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曉星︱奇人王露：民國古琴家的另一副面孔
原標題：嚴曉星︱奇人王露：民國古琴家的另一副面孔
《魯東賸稿》所收《王露傳》康生批註
文︱嚴曉星
1961年，夏蓮居編訂《渠園外編》十種，付諸油印，其中第一種《魯東賸稿》第一篇，是作於甲寅（1914）的千字文《王露傳》。王露（心葵，1878-1921）堪稱近代琴史上最重要的琴人之一，卻在四十四歲的盛年忽然辭世，留下的生平材料並不太多。夏氏曾與之交往密切，這篇傳記又作於王露身前，系「既允序其所著書，輒先為之傳」，理所當然是研究王露的第一手材料。不過，其時古琴遠非顯學，王露亦非主流名人，夏氏冠之卷首，更可能是自信此文之佳，足當開篇之重任。據其親家翁張志（寂園）云：「南海康先生論文少所許可，獨於渠園所作《王露傳》備極稱讚，嘗語余曰：唐以前文簡而腴，唐以後文簡而枯。穠郁華秀之旨，自唐以後漸不多睹，唯此《傳》丰神猶存唐前遺矩。」若所記康有為之語屬實，品評可謂極高。
沒多久，油印本《魯東賸稿》流傳到王露的諸城老鄉康生手裡，康生讀畢此傳，以硃筆批了一條，密密麻麻地從書眉寫到行間：
此公對王露似非深知者。露之為人，豪放奇特，絕不類隱者。其怒時如虎，喜時如童。興來則撫琴終日，興去則終年不彈。喜豪華，厭山林，愛青年，惡紳宦，好歌唱，拒女色，終身不與夫人同居。疏狂高傲，與人交，愛之欲加諸膝，惡之欲之（按：「欲之」二字衍）欲投諸淵，奇人也。露與予家為親眷，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極力支持我等之新文化運動。我與孟超弟所組織之明星戲劇社，推露為名譽社長。
目前所見王露材料，未有及此百餘字極盡其性情的。章太炎、蔡元培分別向北洋政府、北大學生推薦王露，無不鄭重其事；周作人看王露彈琴，回憶時帶著些許調侃的意味；只有王統照作詩紀念這位同鄉兼同族，提了一句「人極怪癖」——如何怪癖，也不曾細說。康生的這個記載，大約就是「怪癖」的具體化。王露的學生詹澂秋寫過一篇《琅琊王心葵先生略傳》，記民初兵亂，王氏失其宋琴，「事後先生懸千金賞，以探琴之消息，數月不得，食寢幾廢。一日有鄉童見，言琴之所在，先生偕往，得之山寺高閣上……遂割腴田十畝以酧之」。這大約就是「愛之欲加諸膝」的體現。作為一位品行極其方正的學生，詹澂秋不便也不會毫無顧忌地記下老師的其他言行，獨獨記此，難怪「同調播為佳話焉」。
康生強調「露之為人，豪放奇特，絕不類隱者」，自然有所針對。夏氏在寫王露「悵然載琴東歸，益徜徉於廬山、九仙（按指諸城境內的兩座山）之間不復游」時，「露生長其間，塵囂不接於耳目，日玩夫流泉落木之淙琤，蟲鳥自然之鳴，崖谷風雨之奇響，閑觀默會，博涉而厚蘊，固宜其藝之夐絕，行不類乎俗之人也」，很容易看出，這是在模擬伯牙海上移情的典故橋段。又如：「吾聞諸城人云，九仙多幽峻不可窮，當天空氣肅，時聞琴聲發巗壑，清泠蕭屑，靜聽轉遠，卒莫跡其處。意果有東坡所謂仙者歟？若露者倘一遇之耶？」的確將王露塑造為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士。
兩相對比，自然是康生信手寫下的批語更接近真相，倒不能因為他後來落得一身臭名，便認準了全不足憑；只是他將夏氏的記述歸之為「對王露似非深知者」，則恐未必。夏蓮居乃至詹澂秋的兩篇傳記，至少體現出兩點傳統觀念：其一，傳記，首先是歷史，還是文學？對相當一部分文人而言，文學先行。因此，首先需要考慮的，是人物形象之鮮明，文章結構之巧妙，立意之高遠，文辭之優美，超出預設之外的，一概刪落不表。其二，道德先行，而且是以個別歷史階段的道德為基準，完全忽視人物的豐富經歷，複雜人性，超出作者所能認可、理解的道德之外的，同樣一概刪落不表。書寫者只管就著現成材料，按套路製造出無數雷同的形象來；被寫者、旁觀者也欣然接受，認同彼此的標籤。千百年之人如一人，千百人之面如一面，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就難免端莊以供奉則有餘，生動而親切則不足。此外，在傳統觀念里，碑銘、行述、行狀、哀啟、事略等文體也都屬於傳記範疇，分散功能，各有側重，最給作者以發揮空間的，似乎只有「傳」。夏、詹對王露的所感所知，未必少於康生，只是提筆輒自覺歸於傳統一途，也就為改天換日的參與者康生所不饜足了。
康生覺得夏氏筆下的王露形象大異於自己的認識，自有其充足的道理，然而具體到某件事，則似乎不宜太過自信。在《王露傳》「既允序其所著書，輒先為之傳」一句之旁，他還批了這樣一句：
此事可疑，求人作序，恐非露所願為。
王露固然「人極怪癖」，偶爾破例不是沒有可能；人與人的往還有許多微妙之處，為他人寫序作傳，也可能由於種種因緣才能落實下來。據查，《王露傳》在完成之次年（1915），初刊於濟南《大東日報》，因此王露本人很可能看過此文。既然至今未曾發現王露否認其事的材料，也只好姑妄信之了，並不能憑著經驗質疑它。又如原文「金石匏革之屬，笙笛簫管箏琶笳阮世俗之樂，異域遐荒俶形詭狀之器，新故粲列，糜不備舉」，康生改為「金石匏革之屬，琴瑟箏琶之器，新故粲列，靡不備舉」。「異域遐荒俶形詭狀」是謂「新」，「金石匏革」、「笙笛簫管箏琶笳阮」是謂「故」，改後有「故」而無「新」，何來「新故粲列」？據知情者言，康生「對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發表意見，並用硃筆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這般密集的批閱，顧此失彼也不奇怪。
康生曾為《琴曲集成》第一輯上冊（中華書局，1963年10月）題籤，1980年代《琴曲集成》重新出版，易之以陳毅遺墨；又曾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太古正音琴譜》，見載於吳希賢輯匯《歷代珍稀版本經眼圖錄》（中國書店，2003年10月）。他與諸城王氏是親戚關係，之前偶見提及，終不及自己說來得切實。支持新文化運動、出任明星戲劇社名譽社長，也都是過去所未知的王露事迹，但亦不足為奇——他終究是自費留學過日本的，還曾有過率數百同學「突起相應」興中會的壯舉，非止步於戶牖間的腐儒所能比也。
附記：康生手批本《魯東賸稿》，見之於2018年6月17日舉辦的北京泰和嘉成2018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文獻·金石碑版」專場，為2127號拍品。
有幾位我很佩服的友人，或為嚴肅謹慎的學者，或為見多識廣的編輯，在讀了本文初稿後，不約而同地認為康生筆下的王露形象頗具同性戀者的特徵。這是我不曾想到的。茲將他們的意見附記於此。
2018年6月4至5日初稿，16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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