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多偉大，就看她的文字

文字的偉大

民族的偉大

我覺得看一個民族有多偉大，就得看它的文字，很多國家的文字已經滅亡了，但是漢字的生命力，已經延續了幾千年。我們每天都使用文字，不會覺得有多偉大，可是中國方言那麼多，如果沒有文字，該怎麼交流？人在它們面前真的很渺小，但是為了它，人又可以是非常的偉大。

上面這一段話，出自央視《國家寶藏》欄目第一集故宮篇中，「國寶守護人」梁家輝的感悟。

石鼓原石（十件） 汧殹鼓 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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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是我國石刻文字之祖，為世所重。在文字史、書法史、金石學史甚至文學史上都有著重要地位。

每件石鼓上都以籀文刻四言詩一首（70字左右），共十首，名稱取所刻詩篇的前兩字，即《吾車》、《汧（qiān）殹（yě）》、《田車》、《鑾車》、《霝（líng）雨》、《作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第六件「作原」在流傳過程中散落民間，被鏟去上面一半文字，做成了石臼。

由於古代書法作品不具刻寫年代和書者姓名，石鼓文詩句中既無相關帝王稱號又無文武官員名氏，也無任何年號；又因為刻石歷時久遠，文字漫漶嚴重，所以石鼓文的刻制年代令後人費盡腦筋。

唐朝初年，石鼓被發現後，因其上所刻之字無人能識，文人墨客紛紛為之吟詩作對，其中韓愈的《石鼓歌》最為有名。

詩中提到，石鼓上的古文字斑斑駁駁，字跡彷彿鸞鳳一樣飛舞，神仙一樣飄逸；錯落有致的點畫，使人彷彿置身於珊瑚叢生的龍宮水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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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石鼓文又要如何解讀呢？

北京故宮的寧壽宮，現在已成為「石鼓館」，館中除了陳列著「石鼓」原石十件之外，還有一塊碑刻，這塊碑叫《石鼓文音訓》，刻於元代至元五年（己卯，1339年）五月。由潘迪整理並書丹，碑額為古文篆書「石鼓文音訓」五字，音訓為楷書，後記為隸書。碑石兩面刻字。

音訓的內容為《石鼓文》的釋文、音義及宋時鄭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數家對石鼓的排序。

潘迪是什麼人？在《全元文》（卷一五五五）中找到了他的小傳：

「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屬河北）人。歷監察御史、國子助教，升國子司業、禮部尚書。以正議大夫、集賢直學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學述解》、《六經發明》、《格物類編》。」

潘氏據舊拓本考訂石鼓文字，所缺之字，均以標識。並在跋尾簡述了石鼓的流傳經過：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於燕。聖朝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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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必要說明一點，金人將石鼓置於燕京後，後不知何時又佚。至元代大德之末（1307年），虞集重新發現石鼓「於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虞氏說：

「後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於今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為磚壇以承之，又為疎櫺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拓者多字畫比當時以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入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而多矣。……至正改元（1341年）十一月。」（見虞集《石鼓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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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皇慶二年（癸丑，1313）始置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自此，石鼓就一直妥善安置在文宣王廟門之左右，明清兩代皆在此處，安穩度過600多年。至1933年故宮文物南遷，1951年再回北京，之後便一直存放在故宮。

說到文物南遷，不少人會有些擔憂，那麼大那麼重的石鼓是怎麼包裝的呢？

2010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鄭欣淼在《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中追敘：

「故宮人經過反覆商量，使用浸濕的高麗紙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輕捺，使紙張接近石身，幹了後就固定在那裡，即把石皮上的字緊貼於鼓身上；然後每個石鼓包上兩層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辮子，纏緊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內用稻草塞嚴實，箱外包上鐵皮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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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的刻畫痕迹至今明顯

為什麼要將紙覆蓋在石頭上？近代著名的金石學家、原故宮博物院的院長、文物南遷的主要參與者馬衡在《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寫到：

「其損字原因，必系北徙之時，修縆大索，長途挽致，遂使石皮脫落，可斷言也。自虞集潘迪以後，至於今日，皆在孔廟大成門左右，有大廈蓋覆之，有疏欞扄鐍之，保護不可謂不周，然五百年來，又損五十餘字，皆分離之石皮，經椎拓而脫落者也。

余鑒於此種情狀及既往之事實，知保護石皮，為先務之急，乃就存字之處，糊之以紙，縱使石皮脫落，猶可黏合。次乃裹以絮被，纏以枲緶，其外復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遷，或較勝於當日之北徙也。」

正是專家學者的細心呵護，在運輸設備不發達的年代，才能保石鼓安然無恙地回到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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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迪為什麼要刻這個碑呢？我們接著看潘氏後面的跋文：

「（石鼓文）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宗也。迪自為諸生，往來鼓旁每撫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閑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家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雲。」

可見早在元代，像潘迪這樣的好古之士，便具傳古之心，為了後人努力去保護我國的石刻文字之祖——石鼓文。潘迪整理刊刻的壯舉，也贏得了後世學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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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音訓》刻成之後，影響極為深遠。明清至民國時，習篆者多取《石鼓文音訓》通曉其意。有不少《石鼓文》善本中將《石鼓文音訓》拓本附裝於後。

如上海博物館藏明中期「黃帛不連石花本」（汧殹鼓二行首字未全泐）及故宮博物院藏「黃帛早本」（汧殹鼓第二行「鯉」字上部未損）之後皆附有《石鼓文音訓》。亦有將《石鼓文音訓》中釋文直接寫在拓本之上的，如上海圖書館藏「黃帛本」（汧殹鼓第二行「鯉」字上部損及橫畫）等。

近代書畫印俱堪稱大師的吳昌碩一生最好《石鼓文》，其通臨《石鼓文》所見數件，也有將《石鼓文音訓》錄於臨本之側者。

在寧波天一閣博物館，「石鼓墨影——明清以來石鼓文善作及名家臨作鑒賞雅集」正在進行中，在距阮元重摹天一閣舊藏北宋拓《石鼓文》220周年的今天，重新認識、了解石鼓文，望你能得到別樣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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