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面玲瓏：明朝對朝貢體系的靈活操作
原標題：八面玲瓏：明朝對朝貢體系的靈活操作
一直以來，明朝的朝貢體系都是近現代外交關係的反面對比。然而明朝的朝貢體系不僅足夠複雜，而且在方方面面都體現著制定者的深思熟慮與執行者的靈活多變。雖然這些往事早已離我們遠去，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考察古代多變關係極佳範本。
複雜的初衷
朱元璋對內要保持儒家家天下 對外要維持蒙元世界性宗主形象
朝貢體系當然不是明朝才有的事情，但卻和最初的版本有著巨大的不同。相比西周建立的一套家族與利益集團的內部等級分工，後來的大一統時期的朝貢是既有家天下味道，又不能迴避國際體系現實。
作為明朝大部分制度的總設計師，朱元璋從一開始就對自己的帝國有著複雜定位。新的大明王朝會是傳統儒家世界觀的守護者，其次還要在列國間替代蒙元帝國的宗主地位。因此朱元璋在很多方面都急於同周邊勢力建立起固定的上下級秩序。
蒙古人的桀驁不遜迫使明朝在其他方向進行外交努力
鑒於當時北方的軍事壓力問題，他對東南各國都表現的異常懷柔。無論是砍了明朝特使的日本，還是後來兵戎相見的安南，都被列入了不征國名單。就連曾經對明朝抱有很大敵意的高麗王朝後裔，也出於籠絡需求被算了進去。
你要覺得這只是簡單的國際關係追述，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朱元璋的理念從一開始就有相當部分的經濟內容。他不僅希望用更多手段從地方農業稅中汲取財富，還要在最大程度上限制民間的手工業與商業行為。不僅對生活必需品進行壟斷，也在法律上基本禁止了私人出海貿易的可能。
明朝的海禁政策也迫使他們又拿起了朝貢體系
但僅僅管制國內的沿海居民，並不能解決問題。至少在宋元以來就已經牢固建立的經濟生態圈不可能被一刀切的消滅。因此，朝貢體系在實際上承擔了明朝官方掌握的對外貿易。東南各不征國的定期朝貢，不僅可以獲得基本的貿易需求，還不必和民間殘存的走私力量聯合。南京的朝廷也會根據各種需求，調節朝貢的頻率與規模，做到一種經濟上的遠程掌控。
至於大量蒙元分封體系殘餘下的西北勢力，明朝的態度就更為複雜了。朱元璋一點都不排斥將他們和平納入新的朝貢體系。他通過幾次對漠北殘敵的作戰，已經意識到明朝軍事力量的局限性，因而不希望在儒家官吏系統可控的十八省外，消耗資源。但對外需要繼承蒙元宗主情節，對內又必須維持儒家的世界中心形象。
控制西域的東察合台汗國與明朝早早達成了協議
所以，諸如哈密、吐魯番、東察合台汗國和北元系部落，都輪不到明朝開恩為不征國。但只要認可一下朱元璋的地位，配合的以朝貢形式來做點官營貿易。大家都還是一片和氣。不然就是北元部落的蕭條慘狀，經常挨打還要被經濟制裁。
在理清了這個基本框架後，我們就可以看看在朝貢體系開始崩潰前，明朝是如何以不同標準來面對四方諸國的。限於篇幅，我們只能找出幾個特別具有代表性的對象。
明朝的版圖
最大受益者琉球
古代琉球王國貴族
琉球群島在明朝建立前就已經存在三個彼此攻伐的小國。但我們很難在明朝之前的歷史上，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的家園遠離舊的海洋貿易航線，遠離東亞世界的任何一個文明分中心。
但明朝的朝貢體系卻將這個地方的歷史激活。由於明朝國內的海商階層被限制取締，琉球人一下子有了很大的轉手貿易空間。他們通過頻繁的朝貢貿易，將貨物轉手運往日本和南洋，大賺一筆。明朝則在國際上率先找到一個對自己毫無威脅，又馬首是瞻的貿易助手。甚至於琉球本地飼養的馬匹，也成為了南方明軍的戰馬進口來源。
依靠明朝朝貢體系富起來的琉球
明朝對琉球的另一個定位，是在對日外交上削弱東面李朝的作用。由於早年同日本的關係緊張，他們就將琉球當做對幕府釋放外交信號的中間人。相比實力更強，私心也更大的李朝來說，經濟嚴重依賴對明朝朝貢的琉球人，是被認為最可靠的傳遞手。日本方面如有回應，也會通過琉球的海船，送遞福州。考慮到明初的政治中心是南京，琉球人的效率無疑比李朝高出不少。
