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日娜：紅樓隔「語」相望冷――蒙語地區《紅樓夢》傳播個案探析

紅樓隔「語」相望冷

――蒙語地區《紅樓夢》傳播個案探析

19世紀初，《紅樓夢》傳入內蒙古卓索圖地區，經過哈斯寶的翻譯改編，以抄本的形式小範圍傳播。其後同一地區的尹湛納希在創作上對《紅樓夢》進行模仿，開啟了蒙古族文人小說的創作。晚清時，阿拉善親王塔旺布魯克札勒在北京琉璃廠書肆購得一部《紅樓夢》抄本，此書傳與其子達理扎雅，由達理扎雅的福晉金允誠負責保管，後捐贈給北京圖書館，此即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傳播，案例不多，但卻開了《紅樓夢》跨語種傳播的先河，也是《紅樓夢》研究史中值得關注的現象。

一、翻譯傳播與評點

大約從18世紀初期開始，蒙譯漢小說大量出現，翻譯採用的底本有滿文、漢文和民間的說書故事。《中國蒙古文古籍總目》記載，蒙譯漢小說多為歷史演義、神魔故事，一些短篇的話本小說，如《今古奇觀》也是翻譯的重點。

《紅樓夢》問世於18世紀中葉，最初以抄本形式小範圍流傳。在蒙語地區最早的傳播記錄是哈斯寶的《新譯紅樓夢》。哈斯寶是19世紀蒙古族著名的文學理論家、翻譯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紅樓夢》研究者和傳播者。他的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詳，根據《新譯紅樓夢》所提供的線索﹐他大致生活在清嘉慶﹑道光年間，家鄉可能是原卓索圖盟（今內蒙古昭烏達盟或遼寧省西部地區）。這一地區經濟文化比較發達，是較早歸附清朝並建立盟旗的地區。哈斯寶曾翻譯過《今古奇觀》，後署「嘉慶火鼠年正月吉日台吉哈斯寶撰」，他所編譯的《七訓書》後亦有「土默特右旗台吉哈斯寶」的署名，可知他出身蒙古貴族，是土默特右旗的台吉。哈斯寶有較高的文學修養，他的譯文和評點是用規範蒙古文即所謂「古典蒙古語」寫成的，翻譯絕少舛誤，文筆有獨特風格，反映出他蒙漢文造詣之深。

《新譯紅樓夢》以抄本存世。學者考證，目前存世的抄本，皆非哈斯寶手書，說明哈斯寶的譯本在蒙語地區有一定的讀者,並且傳抄和閱讀延續了較長的時期。據李福清《中國章回小說與話本的蒙文譯本》一文，《新譯紅樓夢》烏蘭巴托抄本附有序言，註明翻譯於1819年，署名杭布。格日勒圖根據內蒙古圖書館和蒙古國國立圖書館藏本的序言及哈斯寶譯《今古奇觀》後序，推測書序作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譯著亦於是年完成。如果此說成立，則《紅樓夢》在刻印本問世不久，即開始了跨語種傳播，在蒙語地區有了閱讀者和鑒賞者。

《新譯紅樓夢》所依據的版本，也有不同的見解。亦鄰真認為是「嘉道年間流行的程偉元乾隆辛亥（1791）刻本（程甲本）的某一種翻刻本」 ，「可能是王希廉評本，或藤花榭本」。格日勒圖認為藤花榭本的可能性較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哈斯寶的譯文中看不見脂評本的痕迹，他所依據的底本是程刻本。他先是在閱讀《紅樓夢》漢語讀本的過程中，產生對《紅樓夢》的「歡喜愛慕」，稱其作者「文思之深有如大海之水，文章的微妙有如牛毛之細，絡脈貫通，針線交織」，並稱自己是「只從井底窺測星宿」。「凡是寓意深邃，原有來由的話」，「都旁加了圈，中等的佳處，旁加了點。歹人蜜語，則劃線標識。看官由此入門，便會步入深處」。在自己感受《紅樓夢》文字之妙的同時，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深入欣賞理解；由此可見哈斯寶翻譯和傳播《紅樓夢》的心理動機。

