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左派的分裂，亟待重新聆聽民眾心聲
縱觀歐洲，從法國、義大利、荷蘭到德國等，左派和社會民主人士正逐漸流失，激進分子和民粹主義者日漸崛起。左派思想來源於長期以來對人民真正需求的體察，然而今天的歐洲左派正變得過於孤立，以至於無法了解人民真正想要什麼。英國《新政治家》雜誌2018年5月刊發表了劍橋大學皇后學院研究員克里斯·比克頓（Chris Bickerton）的評論文章，分析了歐洲左派衰退的原因，指出歐洲左派需要直面現實，將左翼思想復興與人民的實際需求結合起來。
原文 ：《歐洲左派為何陷入衰退？》
李書峰/編譯
圖片 |網路
歐洲左派出現分裂趨勢
這是這個時代最大的諷刺之一。雖然不平等現象重新成為西方民主國家迫切關注的問題，但是歐洲社會民主黨派正陷入危機當中。從法國到奧地利，再到荷蘭、義大利，歐洲主流的左派政黨正在逐漸衰退。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他的書中描述了這種不平等現象的崛起，並將自身的研究轉化為一種政治選擇。
然而，對不平等問題的普遍關注並不是影響歐洲左派命運的關鍵因素。相比於民粹主義激進右翼政黨的崛起，更為強大的趨勢是整個政治範圍內左右派的分裂。而這種分裂，正是由於原本作為可信政治力量的社會民主左派內部發生了分裂解體。
在許多國家，中左派政府發放的工資比重減少，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財富集中於頂層，削弱了社會團結，掏空了公共機構。這種現象即便在擁有強大社會民主文化的國家也同樣存在，比如挪威。2005-2013年間，挪威政府由中左派和中右派力量混合組成，縱使它以平等主義社會契約著稱，也在收入不平等和樓價不斷攀升的雙重壓力下分崩離析。中左派未能針對2008年金融危機制定出有效的政治計劃，因此，面對失效的中左派政府，選民越來越傾向於極左派，如法國的讓·呂克·梅朗雄和義大利的路易·迪·邁耶。
然而，歐洲的政治前景並非完全暗淡。左派內部的分裂表明它正處於衰退和革新的過程中，伴隨著現有政黨，如英國工黨的變革以及新黨派和新公民運動的興起。歐洲左派的未來將取決於這種變化的走向。
關於左派的衰退與革新，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鮮明例證。在兩德統一近30年後，社會文化鴻溝依然存在，蓬勃的經濟形勢與德國人的日常之間存在巨大差距，這也是人們希望社民黨能夠改變的一點。但不幸的是，社民黨並沒有獲得好的成效，其主要原因是黨派內部衝突。黨派內的基層尤其是青年左派，已經厭倦了高級成員自私自利的行為。社民黨的崩潰表明，歐洲左派政黨高級成員往往是改變的障礙。20世紀90年代，左派政黨高級成員在所謂「第三條道路」政治名義下重新掌權，漸漸習慣了享受特權以至於忽略了最初目的：代表公民。
左派的衰退之潮不斷沖刷著歐洲各地。由於政治階層的變化，西班牙左翼政黨「我們可以」（Podemos）重新煥發了活力，它的最終目標是取代社會主義工人黨成為西班牙主要左翼政黨，西班牙政黨體系也因此變得更加分裂和不可預測。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捷克，當前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僅位於第六位，所獲選票從2013年的20.5%下降到了7%左右。
外部條件限制重重
在一個不平等的時代，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失敗的另一重要原因與左派自身制定的特定政治計劃息息相關。左派民主至少有兩個核心理念：一是政治對市場的權力；二是能夠行使權力的代理人，即國家、議會和政黨。如果沒有行使權力的代理人，那在代議制基礎上進行的社會變革是否還有意義？
對左派應對經濟全球化時無力表現的批駁已是陳詞濫調。沒有證據表明歐盟可以彌補民族國家的弱點，「更加緊密的聯盟」從各國政府手中奪取了政治權力，卻沒能在歐洲層面重新建構。這導致任何完全依靠政府力量的政治計劃都會身處一片「無主之地」，任何能夠實現政治目標的機構，都會陷入德國社會學家克勞斯·奧菲所謂的「歐洲陷阱」。對奧菲而言，歐盟的問題不僅在於「要做什麼」，也在於「是否有人去做」。
