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女性生殖健康息息相關，AMH指標臨床應用前景遼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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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殖醫學的快速發展，女性生殖健康檢測的方法和項目在不斷豐富和完善。其中，抗繆勒管激素（AMH）在預測生育能力、評估早發性卵巢功能不全（POI）和多囊卵巢綜合症（PCOS）等領域優於其它預測指標，是可靠、方便和敏感的激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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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2018 全國實用婦科內分泌骨幹力量大會暨首屆鼓浪嶼論壇」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楊欣教授就 AMH 的臨床應用新進展與現場 600 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婦科內分泌醫生進行了深入探討與分享。楊欣教授表示：「隨著 AMH 指標在臨床應用中的逐漸普及，國內外針對該指標的研究增多，其臨床價值也得到越來越多專家的肯定，最新出台的中國相關共識和指南都將 AMH 納入主要參考指標。無論是對於普通女性，還是婦科患者，AMH 在女性整個生育周期都具有很大的醫學價值，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AMH 更早反映卵巢儲備功能降低 指導腫瘤患者個體化生育計劃

卵巢儲備功能，即女性卵巢內存留卵泡的數量和質量，這在受孕時就已經決定，個體之間差異可達百倍，卵巢儲備降低將影響生育潛能，導致生育力低下。[1]卵巢儲備功能傳統的檢測指標包括年齡、促卵泡生成激素（FSH）、促黃體生成素（LH）、雌二醇（E2）、竇卵泡計數（AFC）等。

作為新興女性生殖健康指標，AMH 產生於卵泡發育過程中，由竇前卵泡和竇卵泡分泌，反映了周期募集前的卵泡存儲量，在血清中的水平與卵巢中的原始卵泡數相關，是卵巢儲備功能的一個直接量度。[2],[3],[4]研究發現，與 FSH、LH 和 E2 相比，AMH 的分泌較少受到下丘腦-垂體-性腺軸的影響；與 AFC 相比，不受操作者人為因素的影響。同時，AMH 水平在月經周期變化不大，可在周期任一天進行檢測。[5]

針對腫瘤患者，AMH 檢測可衡量不同治療方案的性腺毒性，從而幫助醫生選擇更好的輔助治療方案及個體化保留生育功能策略，尤其是兒童腫瘤患者生育力的保留。數據顯示，育齡腫瘤婦女患者受到治療方案影響，卵巢儲備功能顯著下降。早期檢測癌症生存者的卵巢功能受損情況將有助於確定生育計劃的窗口，並預估患者更年期癥狀管理的激素治療和骨骼健康情況。[6]

同時，在輔助生殖技術中，AMH 的預測作用能夠對患者進行正確評估，制定理想的個體化治療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妊娠率，降低併發症危險因素。有多項研究顯示，AMH 是低卵巢反應和過度卵巢反應的強大預測因子，能夠識別有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OHSS）風險的女性。[7],[8],[9],[10]

AMH：婦科內分泌疾病診療的重要診斷指標

除了評估生育能力，AMH 檢測還能夠用於輔助診斷由於女性性腺激素異常而引起的各類婦科內分泌疾病，例如卵巢功能減退（DOR）、POI、卵巢早衰（POF）和 PCOS 等。

在去年發布的《早發性卵巢功能不全的中國臨床診療專家共識》中，增加了對 DOR 的定義：卵巢內卵母細胞的數量減少和（或）質量下降，同時伴有 AMH 水平降低、AFC 減少，FSH 水平升高。患者生育能力降低，但不強調年齡、病因和月經狀態。共識中同時指出，當血清 AMH ≤ 7.85 pmol/L（即 1.1 ng/mL），青春期前或青春期女性 AMH 水平低於同齡女性 2 倍標準差，提示 POI 的風險增加。[11]

數據顯示，11% POF 患者的 FSH 水平沒有超過 40IU/L 的診斷界值，即漏診率高達 11%；而所有 POI 患者的 AMH 水平都低於正常排卵女性的第 5 百分位數，用 AMH 作為檢測指標，只有 1% 的 POF 患者 AMH 水平超過了 0.086 ng/ml。[12]楊欣教授指出：「AMH 指標相較於 FSH 更敏感、具有更高的特異性，在臨床中能夠幫助臨床更早地發現 POI 和 POF 患者。如果能儘早地發現卵巢功能下降，那麼就可以及時干預，幫助患者早期獲益。」

今年最新發布的《多囊卵巢綜合征中國診療指南》指出，PCOS 患者的血清 AMH 水平較正常明顯增高。研究證實，PCOS 患者血清 AMH 水平高於正常女性 2-3 倍[13],[14]。AMH 值越高，臨床診斷 PCOS 的準確性也越高。當 AMH 值大於 14ng/mL，可以診斷為 PCOS[15]。

AMH 檢測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已經由手工檢測法發展到了全自動化學發光免疫檢測。作為國內最先上市的全自動 AMH 檢測，羅氏診斷 ElecsysAMH 檢測採用電化學發光法，不受樣本類型、儲存溫度及儲存時間的影響，其重複性和一致性在全球範圍內均得到了廣泛認可。該檢測無需空腹，僅需 2 ml 血液，18 分鐘便可得到準確、可靠的檢測結果。

參考文獻：

[1].Nadine M.P. Daan, Bart C.J.M. Fauser. Maturitas. 2015, 82:257-265

[2].The Practice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Fertil Steril 2011;98:1407–1415.

[3].Hansen KR et al. Fertil Steril 2011;95:170–175.

[4].Dewailly D et al. Hum Reprod Update 2014;20:370–385.

[5].La Marca et al, 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Vol.16, No.2, 2010

[6].Fertil Steril 2012;97:134–40

[7].Arce JC, et al. Fertil Steril 2013;99:1644–1653.

[8].Nardo LG, et al. Fertil Steril 2009;92:1586–1593.

[9].Nelson SM, et al. Hum Reprod 2007;22:2414–2421.

[10].Nakhuda GS, et al. Fertil Steril 2006;85:1541–1543.

[11].中華婦產科雜誌 2017 年 9 月第 52 卷第 9 期： 577-581

[12].Knauff et al.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March 2009, 94 (3):786 –792

[13].Human Reproduction Update, Vol.20, No.3 pp. 370–385, 2014

[14].La Marca et al. Hum Reprod, 2009

[15].Tal R, et al. Am J Obstet Gynecol 2014;210

編輯 |孔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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