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往事：泉州灣宋代海船考古發掘

原標題：考古往事：泉州灣宋代海船考古發掘

1973年8月間，福建省相關單位考古工作人員，到泉州灣後渚港調查、考察海外交通史跡時，在當地搬運工人的積極配合和幫助下，發現一艘沉沒在港道邊緣的古船。9月間，工作人員進行複查和部分試掘，進一步確定為一艘沉沒已久的古海船。經研究，於1974年6月9日開始發掘，至8月下旬結束，歷史兩個半月。

古船深埋于海泥中，由堆積層厚度推測出沉船已被掩埋了七八百年。

意外獲悉 沉船線索

「1971年至1976年，我在晉江地區革委會文化組從事文物保護等工作。在這期間，有幸認識了泉州人、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庄為璣教授，深深為他熱愛文物和嚴謹治學的精神所感動。應該說，泉州灣宋代海船的發現與發掘，都與庄為璣教授息息相關。」追憶往事，林祖良感慨萬千，「1973年8月13日，我很清楚地記得這個特殊的日子。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那艘神秘的沉船。」

據林祖良介紹，1973年7月1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庄為璣、蘇垂昌、辛土成三位教師應邀前來協助泉州海交館撰寫陳列提綱。8月上旬，陳列大綱初稿擬就，即將返回廈門大學之際，庄為璣向時任晉江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兼文管會主任的張立提議，希望再去泉州後渚考察與海外交通有關的5座元代小石塔（這5座小石塔是庄為璣之前發現的，內藏元代白瓷佛像，塔碑上刻有「至元癸未仲夏……後山楊山澤」字樣）。對此，張立表示極力支持。當年8月13日下午，張立和林文明（時任晉江地區革委會文化組副組長、地區文管委副主任）、林祖良、楊厚生（時任泉州市文管辦、海交館負責人），以及泉州海交館的王洪濤、許谷芳等人，陪同庄為璣、蘇垂昌前往後渚考察。

銅錢出土情況

到達後渚，他們召集當地群眾進行座談，得知那5座石塔已遭破壞，連遺址也難以找尋。這時，後渚搬運工人陳三道說，海岸邊有傳說中的「通東京大道」古碼頭，用巨大石條和木頭相疊建成，「你們去看看吧」。於是，大家在老陳的引導下來到海堤上。可此時正值漲潮，白茫茫一片，什麼也看不到。林祖良稱，這時，當地群眾又告訴他們，退潮時可以看見海灘下有一條沉船露出來。問船有多大時，卻支支吾吾地回答說不是很大。

憑藉多年的考古經驗，庄為璣認為這艘沉船可能具有文物價值。張立對這條線索同樣很感興趣，立馬向當地的民兵隊長表達了想探查沉船的意願，並問「如果僱人挖出來要花多少錢」。民兵隊長表示，可以找人來挖開沉船附近的淤泥，「200元就夠了」。

古船船舷側板為三重木板疊合而成

實地考察 初探沉船

為了一探這艘神秘沉船的究竟，庄為璣獨自留在泉州等待有利於下海考察的日子。當年8月20日，張立、林文明指派林祖良、史其敏（時為晉江地區革委會文化組攝影幹部）、許覺（時為泉州市文管會開元寺保衛幹部）三人，陪同庄為璣前往後渚考察。到達之後，在當地民兵隊長的引領下，他們來到海邊，見到離岸30餘米處的海灘上有一條水溝橫在眼前。水溝對面的淤泥下露出十多米長的船側板，船板離地表約3米。

民兵隊長借來木板架設成獨木橋，然後攙扶著庄為璣和林祖良走進船體的外露部分。細看船舷側板，是由三重木板疊合成的，庄、林二人用手伸進淤泥中，撈出好幾捆用細繩紮成的「樹枝」，長約40厘米，頭尾都用刀切得很整齊（這些「樹枝」後來被證實為「香料藥材」）。林祖良又摸出來三塊青瓷片，仔細看過之後（他在莆田時曾追隨古瓷行家鄭永森學習過古瓷鑒定），林祖良對庄教授說：「這些瓷片都是宋代的，這船可能是宋代的！」庄為璣聽後高興極了，他和林祖良對視一眼，兩個人就像孩童一樣咧著嘴樂開了。