哈斯寶的《新譯紅樓夢》實際是作者對《紅樓夢》的重新編寫。他稱自己因「學淺才疏」不能「全譯此書」，便「摘出兩玉之事，縮譯為四十回」。 「此書便是我的另一部《紅樓夢》。未經我加批的全文本則是作者自己的《紅樓夢》。」在哈斯寶的翻譯和評語中，有大量的個人創作，可以說是對《紅樓夢》的一次改編。從這一角度看，這一時期，某些蒙語地區對《紅樓夢》的接受並非文本接受，更多的是對愛情悲劇與家族興衰故事的欣賞。《新譯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傳播，其實更多的是一種「紅樓故事」的傳播。

哈斯寶對《紅樓夢》的譯著，熔鑄著個人的人生感悟。而哈斯寶的《紅樓夢》批語在《紅樓夢》的批評史上可稱獨樹一幟。批評有序、讀法、批語、總錄，可見其對漢語小說和小說批評的熟稔。他在《新譯紅樓夢》第二十回回批中寫道：「此種妙理，若問我是如何悟出的，是讀此書才悟得的，是金人瑞聖嘆氏傳下的。卧則能尋索文義，起則能演述章法的，是聖嘆先生。讀小說稗官能效法聖嘆，且能譯為蒙古文的，是我。我，是誰？施樂齋主人耽墨子哈斯寶。」在《讀法》中提出《紅樓夢》的撰著「是因忠臣義士深受仁主恩澤，唯遇奸佞擋道，讒佞奪位，上不能事主盡忠，下不能濟民行義，無奈之餘寫下這部書來泄恨書憤。」繼承了漢語文學發憤著書的文學傳統，又與《水滸傳》解讀中的「忠義」觀相應。但他又認為作者「雖未能仕君，終不能象庶民一樣聲消跡匿。總會有知者的仁人君子，——於是有自悲自愧的頑石由仙人引至人間出世。你們雖然蒙蔽人主，使我坎坷不遇，但皇恩於我深厚，我至死矢不易志，——於是有黛玉懷著不移如一的深情死去。這一部書的真正關鍵就在於此。」以為愛情悲劇的背後，蘊含了深厚的命意。這種解讀，也是人們對《紅樓夢》的一種接受。

哈斯寶的《新譯紅樓夢》及其在蒙語地區的傳播，經歷漢語文本閱讀賞析、翻譯改編評點、抄閱傳送的傳播過程，傳播的版本為程刻本，時間大致從19世紀前期至20世紀初。1975年，內蒙古大學蒙文系以內蒙古圖書館1867年抄本為底本出版了《新譯紅樓夢》的影印本。1979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亦鄰真譯的《回批》的漢語版，哈斯寶的《紅樓夢》評論也成為當代紅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文本閱讀與創作模仿

哈斯寶之後，卓索圖地區出現了一個《紅樓夢》的閱讀群體，即尹湛納希（1837－1892）、古拉蘭薩和貢納楚克兄弟。

尹湛納希是蒙古族近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也是清代蒙漢文化交流的傑出代表。他生於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今遼寧省北票縣）的貴族世家，其父協理台吉旺欽巴拉是成吉思汗二十七代孫。尹湛納希創作了蒙古族文學史上第一批長篇小說《青史演義》、《一層樓》、《泣紅亭》、《紅運淚》等。其中，《一層樓》和《泣紅亭》是蒙古族文學史中，最早由文人獨創和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二書以璞玉和爐梅、琴默、聖如等人的愛情婚姻故事為主線，反映了當時的蒙古社會生活。小說的結構和人物設置明顯受到《紅樓夢》的影響。