至於琉球本身的歷史，也因為這個格局而發生了聚變。三個小國都想獲得更多朝貢份額，矛盾激化自然是不可避免。在很短的時間內，較大的中山國脫穎而出，一統小小的琉球。從此，原本由三家分享的進貢資源，也就被整合到中山國一家之手。雖然日本在15世紀後就想辦法加入了大明朝貢體系，但在很長時間內都還比不上受到有待的琉球。
出使琉球王國的明朝官船
最有底氣的帖木兒後裔
帖木兒是大明朝貢國里最不給明朝面子的
在朱元璋接受的朝貢國中，中亞西察合台汗國的駙馬帖木兒，是最為獨特的。明朝人根本不會想到，後者在僅僅20內就能夠成為一個在國際上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強大勢力。
到了朱棣篡位成功的時期，帖木兒帝國同明朝之間的關係已經陷入低谷。朱棣為了宣布自己的時代到來，向列國派出了大量特使。結果在撒馬爾罕的宮廷內，新晉篡位者的使節被老派篡位者當眾羞辱。有明朝版蘇武之稱的傅安，不僅連席地而坐的毛毯待遇都沒有，還要當著金帳汗國、馬穆魯克、拜占庭、卡斯蒂亞等國使節的面，忍受帖木兒的冷嘲熱諷。此後更是在中亞被扣留多年。
跪倒在帖木兒面前的大明使節
儘管明成祖朱棣對帖木兒的東征缺乏防備，卻還是靠後者的酗酒猝死而逃過一劫。忙於穩固內外局勢的他，也根本沒有懲戒帖木兒帝國的能力。於是，這種實際上的平等外交局面，又以朝貢體系的名義存在了兩代人時間。
在朱棣死後的明仁宗與明宣宗時期，帖木兒帝國已經從巔峰期跌落，但仍不失為中亞地區的最大強權。尤其是將都城搬遷到赫拉特經營的沙哈魯汗，為了自身利益而同明朝展開了非常頻繁的外交聯繫。明朝的使節曾造訪赫拉特，沙哈魯的大使也多次拜訪蘭州和明朝新都北京。而明朝這邊也罕見的不以至高姿態來接待對方，顯示出對這個中亞沒落強權的忌憚。
沙哈魯作為中亞一霸 讓明朝給予他實際上的平等外交地位
就利益考慮而言，雙方的需求其實也比較簡單。15世紀的國際貿易路線，已經更多的從陸地轉向海洋。沒有歐洲人的影響，阿拉伯人商船也更多的航行在紅海到香料群島之間。陸上的貿易路線則因為戰亂而消停，也由於歐洲和西亞絲綢產業的興盛而重啟動力有限。
沙哈魯這樣的跨地區強權，是需要疏通商路來維持綠洲城市的繁華。如果貿易繼續蕭條，那麼除了撒馬爾罕這種超級大都會外的市政，都可能被生活貧困的市民拋棄。
帖木兒一系的軍事實力是明朝忌憚的原因之一
明朝也同樣不能捨棄對中亞世界的需求。無論是最優質的武器，還是品種較好的戰馬，又或是亡命天涯的武士，全部都是明朝人所無法拒絕的好東西。尤其是在北方邊患頻頻告急，內部戰力又一落千丈的時期，帖木兒後裔在實際上成為了明朝軍事科技的最大外在助力。
所以，哪怕是祭出對別國不捨得浪費的真金白銀，稍稍放下自己的高傲口氣，也必須將這種異類朝貢進行下去。無奈沙哈魯這樣的強人，每次都不會把最新、最好的武器技術賣給你。帝國的持續衰退和分裂，也讓雙方的關係最終停滯。
明朝禁軍的頭盔 進口自中亞
過眼雲煙的南洋諸國
下西洋屬於明朝朝貢體系經營史上罕見的主動出擊
當然，最讓這個朝貢體系聲名鵲起的戰略，還要數鄭和的下西洋與支撐整個行動的戰略邏輯。因為南洋與西洋個朝貢國是在地緣上對明朝最無威脅的存在。所以在這個方向上的大動作，都源自明朝本身的主動出擊。
經濟因素依然是推動下西洋朝貢貿易的最大誘因。朱元璋時期定下的諸多祖制，不僅扼殺了民間經濟活力，反過來也大大制約了朝廷自己的資源汲取能力。有志於干一番偉業的朱棣就發現自己囊中羞澀。但他既不能開放民間的對外貿易，又不可能無緣無故的增加賦稅壓力。可遷都造紫禁城與疏通大運河的花銷都耗資巨大。所以，他必須要在新的方向上尋找答案。
明成祖恢復的運河漕運耗費巨大
其結果就是鄭和的官營貿易船隊，與進入安南的佔領軍部隊。