陰刻象棋子

此時，史其敏正在海灘上忙碌地攝影著，把庄為璣和林祖良工作的狀態記錄下來。這裡發生了個小插曲：庄為璣在古沉船上查看三重板時，腳下打滑，眼看要栽入淤泥中，林祖良急忙一把攙住他，這才化險為夷。史其敏的鏡頭忠實地記錄下了這一瞬間。庄為璣事後對此事津津樂道，在1974年5月1日寫給林祖良的信中這樣說道：「每憶古船舷旁，我溺您援之以手……豈能忘懷？」

初探沉船後，幾人將打撈物漂洗乾淨，帶回地區文化組研究。庄為璣根據《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當時的中國船是三重板結構，判定這可能是元代以前的古船，林祖良則依據撈出來的瓷片是典型的宋瓷，認為可能是宋船。至於那些成捆的「樹枝」，他們都認為應該不是當柴禾用的，長度那麼短，頭尾又切得很整齊，倒像是藥材，這一點在後來也獲得證實。

陶瓷出土情況

多方努力籌備發掘

張立對古沉船上的發現極為重視，指示以晉江地區文化組的名義向省文化組報告。1973年9月間，福建省博物館派盧茂村、傅尚節等前來主持試掘，地區和市裡的文物幹部都去配合。試掘人員在船體上部的海泥中挖開一條探溝，從船艙底部找到了一些宋代瓷器殘片以及「樹枝」（香料藥材）等，對船體的寬度也有了大體上的認識。

為向晉江地區革委會全體機關幹部普及海外交通史和古船方面的知識，也為以後的發掘工作做準備，林文明特地邀請來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的韓振華教授，在革委會禮堂做了相關的學術報告，並獲得極好的反響。文物幹部們對於探查古沉船的真實面目，躍躍欲試。

經過試掘，專家學者認定這是一艘沉沒已久的大海船。

宋版印刷品殘片

為了籌備古船發掘，張立帶領林祖良等人前往省圖書館、省博物館資料室，從《武備志》《故宮周刊》《文物精華》《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等書籍上翻拍各式各樣的古船，以供將來考證古船年代時，作為參考。另外，為了了解古船船體木板的材質，林祖良還將古船上探得的木板殘片，寄給江西省木材研究所鑒定。

張立學識豐富，博洽經史，在對古船的挖掘和保護過程中，他既是領導，虛心聽取各方意見，博採眾議，又是一位考古工作者，嚴謹務實，事必躬親。張立目光遠大，時時強調要全方位地考慮古船的挖掘和保護工作，深恐稍有不慎，鑄下遺憾，愧對後人。

在他的帶領下，籌備組到豐州訪問省地質隊，並拜訪地質專家陳允敦教授，請他們到後渚實地考察。地質隊成員認為，船體上面的海泥顆粒比較細，是在靜水沉積環境中，經長時間形成的；陳允敦教授則認為，在後渚這樣的地理環境中，要形成一米厚的堆積層估計須經兩三百年的時間，現場堆積層厚達兩米多，由此推測古沉船被掩埋已有七八百年時光。

船艙出土宋龍泉窯青釉盒蓋

1973年11月，林文明向省文化組領導彙報古船工作，明確表達應「先提出保護方案，後研究發掘方案」。這是個非常有見地的想法。隨後，成立了由張立、林文明、陳漢澤（時任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志開（時任市宣教組負責人）、楊厚生五人組成的「泉州港古船發掘領導小組」。

另外，「古船調查研究小組」也在同月成立，由省組下派的許清泉挂帥，林祖良、王洪濤和廈大歷史系教師蘇垂昌、葉文程參加。他們馬不停蹄地前往泉州造船廠、後渚、晉江圍頭、洛陽西方鄉、惠安白奇（百崎）村等地，訪問造船工人和老艄公，了解古船方面的知識，並發函給省內外各科研單位、專家學者，徵求古船發掘保護方面的建議。

