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王蒙《中國天機》
莊子說，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他的意思就是說，奪得了諸侯的地位，也就奪得了給自身定義為仁義道德的模範的命名權。
前陣子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名字叫《老而不死是為蒙》，這個「蒙」一語雙關，可以讀第二聲，也可以讀第一聲，這篇類似大字報的文章緣由是王蒙在富有盛譽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縱論「中國文學處於它最好的時期」，對於這個觀點，稍微有點「血性」的人都會「怒髮衝冠」，作者直接呼之為「裘千仞」，的確王蒙有點圓滑，甚至可以扣上「違心亂語」的帽子，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是不是有道理呢？這是個什麼角度——現在，從文學角度來看，你能看什麼看不到？當然對於王蒙來說，看到的更多，我們一個普通人，世界名著汗牛充棟，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得少，比如說《古拉格》禁了，難道你看不到了？看了又能如何？沒人管你！關鍵你看了嗎？另一方面出版物多，有文學價值的著作多少？一堆狗屁不如的文字堆砌！老王真的好好「罵」了一番，就如他在《中國天機》中說趙朴初——「趙朴初《某公三哭》，其太有才了，曲兒做的揮灑自如，刻薄刁鑽，生機亢奮，妙趣橫生，嬉笑怒罵，天下第一文章。嘆息道，像趙老精通文化，政治，佛學，書法和古典詩詞（曲）的佼佼人物已經失傳，現在找個人又能出火，又能裝飾門面，又精通政治又擅長詞曲，又能成為黨的筆杆子，又瀟洒風流，刀刀出血的文曲星已經甚為為難。」現在有心思坐下來，好好碼個字的能有幾個？好好理解「文學」兩個字的又有幾個？
——一個老人是好好罵了我們年輕人！
看過之前《鏘鏘三人行》里，王蒙做嘉賓的節目，幾乎饕餮之年之人，口齒伶俐，頭腦靈活，風趣幽默，開明有道（不然怎麼被打成右派？）。
當然，年輕人對年長之人慾言又止，有些形而上的詞句報以「鄙視」，那時再正常不過了，但誰又沒有年輕過？老王生於舊中國，抗日、解放、三年、大躍進、wg，開放，八九……基本重大事件都是親歷者和見證者，還自稱是熱血的革命者，看完法捷耶夫的小說，隨時準備獻身，你說誰的血脈更噴張？誰的男人荷爾蒙更加濃烈？現在可多的是嘴炮和慫逼。
用道德的名義要別人如何做，我們不是自己陷於了「專制」與「霸權」否？更加可惜的是還不專業。
不過，王老先生確實很「政治」，使得他有超出了一般人的際遇，就如他在共青團三區工作的時候，一個幹部指著他說：「他太早熟了，太懂政治了，估計活不過30幾歲……」早慧的早夭…..但王蒙自嘲自己多活了。
觀察一個，平時其實很難，但關鍵時候還是可以的，比如在特殊時期，他另一本書里說過「我把我當（文化）部長的這3年總結為六個字「且悲且驚且喜」。我發現自己對文化和藝術家們有了責任有了義務也有了說三道四的權力,但同時我也很困惑:「我能幫助藝術?我會褻瀆藝術?我假裝要指揮藝術?還是認真地掌握著規劃著安排著當然也要保護著藝術文化?」有一位新四軍老同志跟我說過一句話:「一個文化部長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這句話,我一直都記得。」
他是如何走下部長這個位子的？要知道當時胡&耀&邦評價他們幾個是要「跨世紀」的喲。
多說無益，《中國天機》從哪方面來說，都不算一本好書，網路上更是批判一大堆，這書有點歷史，有點八卦，有點雜談，有點經驗，無法歸類，如果權當一個老人一些回憶對一些世事的淺嘗輒止般感悟與評價，到也不錯。
——就聽一聽老人的一點絮叨吧。但又有點不過癮，畢竟是正規出版物，而不是密室私語，王蒙那種往前三步，倒退兩步的講法很是撓人痒痒，其也沒有科學者嚴謹的邏輯和論證，因為他始終是一個文學者一個政治人。
對於中國社會文化，他認為在先秦基本上已經定了， 談學術都很難突破先秦諸子的框架，談政治，很難突破縱橫捭闔御民謀國的一套，這是一個驕傲也是一個悲哀，我們成熟的太早，物極必反，成熟的反而孩子氣起來。他特別對今天對傳統理解之淺薄表示了唏噓，說道「今天居然又這樣的糊塗蟲，以為《三字經》與孔夫子本來已早就了東土的樂園，以為壓根就不必革命也不必現代化，只靠《弟子規》與《二十四孝》，只需穿上漢朝式的「漢服」，背誦字字珠璣的《三字經》，學習博大精深的《論語》——神州大地可以過上堪稱範本的最美好文明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他對於西方的文明文化還是表現出了客觀的態度，這點在這樣經歷的老人上是不多見的，因為很多人還憧憬這紅色中國的大鍋飯。
