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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多偉大,就看她的文字

文字的偉大

民族的偉大

我覺得看一個民族有多偉大,就得看它的文字,很多國家的文字已經滅亡了,但是漢字的生命力,已經延續了幾千年。我們每天都使用文字,不會覺得有多偉大,可是中國方言那麼多,如果沒有文字,該怎麼交流?人在它們面前真的很渺小,但是為了它,人又可以是非常的偉大。

上面這一段話,出自央視《國家寶藏》欄目第一集故宮篇中,「國寶守護人」梁家輝的感悟。

石鼓原石(十件) 汧殹鼓 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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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是我國石刻文字之祖,為世所重。在文字史、書法史、金石學史甚至文學史上都有著重要地位。

每件石鼓上都以籀文刻四言詩一首(70字左右),共十首,名稱取所刻詩篇的前兩字,即《吾車》、《汧(qiān)殹(yě)》、《田車》、《鑾車》、《霝(líng)雨》、《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第六件「作原」在流傳過程中散落民間,被鏟去上面一半文字,做成了石臼。

由於古代書法作品不具刻寫年代和書者姓名,石鼓文詩句中既無相關帝王稱號又無文武官員名氏,也無任何年號;又因為刻石歷時久遠,文字漫漶嚴重,所以石鼓文的刻制年代令後人費盡腦筋。

唐朝初年,石鼓被發現後,因其上所刻之字無人能識,文人墨客紛紛為之吟詩作對,其中韓愈的《石鼓歌》最為有名。

詩中提到,石鼓上的古文字斑斑駁駁,字跡彷彿鸞鳳一樣飛舞,神仙一樣飄逸;錯落有致的點畫,使人彷彿置身於珊瑚叢生的龍宮水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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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石鼓文又要如何解讀呢?

北京故宮的寧壽宮,現在已成為「石鼓館」,館中除了陳列著「石鼓」原石十件之外,還有一塊碑刻,這塊碑叫《石鼓文音訓》,刻於元代至元五年(己卯,1339年)五月。由潘迪整理並書丹,碑額為古文篆書「石鼓文音訓」五字,音訓為楷書,後記為隸書。碑石兩面刻字。

音訓的內容為《石鼓文》的釋文、音義及宋時鄭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數家對石鼓的排序。

潘迪是什麼人?在《全元文》(卷一五五五)中找到了他的小傳:

「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屬河北)人。歷監察御史、國子助教,升國子司業、禮部尚書。以正議大夫、集賢直學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學述解》、《六經發明》、《格物類編》。」

潘氏據舊拓本考訂石鼓文字,所缺之字,均以標識。並在跋尾簡述了石鼓的流傳經過: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於燕。聖朝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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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必要說明一點,金人將石鼓置於燕京後,後不知何時又佚。至元代大德之末(1307年),虞集重新發現石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虞氏說:

「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為磚壇以承之,又為疎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拓者多字畫比當時以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入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而多矣。……至正改元(1341年)十一月。」(見虞集《石鼓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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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皇慶二年(癸丑,1313)始置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自此,石鼓就一直妥善安置在文宣王廟門之左右,明清兩代皆在此處,安穩度過600多年。至1933年故宮文物南遷,1951年再回北京,之後便一直存放在故宮。

說到文物南遷,不少人會有些擔憂,那麼大那麼重的石鼓是怎麼包裝的呢?

2010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在《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中追敘:

「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輕捺,使紙張接近石身,幹了後就固定在那裡,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纏緊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內用稻草塞嚴實,箱外包上鐵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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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的刻畫痕迹至今明顯

為什麼要將紙覆蓋在石頭上?近代著名的金石學家、原故宮博物院的院長、文物南遷的主要參與者馬衡在《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寫到:

「其損字原因,必系北徙之時,修縆大索,長途挽致,遂使石皮脫落,可斷言也。自虞集潘迪以後,至於今日,皆在孔廟大成門左右,有大廈蓋覆之,有疏欞扄鐍之,保護不可謂不周,然五百年來,又損五十餘字,皆分離之石皮,經椎拓而脫落者也。

余鑒於此種情狀及既往之事實,知保護石皮,為先務之急,乃就存字之處,糊之以紙,縱使石皮脫落,猶可黏合。次乃裹以絮被,纏以枲緶,其外復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遷,或較勝於當日之北徙也。」

正是專家學者的細心呵護,在運輸設備不發達的年代,才能保石鼓安然無恙地回到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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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迪為什麼要刻這個碑呢?我們接著看潘氏後面的跋文:

「(石鼓文)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宗也。迪自為諸生,往來鼓旁每撫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閑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家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雲。」

可見早在元代,像潘迪這樣的好古之士,便具傳古之心,為了後人努力去保護我國的石刻文字之祖——石鼓文。潘迪整理刊刻的壯舉,也贏得了後世學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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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音訓》刻成之後,影響極為深遠。明清至民國時,習篆者多取《石鼓文音訓》通曉其意。有不少《石鼓文》善本中將《石鼓文音訓》拓本附裝於後。

如上海博物館藏明中期「黃帛不連石花本」(汧殹鼓二行首字未全泐)及故宮博物院藏「黃帛早本」(汧殹鼓第二行「鯉」字上部未損)之後皆附有《石鼓文音訓》。亦有將《石鼓文音訓》中釋文直接寫在拓本之上的,如上海圖書館藏「黃帛本」(汧殹鼓第二行「鯉」字上部損及橫畫)等。

近代書畫印俱堪稱大師的吳昌碩一生最好《石鼓文》,其通臨《石鼓文》所見數件,也有將《石鼓文音訓》錄於臨本之側者。

在寧波天一閣博物館,「石鼓墨影——明清以來石鼓文善作及名家臨作鑒賞雅集」正在進行中,在距阮元重摹天一閣舊藏北宋拓《石鼓文》220周年的今天,重新認識、了解石鼓文,望你能得到別樣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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