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醫藥風口背後的三大隱憂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沈茜蓉/文一直以來，相比於人工智慧、區塊鏈、智能製造，生物醫藥並不屬於硬科技領域的熱門關鍵詞。然而在過去三年中，它「悄悄」成為投資風口，穩居一級市場投資金額行業分布的前三。

根據清科私募通2017年公布的醫藥行業投資報告，中國股權投資市場醫藥行業的投資額在2015年從92億（2014年）猛增至233.12億人民幣，2016年為232.26億。這一數字遠遠超過了人工智慧領域2015年峰值時的159.50億人民幣，同時超過IT，電信及增值業務，金融等領域。在醫藥行業細分投資領域之中，生物製藥佔比最高，2016年佔據投資數的29.2%。與此同時，對醫藥行業進行股權投資的投資機構數量也快速增加--從2014年的113家驟增至2015年的221家與226家。

生物醫藥行業在過去三年之中低調起飛和國家一系列改革、加快審批流程的政策變化不無關係。2015年出台的《國務院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批制度的意見》，2016年《解決藥物註冊擠壓實行優先審批的意見》，2017年《關於深化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將新葯審評的案件擠壓數字從 2015年22000多件減少到3000多件。CFDA又在2017年12月11日發布徵求意見稿，提出將新葯臨床申請的批複縮短到90天以內。新葯審批流程的加快，大大提升了企業新葯研發的積極性。擁有新葯產品線Pre-IPO階段的葯企，成為了在資本市場備受追捧的的明星。

眾所周知，因為其極高的技術壁壘，極長的研發審批周期，生物醫藥產業對於創新研發能力和資本的抗風險能力都提出了十分嚴苛的要求。在眾多高科技創業投資領域中，生物醫藥產業也可說是最難啃的一塊骨頭。

然而近三年它強勁的發展勢頭，讓樂觀的觀察者好奇：中國生物醫藥行業，特別是創新葯、原創葯的研發製造，能否追隨美國在80年代的發展趨勢，催生出一個千億美元的產業？聯繫中國在生命科學領域基礎研究的進展，中國的生物醫藥產業，又能否像人工智慧領域一樣，在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兩方面比肩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之一？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的經驗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美國現代生物技術產業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飛，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成為全世界生物技術產業毫無疑問的「領頭羊」。當今的基因工程藥物多數源自美國，全世界的生物科技公司，美國佔了三分之二。

美國生物技術產業的起飛並不僅僅是數字上的增長，它還伴隨著一種全新的新葯研發和經濟組織形式的誕生——而這種新的組織形式，恰恰很好地解決了該產業在創新研發和資本投入上面對的種種難題。對照美國經驗和現今中國資本市場與生物醫藥產業的現狀，筆者認為，有三大隱憂可能會在未來阻礙產業的進一步起飛和持續發展。

隱憂之一：創新網路能否建立

當談到中國醫藥產業的創新研發能力時，多數人會強調葯企的創新能力不強，研發投入不夠。發達國家醫藥企業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可以達到20%左右，而截至2016年底，我國的238家生物醫藥上市公司之中，研發支出最高的恆瑞醫藥研發支出占營業收入比例也不過10.68%，65%的上市生物醫藥企業研發投入佔比都在5%以下。

大型葯企研發投入不足，直接導致了創新葯開發後勁不足。許多觀察者指出，目前上市公司的新葯產品線中，有許多並不是真正的創新葯，而是針對同一靶點、分子結構類似「Me-Too」類葯。生物製藥行業贏者通吃。，比於真正的創新葯，「Me-Too」類新葯儘管擁有專利，但並沒有能夠帶來超額利潤的真正技術壁壘。

毫無疑問，大型葯企目前是我國新葯開發的主力軍。其研發能力的不足，對行業發展有重大的阻礙作用。然而組織研究亦指出，大型企業內部的創新有著組織惰性、激勵缺失等一系列問題，一個行業要有持久的創新和發展能力，就需要其它創新主體的有力補充。

在美國的生物製藥行業，大型葯企並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創新主體。在大型葯企之外，另一個更專註、更有顛覆性、戰鬥力更強的創新主體是小型生物技術創業公司。這一類公司星羅密佈於矽谷、波士頓、聖地亞哥的知名大學外圍，由來自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博士們建立。這些公司打破了大學實驗室和創業公司的界限，將實驗室里誕生的前沿科技成果就地轉化，在風險投資的支持下快速開發。