作為局中人，他明白文藝，文學為革命服務，但是是否要醉心於用文學投身革命是需要考量的。「文藝，尤其是文學，在舊中國常常傾向於左翼，文學知識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太文學化，太理念化，太感情化了，文學知識分子是一些個體性極強的人，他們對於革命的理解與追求，決定了於他們自身的主觀色彩」越是真正投身於革命，最最擁戴革命的作家，越是收到了政治運動的風暴衝擊，比如王實味，丁玲，艾青等。只有魯迅，最早遇見到了所謂革命文學的不足恃，他警告說，不要以為革命成功了，革命方面會拿著麵包黃油來歡迎革命的文學家——多有預見性！魯迅，就是牛！所以文學家，作家寫好人性的真善美就行了。
在《中國天機》中，對於那些特殊時期的大運動，有時候王蒙說的挺幽默的，但是在幽默背後就是蒼涼和悲傷，比如說到除四害的時候，全民捉麻雀，這裡他說了兩點，麻雀被定位「四害之一」完全是人為指定，另一個對於「舉國體制」的另一種認識。但「嚴肅的事情做的太輕易了就會變成起鬨，起鬨的結果是對嚴肅的解構，從而掩蓋了代價，掩蓋了殘忍，起鬨也會使人發狂，惡作劇的心理會戰勝嘗試，起鬨中我們常常搞錯。問題在於在起一大哄的快樂中人們喪失了起碼的斟酌與起碼的愛心和小心翼翼。」
他說到老毛，基本上也很政治正確，千年偉人，鬥爭王者，但治理有缺陷，浪漫主義的另一面就是血色。同時他分析了老毛「五七指示」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並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不是「釣魚」那麼簡單，並在WG這個事情上，本身已經超出了所有人的控制，對於老毛的藍圖和設想，他給予了自我總結：大同社會，但就是有點烏托邦。以至於他在這段歷史中多多以問題的方式提出來（安全啊），比如在批判所謂資產階級法權的時候，我們怎樣看待人間的不平即事實上的不平等？
關於國情，他說到又是給人的感覺是小事難做，大事反而容易；和風細雨難做，12級颱風手到擒來，撤換一位處長困難，換一大批局長反而容易，換一批才有氣勢，才不會委曲求全……一個例子，一年要從外省調一個人任某部的局長，收到該部門很多人的非議，幾近抵制。乾脆，任命做了副部長，反而沒事了（我想起了我同事）。
關於國情中的民主，顯然王蒙先生並不贊成，至少目前是不贊成在中國實施西式民主——「在一個唯權唯上唯槍杆子的，在一個存在著大量溫飽線以下居民的地方，在一個義務教育的目標長期沒有達到標準的地方，實現西方式的選舉，很可能做不到。」
在書里，他還講到了悲涼的笑話：1988年匈牙利駐華大使伊萬諾夫對王蒙說：我們兩國現在要發展商品經濟，還來得及，蘇聯呢？蘇聯建國已經六七十年了，至少什麼叫商品經濟的人，已經死光了。而在90年代，蘇聯解體以後，王蒙再去俄羅斯，有俄國朋友對他說：在我們這裡，懂得市場經濟，能夠經商的人已經全部殺光了。連遺傳基因也沒有了。
王蒙先生認為作為理念，無論是什麼，都可以並存，但是沒有理念支持下的權力，就很可怕，而我們是個權力社會，理念下如果各自掌握了特定的人群，掌握了階級、地域、山頭、派別、志同道合者、利益攸關者，而且掌握了哪怕小米加步槍……這種情況下，權力比理念顯得更加重要，喪失權力不但會喪失理念再宣揚再實踐再完善的可能性，而且會喪失接受了某種特點的理念的人的腦袋。尤其在中國，中國的理念之爭常常會、多半會變成腦袋之爭，至少是誰先進太平間之爭。
——但道德理念缺失，強大的權力也難以長久保存。
在社會民眾情緒中，他經驗性的說：越是順民，越包含著刁民的情結乃至衝動。一致通過有可能轉變成一個一致否決，送歌盈耳有可能迅速變成胡罵亂批。「為了使一個人口處於爆炸狀態的國家不至於發生大的互相砍殺的動亂，有時候它強調人生而有之的義務不下於強調人生而有之的權力」，于是之後，第三次說了莊子「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中國相當一部分不具備參與並進行自由競爭的起碼實力。我們的習慣使得有些青年到歐美留學，從一個什麼事都有人管的社會進入到一個什麼事情都要自行做主的社會，會感到十分茫然與失落。
講了很多，最後在「歡喜、憂患、未來」一章中，他舉了個例子：「《紅樓夢》中平兒處理玫瑰露失竊的事件，拉出寶玉頂缸，掩護了彩雲，避諱了探春，停止了追查，令世世代代的讀者較好，卻完全不顧事實真偽。」
——我們缺少嚴格的求真的傳統。
……
TAG:橋南雜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