降真香料木

為了更好地保護古船，1974年4月，張立和林祖良親自帶隊到上海、南京、蘇州、揚州等地取經，學習古船出土後的保護、加固等技術。1974年4月中旬，林文明等帶領許清泉、蘇垂昌、葉文程赴京向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彙報古船調查研究的初步成果，報送古船發掘申請報告，要求調撥發掘經費，很快獲得批准。

海船出土震驚世界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古船的發掘自1974年6月9日正式拉開序幕。參加田野發掘工作的單位有福建省博物館、泉州地區文管會、泉州海交館、廈門大學歷史系、廈門鄭成功紀念館和泉州中學歷史科校際教研組等，參加人有葉文程、蘇垂昌、林祖良、陳泗東、王世戰、劉衍坤、李再銘、李登俊、鄭煥章、唐杏煌、郭慕良、張克秦等；周海宇、柯孫瑤和黃炳元等負責宣傳接待工作。

陶瓮

經過2個多月的苦戰，在發掘隊成員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發掘工作於當年8月25日順利結束，沉睡已久的古沉船終於完全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庄為璣先生雖因年邁，不能直接下海參加發掘工作，仍時常來信指導，詢問工作進展。只要有空，他就來發掘工地關心古船的出土情況。」林祖良談及當時的發掘情況時，這樣補充道。

從古沉船船體結構上看，除龍骨外，舷側板用三重木板，船殼板用二重木板。《馬可·波羅遊記》中稱，中國船「側面欲堅固，用三重木板」。

《蒲壽庚考》引元代說法「當時中國船，船底系用三重木板」，這些與沉船實際情況基本一致。宋元船隻的結構相仿，可見多重板結構應是宋代海船的特徵之一。海船共有13個船艙，水密隔艙是唐宋以來我國木造海船的特點之一，這在中外文獻中也都有記載。這艘古船的形制與宋船相符，但宋船的形制有些也為後世沿用。因此，要判斷它的年代，還須結合船艙中的出土物來考察。

船艙出土青釉蓮瓣碗

古沉船船艙中出土的陶瓷器不少。青釉器中的各類器物造型，一般都具有宋代陶瓷器形制特點。如青釉花瓣式盒蓋和青釉碗、青釉洗等器物，是宋代龍泉窯燒造的，這類青釉器內外均施釉，釉汁光亮瑩潤，表面呈細小碎裂紋。其裝飾花紋，如蓮瓣紋、刻劃紋和纏枝花紋等，也都具有宋代裝飾藝術。黑釉器中兔毫盞標本，是宋代建陽水吉建窯的產品。白釉瓷盒和瓷碗等，按其釉色和造型，與新中國成立後閩南地區宋代古窯址所出相同，應屬同一時代。

出土的銅錢，按其年號看，少數為唐錢，多數為北宋錢與南宋錢。龍骨兩端「保壽孔」中放置的銅錢，都是北宋時期的，說明船的建造與下水年代較早。而船上其他部位發現的銅錢，年號最晚的是南宋度宗年間鑄造的「咸淳元寶」（1265年至1274年）。船上沒有發現宋代以後的銅錢，這對判定這艘海船的年代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各種果核

從船艙出土物來看，數量最多的是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國從南洋諸國進口的大宗貨物。宋代泉州海外通商貿易發達，香葯、香料的海外輸入很頻繁。這些香料木和胡椒的出土，正是宋代中外經濟交流的實物證據。 船中還出土了木牌與木簽，墨書文字的木牌（簽）上寫有「曾幹水記」、「林幹水記」、「張幹水記」等，結合宋代官制研究，「幹」系「幹辦官」的簡稱，這樣的稱謂在元代未見沿用，這也是推斷海船年代的一個佐證。

1974年9月9日，「古船發掘報告編寫小組」成立，由林文明、許清泉、林祖良、王洪濤、陳泗東組成，林文明任組長，許清泉任副組長。編寫小組主持編印《古船資料輯錄》《晉江地區古陶瓷窯址彙編》，翻印了《島夷志略》《瓷器概說》《文物保護文件彙編》等書，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1975年3月，新華社正式發布泉州灣宋代海船出土的消息，許多國家的新聞媒體紛紛轉載，並稱之為「世界考古珍聞」，是「中國近年來的重大考古收穫」。

來源：泉州晚報 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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