得益於成熟的資本運作，很多創業公司還沒有產品時就已經估值上億美金甚至已經上市。當技術和產品發展成熟，它們很多會得到大型葯企的戰略投資或收購，利用後者的臨床測試線和審批經驗跑完新葯研發最後最艱難的一棒接力。由大學、公共研究機構、風險資本、生物技術創業公司、大型葯企構成的錯綜複雜、緊密聯繫的創新網路，解決了新葯研發當中既需要顛覆性的創新能力，也需要大量的資本和資源投入的問題，利用了創業公司的創新性和靈活性優勢和大型葯企的資源優勢，的確是一種最優的組織安排。

回看中國，能否構建起這樣的創新網路是生物醫藥領域持續發展的一大挑戰。筆者認為，有兩大結構性問題，在未來可能成為阻礙創新網路形成的制約性因素。

隱憂二：大學能否成為創新之谷

美國生物醫藥行業自1970年末的起飛，起源自分子生物學的重大突破。在整個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大學是毫無疑問的創新之谷——從70年代開始，幾乎所有引領行業的技術，都是從大學裡誕生的。可以說，具備行業顛覆性的科學技術不從大學當中有效地轉化出來，資本和企業再怎麼厲害，也不可能帶來一個千億產業的起飛。

那麼中國的大學做的怎麼樣呢？從論文來看，自2000年之後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論文發表彷彿坐上了特快車——根據自然指數2016年的統計，中國在高質量論文的發表上已僅次於美國，在論文發表的絕對數量上更是已經超越美國。然而，根據新南威爾士大學Johann　Murmann最新在中國管理學年會上發表的研究結果來看，比照全世界，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在歐洲授權的專利，儘管絕對數量在上升，中國在醫藥製造領域的專利相對影響力在2000年之後就一直在下降。可見，儘管基礎科學研究的影響力在持續上升，具備商業轉化價值的科技成果並沒有相對應地增長。

除了可轉化的科技成果欠缺之外，大學內部的一系列體制性因素也使得技術成果的轉化困難重重。美國經驗顯示，對於科技成果最有效的轉化需要發明人持續地參與後期的研發過程，甚至直接創辦生物技術創業公司，或在公司中兼任顧問或技術總監等重要職務。而在中國，在知識產權和技術轉化等制度上的障礙之外，大學的評價和激勵體系也並不利於技術轉化。對於大學教師、科研人員的評價體系緊緊圍繞發表以及以發表為基礎的學術獎項、頭銜。學術競標賽的激烈競爭佔據了大部分科研人員的主要關注點。從教育部的角度來看，儘管對於科技成果轉化總體上持支持的態度，但是對於大學教師、科研人員離崗創業依然相當謹慎。

隱憂三：早期項目能否得到風險投資

除了大學技術轉化困難這一結構性問題之外，另一大結構性問題是：目前創新葯領域的投資主要集中於臨床後期，臨近上市前，對於早期的新葯研製項目投資依然不足。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駱燮龍曾公開批評說，投資創新葯「報個團玩玩」的心態不可取。新葯研發在臨床前面臨著極大的風險，也需要很高的專業素養和判斷力，極少有基金看得懂、敢於投這個階段的項目。創新葯早期的投資不足，阻礙了有潛力項目的誕生。

究其原因，和中國目前風險投資市場資金的機會成本有很大的關係。相較於美國，中國的銀行利率和國債利率更高，因此股權投資的資金成本本來就高。近些年互聯網+、區塊鏈等領域快速發展迭代，使得風險資本能夠快速獲得高收益。這就抬高了生物醫藥領域的早期投資的機會成本。與此同時，人民幣基金的期限通常是5-7年，短於傳統美元基金。退出壓力使得投資機構也青睞能夠快速退出的後期項目。

創新葯早期的高風險也對風險投資機構的專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八十年代的美國，風險投資人的固定功課是閱讀相關領域的最新論文，蹲守在斯坦福大學的實驗室、學術會議上捕捉下一個能帶來超額收益的新葯。重組DNA技術的發明人之一、Herbert　Boyer教授更是被風險投資人Bob　Swanson軟磨硬泡，才一同創立了美國生物技術產業最具標誌性的創業公司Genetech。中國投資機構多數是在近三年才開始關注生物醫藥領域的投資，開始有專攻這一領域的投資人，有一定的技術和投資經驗的積累。能否快速學習，積累足夠的專業能力來降低生物醫藥領域早期投資的不確定性，對於中國的投資機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作者系康奈爾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方向高科技創新創業戰略管理、科技成果轉化、知識產權管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