在《一層樓》序中，尹湛納希寫道：「因發情思之重，一至續書舊夢矣。曩昔曹雪芹著《紅樓夢》一書，予觀其中，悲歡離合，緣結三生，論神明誨醒冥頑之道，嘻笑怒罵，表身百千，說菩提摩訶救世之法，新奇翻波，無窮纏綿合盤托出矣。故余斂彼等之芳魂，述吾心之蒙念，繪散花於短章，不設一絲綺語，濡墨揮毫，萬言不可盡也」。與《紅樓夢》「大旨談情」可謂一脈相承。《一層樓》明序又說：「本書原無惡媳奸妾之弊，亦無家政內專之失，此其所以略不同於《紅樓夢》耳。然琴、爐二人之心不殊釵黛，而璞玉獨戀之意無異於寶玉。況因老太太、金夫人之議，兩相分拆，至令璞玉至佳偶虛如望梅者，又何別乎賈母、鳳姐之合謀而使寶、黛之良緣幻若畫餅者哉？」進一步點明了本書對《紅樓夢》愛情婚姻故事一線的模仿學習。主人公賁璞玉通曉漢學，追求愛情和個性解放。爐梅、琴默和聖如等也都有較高的漢學修養，在他們的身上，寄寓了作者對漢文化的追慕和對蒙古族青年的期望。作品不同於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說，賁府亦稱忠信府，是當時蒙古族貴族家庭的寫照。雖然二書最終是才子佳人式的大團圓，悲劇終歸變為喜劇，但卻具有濃厚的時代性和民族性，也有較強的寫實精神。他在創作上對《紅樓夢》的模擬，開創了蒙古族文學創作的新時代。

尹湛納希精通蒙、漢、滿、藏文，曾經創作中篇小說《夢紅樓夢》（又題《三妙傳》），書寫寶黛二人暗中偷情之事，與《紅樓夢》續書相似，格調不高。

古拉蘭薩的的詩歌創作中也有譯「紅」和仿「紅」之作。據額爾敦陶克陶《近代蒙古族著名文學家》和趙永銑《論古拉蘭薩詩歌創作及其地位》，古拉蘭薩的詩詞中有六首譯自《紅樓夢》，分別是《題侍女》（賈雨村「未卜三生願」）、《題明月》（賈雨村「時逢三五便團圓」）、《瘋僧吟詠的詩》（瘋僧對英蓮所歌「嬌生慣養笑你痴」）、《瘋僧吟詠不雅之詞》（《好了歌》）、《釋不雅之詞》（《好了歌解》）、《之詩詞》（《青埂峰頑石偈》《題石頭記》）。這些詩歌基本上出現在《紅樓夢》的第一回，或許古拉蘭薩有從第一回開始翻譯的意圖。但有學者認為，古拉蘭薩的翻譯，不如《新譯紅樓夢》準確、精鍊。

古拉蘭薩的詩歌中也有仿紅之作。《黃菊》、《白菊》二詩，似乎有《紅樓夢》中菊花題詠的影子，《醒世歌》則明顯沿襲《紅樓夢》。其中寫到：「野花蓋滿大荒，破磚曠野遍躺，傾破庭院空蕩蕩，當年曾作歌舞場。美人云集閃珠光，深閨飄溢脂粉香，院外紅黃蟒袍人成幫。早穿舊衫心寒愴，晚著莽袍又嫌長，黃金家族貴公子，逃出朱門淪落煙花巷。千百奴僕滿院忙，誰料定一朝散去全消亡。你方唱罷我登場，迴旋翻轉恰似巧把大戲唱。」詩歌之意明顯源自《紅樓夢》中甄士隱對《好了歌》的解釋，同時，也融入了對蒙古貴族家庭興衰的感概。古拉蘭薩對《紅樓夢》詩歌「自覺進行模仿」，開創了「民族詩歌新形式」。

尹湛納希的兄長貢納楚克也是一位《紅樓夢》的愛好者。他曾作有《讀偶感》，其中寫道：「知我者何以稀少，惟我傾慕賦詩稿，長夢奇聞誰曾知，紅樓石頭愁腸繞」。詩歌抒發自己在閱讀《紅樓夢》時驚奇而悲哀的感觸，慨嘆知音難覓，似乎有《石頭記》題解「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之意。

尹湛納希之父旺欽巴拉精通滿漢文，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他還是一點陣圖書珍藏家，生前搜集了大量蒙、漢、藏、滿文圖書。從尹湛納希兄弟三人的文學創作可以看出，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忠信府曾經藏有漢文版的《紅樓夢》，兄弟之間互相傳看，並受其啟發，進行文學創作。古拉蘭薩、貢納楚克和嵩威丹精等人的雜記中也有不少錄自《新譯》中的詩句」,可知尹湛納希兄弟或者讀過《新譯》。

《紅樓夢》在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忠信王府的傳播，延續了卓索圖地區《紅樓夢》閱讀的傳統。同時也說明，在最初的翻譯傳播之後，《紅樓夢》開始從藝術上影響了蒙古族的文學創作，對蒙古族長篇小說和詩文創作皆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抄本收藏與賞讀