前者以壟斷手法，將國內官營作坊的絲織品、瓷器等貨物，輸入南洋各地。再將奢侈品、香料等無法自產的商品，輸入國內。從一開始的獲得暴利，到過度進口後的跌價滯銷，最後成為分擔官員俸祿的強行攤派。下西洋的初衷沒有實現，收回的成本遠遠及不上耗資巨大的成本。但只要寶船隊還能定期出航，南洋各國就對明朝的恩惠來者不拒。甚至於那些受邀來朝貢的外邦船隊，也可以破例在沿途與民間做些買賣。可以算是一定程度的加大開放。
明朝的勢力也史無前例的深入到爪哇、馬六甲海峽和錫蘭。這種對科摩林角以東水域的霸權，連過去的蒙元帝國都無法做到。巨港與馬六甲這兩個南洋黃金港的崛起，就仰仗於這個階段的時代紅利。暹羅王國的南下戰略與陳祖義的海外經營，也因此蒙受了無法挽回的打擊。
15世紀歐洲古世界地圖上明朝海船形象
但當明朝無力繼續維持寶船隊的航行，這些脆弱的勢力範圍認可，便會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消失殆盡。
至於深入安南的佔領軍，儘可能多的將當地社會拉入明朝的國內體系。從強迫改變服飾，到移植軍事系統的衛所制度，都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強烈反感。更有大量青年勞動力被迫離開家鄉，步行去北京建造紫禁城。其結果也必然是反抗的愈演愈烈，將佔領軍限制在有限的大城市內，繼續消耗明朝從國內撥發的軍費。
越南傳統婦女服飾
因而明朝對安南的入侵和佔領，在不長的時間內就陷入死局。最後的背叛撤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仁宗和宣宗時期的撤退完成後，南洋諸國在明朝朝貢體系中的最重要關係，就好似並為發生過一般。需要後來人從歷史的殘骸中去摳出蛛絲馬跡。
騎馬狩獵中的明宣宗
體系的崩潰
西方人到來時的明朝朝貢體系已經崩潰
1509年，第一支繞過科摩林角的葡萄牙船隊抵達馬六甲。明朝曾經大力經營的朝貢體系，實際上已經分崩離析。留下的僅僅是數據殘片，時不時的被意外讀取一下。
在海上，曾經被朝貢體系努力壓制的民間力量，正引領著各朝貢國商船抵達廣州。但當馬六甲蘇丹的特使在北京和南京進行了10年的控訴後，明朝的水師依然沒有去幫助收復自己一手扶持起來的黃金港。
在陸上，持續的蕭條還是沒有擋住西域商隊的熱情。但中亞世界的戰亂與毀滅，還是永久性的讓絲綢之路瀕臨毀滅。不再有大明朝的特使去往撒馬爾罕或赫拉特，也不再有中亞人願意為做生意來冒充本國的全權代表。大明軍隊也從屢次奪回的哈密，被永久的驅逐了出去。
今日在赫拉特附近已經可見的古代驛站遺址
這是一個世界各地開始彼此加深了解的時代，大明朝的形象卻在全世界眼裡變的愈發模糊。葡萄牙王室的私人醫生向曼努埃爾一世保證，明朝是居住著大量德國人的基督教王國。其實寫這份報告時，他還在馬六甲和香料群島之間兩頭跑。奧斯曼帝國的智庫，向蘇萊曼大帝推薦了份一手見聞錄。作者在書里信誓旦旦的宣布，明朝皇帝是信仰伊斯蘭的虔誠君主。但他很可能沒親自去過嘉峪關以東的地方。
明朝自己對世界的認知也開始淪為一無所知。前一個世紀里的外交家們已經死絕，他的事業後繼無人。他們好不容易獲得國際視野，也被只會之乎者也的後輩拋棄。年輕的皇帝學了幾句外語，並和外番談笑風生，居然讓權臣們看的痛心疾首。至於前一個世紀引入的戰馬馬種、犀利武器和中亞武士，則已經在封閉環境下一去不返。
士大夫們基本沒有理解世界多邊體系的能力
當然，明朝並非沒有自我意識。和自己的風俗制度最為接近的李朝，是他們必須死保而不變色的底線。對於形勢的發展，明朝更會進行獨立思考。於是就將曾經區別對待的蒙古各部落勢力，統一視為必須矮化和敵視的政治正確。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明朝註定無法維持當時儒家所期望的光榮孤立。最後靠著自身位置的偏遠，熬到了滿洲征服者的新一輪崛起。自閉雙眼的儒家士大夫們，又在清王朝的庇護下，將明朝式的朝貢體系運框架支撐了兩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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