問題棘手的核心在於「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歐洲左派政黨不相信社會主義是行得通的。一部分原因在於過去的失敗，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今天經濟全球化的特殊情況，其中過去失敗的經驗佔據了很大比例，並對當前有「警示」作用。縱觀歐洲，法國的政治經驗具有代表性，而其他國家左派政黨的發展軌跡，從荷蘭工黨到希臘社會主義公社，都印證了法國的經驗。
1981年，當撒切爾和里根正在迎接自由市場之際，法國密特朗的當選給人民帶來了巨大期望。他提出的「國家凱恩斯主義」計劃承諾保障充分就業、減少不平等、推進國有化、擴大職工權利，以及減少對進口商品依賴等。然而他在上台伊始就被告知貨幣儲備面臨十分危險的狀況。從密特朗上任那一刻開始，政治與市場需求之間的戰爭就沒有停止過，直到1983年，在巨大的貨幣壓力下，法國不得不加入歐洲貨幣體系中。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像法國這樣的政策失敗代表了歐洲左派的境遇。然而，過去的失敗陰影並不是歐洲左派認為「社會主義無法實現」的原因。實際上，今天的外部限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這些限制就是早期政策失敗的後果，現在成了左派政治計劃艱難推行的原因之一。20世紀90年代，財政和貨幣政策激增。受眾多左派政府支持，這些政策將謹慎和紀律引入到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歐元的誕生正是這一階段政策改革的高潮。「更加緊密的聯盟」意味著跨領域監管協調形式的加深，同時限制了國家追求與鄰國不同路徑的能力。從實際情況和憲法角度看，在收入再分配這一核心問題上，有意義的政策分歧變得比以往更加困難。
重新聆聽民眾真實需要
對歐洲左派而言，這帶來了新的困境：它必須決定是在國家層面還是歐洲層面進行運作。如果國家層面的可能性已經被泛歐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扼殺，那麼正確的方式就應是在歐洲層面運作。這是德國社民黨領導層支持的觀點，也是歐洲左派的共同理念。支持者認為，現階段歐盟正對這種理念越發感興趣，比如打擊谷歌、亞馬遜和蘋果等科技巨頭的避稅行為，引入金融交易稅等。然而，與此相反的觀點也擁有眾多擁躉。經濟學家對並行貨幣機制以及如何利用稅收債券幫助國家脫離歐元區表現出了濃厚興趣，他們希望歐元區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創造更多空間。歐洲政策界對於拆除歐元區或其成員的退出也不再持激進立場。
這些討論構成了完全不同且相互競爭的計劃的基礎。政治力量既可以在國家層面，也可以在歐洲層面引導，但不能同時進行。選擇在歐洲層面引導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首先，政策協調在國家層面已經非常困難，在歐洲層面只會更加困難。此外，如果左派政黨執政的國家努力與選民保持密切聯繫，那麼在歐洲層面，分裂和孤立感就會更大。
從歷史上看，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左派產生於歐洲工人的願望與19世紀自由放任主義無法滿足這一願望的對抗現實中。左派思想的孵化來源於長期以來人們想要的和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能夠實現的之間存在的差距。然而，今天的歐洲左派正變得過於孤立，以至於無法了解人們真正想要什麼。鑒於許多領導人物的自滿情緒，目前並不清楚他們是否有興趣尋找問題的答案。當前一系列左派新運動代表其社會的程度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將成為革新左派的途徑。因此，今天左派的問題是如何將以個人主義為主要特徵的社會重新聯繫起來。
歐洲左派不應對社會民主的「黃金時代」充滿懷舊並幻想重塑。時代已截然不同，大眾政治的出現改變了政治制度並引發了新的社會運動。歐洲左派也不應在歐洲層面重現黃金時代，這更像是一個烏托邦幻想。現在的挑戰是將左翼社會和政治思想的復興與現代社會人們的實際需要結合起來。在社會變化所需的基礎之上，從國家層面實施新的政治計劃，以滿足現實需求和願望。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12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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