除東部的卓索圖盟地區外，內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區也有《紅樓夢》傳播的個案，即「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的收藏。《蒙古王府本石頭記》，亦稱「蒙府本」、「王府本」、「脂蒙本」、「蒙古王府藏石頭記」，原書藏國家圖書館。書共一百二十回，十二卷。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字跡不同，「顯為後加補抄」。學者考察，《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的回目來自於早期脂評系統，抄補的第五十七至六十二回的回目與後四十回回目均來自於程甲本。 「蒙府本」的側批與「脂批」有明顯不同，批評時間當晚於脂批。 「蒙府本」在所錄底本和「墨筆側批」兩個方面均有獨特的研究價值，是《紅樓夢》抄本中比較重要的本子。

阿拉善蒙古地區處於清代阿拉善政府所在地定遠營，地處賀蘭山北麓，是塞外重鎮，有「小北京」之稱。「定遠營和王府中，市民的住宅和街道的布置上，均仿照北平城的樣式。特別是西花園一帶，在貢桑珠爾默特執政時期，建有荷花池」，還建有「開闊寬敞花園，栽種名花異草，培植各種果樹，供作王公貴族遊憩宴樂之所。」阿拉善蒙古正式入編清廷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政府為了加強對阿拉善蒙古的統治，也採用了聯姻的措施。清皇家與阿拉善蒙古貴族互相嫁娶，世代聯姻，從未間斷。「從康熙後期和羅理之子阿寶被指為皇家額駙之後，至清末，每一代扎薩克王都與皇家結親，共七代人。」至1925年（民國十四年），塔旺布里甲拉之子達理札雅娶載濤之女金允誠。這種聯姻制度，使阿拉善蒙古地區與京城的政治文化聯繫日益密切。阿拉善王公在京城有府第，有的在京任職，姻親之間亦互有往來，使得這一地區的蒙古王公漢化的傾向日濃。

關於「蒙府本」的由來，以往多以為是北京圖書館于于琉璃廠中國書店購得。現在可知，本書的收藏者是是內蒙古阿拉善衛拉特部第八代扎薩克和碩親王塔旺布魯克札勒（塔王），塔王購買這部《石頭記》舊抄本的時間是「晚清時期」。其後人達王夫婦雅愛漢學，是內蒙古近現代史上對祖國對人民作出重要貢獻的蒙古族歷史人物。書由他的嫡福晉金允誠負責保管。

塔王在世時，即經常住在北平。而據達王的女兒達銳女士回憶，她的父親達王長期居於北京，親人交流以漢語為主，基本上不會蒙語。母親金允誠精通文藝，創作有大量詩詞作品，因而能夠跨越文化隔膜，賞閱作品。據家人回憶，金女士對此書非常珍愛，時常翻閱。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的收藏，豐富了《紅樓夢》在蒙語地區閱讀、接受與傳播的記錄。從塔王購買，到達王夫婦尤其是金允誠女士的閱讀鑒賞，使《紅樓夢》在蒙語地區擁有了女性讀者，也有了抄本收藏的記載。

四、《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傳播特點

以上《紅樓夢》在蒙語地區傳播的三個個案，包括文學翻譯與批評、文本閱讀與創作模仿、私家收藏與賞讀，在《紅樓夢》跨語種傳播的案例中，均有一定的代表性。從總體上說，有以下四個特點：

其一，蒙語地區《紅樓夢》的傳播與接受以手錄筆抄為主，傳播範圍有限。清代的蒙譯漢小說大多以抄本形式存世，《紅樓夢》也不例外。哈斯寶的《新譯紅樓夢》未見刻本，現存的本子均為抄本。尹湛納希的仿紅之作，最初也是以抄本形式流傳和收藏，知者甚少。至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才由開魯蒙文書社出版。阿拉善地區的《紅樓夢》傳入文本亦為抄本，也未進行地區傳播。

這種手抄筆錄的形式，限定了《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讀者範圍。就現有的資料看，《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讀者，主要集中於蒙古貴族階層，哈斯寶、尹湛納希兄弟和達王夫婦都是文化水平較高的蒙古貴族。他們不僅是《紅樓夢》的接受者，也是傳播者。

