉向:語言轉向、文化轉向和技術轉向。第一次轉向是語言轉向,這個轉向成為印刷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理論總結。第二次轉向是文化轉向,文化轉向當中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指電視文化。現在我們正處在第三次轉向中。第三次轉向形成了一個新的技術載體互聯網,互聯網對大眾文化的影響不同於電視文化,在大眾文化的浪潮中,隨處可見互聯網的影子。在互聯網及其後續的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的發展上,中國與西方基本同步,這為我們在當下新的技術轉向中堅定理論和文化自信,超越語言轉向、文化轉向中總體上跟著西方說的態勢,創新發展中國文藝理論,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和現實基礎。
自改革開放至今40年,從文藝理論發展狀況來看,復旦大學文學院張寶貴教授認為大略可概括為「詩化」和「散文化」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理論上的詩化、理想化、崇高性追求超過了對物質生產實踐的關注,以文學主體性理論為其代表。第二階段作為文藝理論的現代性探索,呈現為話語多元化,大體可分為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更側重於切入物質生產的「活著」層面,探索在市場經濟、商業消費語境下文藝生產、消費的特點和規律,可以用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生產論為代表;第二個方向主要探索了新物質生產實踐語境下的人文精神,以錢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為代表;第三個方向將物質生產實踐與對真正人的探索為一體,其內容主要體現在李澤厚先生的「實踐美學」與「實踐存在論」美學思想中。
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文論的發展要放到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中來探討,這樣才能看清楚它在現代本土文論中的歷史定位。而一切本土文論傳統,都生活在當代文論傳統中,既包括傳統的精華部分,也包括依然有待闡釋的部分,甚至包括某些糟粕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活在當代文論中,都在當代文論實踐中有著形形色色的呈現形式、存在樣態。正是在此意義上,首都師範大學孫士聰教授認為,對40年來文論發展的審視,有必要置於文論傳統視野下予以審視,辨別精華部分的存在、問題部分的存在、糟粕部分的存在;有必要在文論傳統視野中,爬梳不同文論傳統與部分的歷史性演變;釐清它們的生成機制、現實性基礎,考辯其學理性價值、啟示性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楊子彥研究員認為,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是「雷驚天地龍蛇蟄」。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古代文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了新的水平,整體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繁榮局面和良好的發展態勢。縱觀中國古代文論40年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發展分為了幾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學術使命和核心問題,基本理論問題作為研究主體呈現出全面系統深化的特點。在此發展過程中,學者對於每一個階段古代文論的發展與存在的問題都有所回顧和反思,既有宏觀概括,也有微觀闡發,這一系列的反思文章自身即構成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文學的發展與反思
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文藝領域面臨著一系列重大問題和現實任務,這些對於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展開都是十分重要的。浙江大學當代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中心主任王傑教授認為,由於中國學術界對這個領域存在的問題與任務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因此在文藝理論發展實踐過程中呈現出某種波動性,其社會影響正在逐漸地顯示出來。當前,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重大歷史階段,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為標誌,紮實開展文藝政策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視。王傑認為,從堅持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價值立場和加強理論建設出發,對1978年以來中國文藝政策的美學基礎作出反思性思考,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民族文學走向了空前發展與繁榮興盛。這充分說明,民族文學必須張揚自己的個性,立足優秀民族文化傳統,同時保持開放進取的姿態,積極交流互動,並站在時代、國家和人類精神文化的高度不斷調適與時代同進步的發展節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包明德研究員認為,民族文學創作、評論、研究在發展過程中還有四方面問題需要重點關註:一是寫文章遵循舊的範式,在自己的問題域裡面打轉,跳不出來。作者不能面對新的文學現象、新的文學命題,體現不出創新和創造的鮮明特點。二是把文學的民族特點凝固化,民族風格抽象化,把它看成一個靜態的符號。三是把民族交流、民族文學的交流、民族文化的溝通看成是單向、單一的。四是把所謂的民族特點、民族特性同質化、娛樂化、商業化。
從審美性與社會性的關係切入看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論的發展,中國藝術研究院李世濤研究員認為,隨著西方文藝、文化思潮和文論思想的引入,中國文論積極援引西方的文學本體論、形式主義文論、文學自律論等的思想,甚至誤讀,服務於其理論建構。由此開始,文論重視審美、獨立、自律,實際上,當時的審美自律是種姿態,其政治性正是通過反政治、獨立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新世紀以來,文藝界開始反思文論的這種極端化傾向,高度關注文藝的社會性,不再把社會與審美對立起來,而是在尊重文學、審美基本特點的基礎上對社會性的關注,致力於實現二者的結合與統一。
南京大學文學院汪正龍教授認為,反映論與近代認識論哲學的興起有關。文學反映論從整體上把文學視為社會生活的反映,一種認識活動,20世紀在蘇聯、東歐、中國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模式,也經歷了曲折的演變歷程。文學反映論既有局限性,也包含一些合理因素。在反思反映論的同時,我們迫切需要對反映論的歷史功過以及列寧的反映論進行全面的評價,並對文學反映論的前景重新展開思考。
中國傳媒大學張晶教授認為,經過幾十年的開拓性研究,文藝美學基本上確定了作為學科的地位。前期關於文藝美學的研究論著,多是研究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研究對象、學科體系等,儘管仍有很多分歧觀點,但文藝美學的奠基階段已經完成,現在應該進入到深化階段。對於美學的整體格局形成,文藝美學的深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奠基到深化,超越學科意識而以文藝美學作為方法論,從具體的藝術審美經驗進行審美抽象,這是一條可行的途徑。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恰恰是審美抽象的產物,對於文藝美學的建構有不可取代的重要資源價值。
進入新世紀以來,基於數據化生存的信息革命已成為當代文藝發展的重要引擎,正在悄然改寫當代文藝的創作理念、傳播模式、接受方式、批評標準以及審美觀念與思維方式。與此同時,信息世界的膨脹有如「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一個「信息過載」的時代也悄然來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陳定家研究員認為,當信息大潮鋪天蓋地而來時,文藝工作者不僅要勇立濤頭,擦亮眼睛,培養敏銳的「數字直覺」,敢於對「偽大數據」說不,而且更要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樹立精品意識,激濁揚清,褒優貶劣,自覺抵制歪風邪氣,為營造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的信息環境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范玉剛教授認為,任何理論都是關乎現實的。從理論生成性來看,每一種理論都有其生成的語境和發生作用的界域,理論建構的有效性與理論的偏頗在以現實為軸心的演變中昭然若揭,從而彰顯了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語境意識和反思維度。「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就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建構「中國理論」及其話語體系,要基於多重視野的「中國經驗」及其方法論創新:以中國為歷史——重塑世界歷史邏輯,重構中國現代史與世界史的關係;以中國為價值參照系——重塑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積極建構「中國理論」;以中國為方法——準確闡釋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中國道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為旨歸。通過建構具有國際通約性和中國價值訴求的「中國理論」,使其匹配於中國的文明型崛起,才能為中國「軟實力」提升及其競爭文明領導權提供有效的力量支撐。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李永新副教授認為,本體闡釋順應了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創新的潮流,無論是對個別文本的生成及其獨特性的觀照,還是對文學的個性與共性之間動態複雜關係的強調,都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具有明顯形而上學特點的各種本體論研究完全不同。新世紀以來,蘇宏斌、張瑜和劉陽等人以文學對形而上學的超越的觀點為基礎,對文學本體論做出了全新解讀。這也為「本體闡釋」理論的提出和深化帶來了重要啟示。以此為基礎,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應該堅持的中國經驗是:首先要理清馬克思批判傳統形而上學的理論路徑,其次本體闡釋理論應該以生成論作為基本的理論立場,最後要理清文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增強文學理論直面現實並對其做出有效解釋的能力。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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