其二，蒙語地區《紅樓夢》的傳播與接受不具備商業屬性，有非功利性的特點。

蒙語地區《紅樓夢》的閱讀、接受，沒有經過商業性的生產流通環節，也非由官方主導。清朝蒙古族的漢語水平大多不高，蒙漢之間的文學交流，需要一定的媒介。清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機構中均有譯館，蒙古文翻譯科始於雍正九年（1731），最初由鄉試、會試選擇翻譯官，但蒙古文翻譯應試寥寥。嘉慶八年（1803）因應試不足停試。官方翻譯的文字多為儒家經典、辭典等文獻，通俗文學的翻譯傳播主要為民間自發。形式以民間說唱為主，內容主要是講史和英雄傳奇故事。隨著蒙漢之間文化交流的加強，蒙古族文人、官員精通漢文的人數在不斷增加，《紅樓夢》等長篇小說在文人中間有了一定影響。但由於受眾較少，其傳播並不具備商業化的條件。

這種傳播方式，使得蒙語地區《紅樓夢》的傳播具有較高的文學品質，無論是文學鑒賞批評還是仿寫，都可稱經典，收藏的版本也比較精良；但同時，它也限制了《紅樓夢》在大眾層面的傳播交流。

其三，蒙語地區《紅樓夢》的傳播以故事傳播為主。哈斯寶的《新譯紅樓夢》以百二十回的程刻本為底本，翻譯傾向於對愛情悲劇的演繹，並將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理解為正邪善惡之間的矛盾衝突，與之無關的人物情節皆被減省掉。這樣的改動，有利於《紅樓夢》故事的跨文化、跨語種傳播；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接受者對《紅樓夢》文本的欣賞閱讀。尹湛納希兄弟接觸過《新譯紅樓夢》，但從其兄弟古拉蘭薩和貢納楚克的詩歌創作看，他們讀過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尹湛納希的仿紅之作，接受的亦是《紅樓夢》的愛情主線，而其《一層樓》、《泣紅亭》中的「團圓」、《夢紅樓夢》對寶黛「偷情」的描寫，亦可看出作者對愛情完美的嚮往。

值得關注的是《蒙古王府本石頭記》。雖然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抄手顯然不同，但全書情節完整，可以看出收藏者對《紅樓夢》故事完整的重視。在百二十回刻本已經流行的情況下，《蒙古王府本石頭記》以抄本的形式流通，一方面體現了王府對精良版本的收藏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購買者完整閱讀紅樓故事的一種心理需求。

這種故事傳播在蒙語地區並沒有達到大範圍的普及。對普通民眾而言，寶黛釵之間朦朧的感情發展、大家族的興衰聚散，與蒙古民族自身的愛情表達和社會形態有一定的隔膜，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紅樓夢》故事在蒙語地區的普及。

其四，《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傳播與漢語的接受水平有密切的關係。《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的古典詩詞，同作品的情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起到了預示故事結局、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作用。翻譯成其他文字時很難達到完美的境界。

就現有的資料看，《紅樓夢》的閱讀與傳播個案，無不與閱讀者的漢語水平相關。當時內蒙古卓索圖盟、昭烏達盟與哲里木盟因離京都不遠，居於中原邊界，受漢文化的影響較大，出現了許多蒙漢精通的學者。《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傳播，正是在這個大前提下出現的。

可以說，《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傳播，影響了蒙古族的知識階層，也影響了蒙古族文學史的書寫。但與漢語地區的「紅樓熱」相比，《紅樓夢》在蒙語地區的傳播與接受還是相對冷落。《紅樓》隔「語」相望冷，作為一部盡善盡美的偉大作品，《紅樓夢》在翻譯傳播中確實遇到很多難題。西班牙語版《紅樓夢》的譯者趙振江在談到《紅樓夢》詩文的翻譯時說，「你只有自己根據它那個意思，根據詩人當時那個心情，你寫一首詩，這首詩既是原詩又不是原詩，可以看做翻譯家的再創作。」這是《紅樓夢》翻譯中難以克服的難題，也是《紅樓夢》跨語種傳播中不易克服的障礙。

本文原載於《紅樓夢學刊》，2015年06期

作者介紹

莎日娜，蒙古族，內蒙古呼和浩特人，文學博士，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研究方向為元明清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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