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蘇交惡下的邊境小城：很多人認為戰爭打不起來

作者：李廣厚 劉璞元 姚素芳 李響

原題：《中蘇交惡下的邊境小城》

中蘇兩國關係發展到1969年走到最危險的地步，戰爭一觸即發。3月2日，蘇聯邊防軍侵入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打死打傷中方邊防人員多人，中方被迫自衛還擊，雙方發生武裝衝突。196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說：「我們要準備打仗」，矛頭直指蘇聯。10月18日，林彪口授了四條緊急戰備指示，隨後被整理成「林副主席指示（一號命令）」，迅速傳達到全軍各大單位。

林彪的「一號命令」本來是保密的，但在「文革」那個特殊的時期，許多秘密是保不住的，即使是軍事秘密。有的革委會主任向地方作了傳達，很快，林彪的「緊急指示」被連夜刷成大字報貼到街上，群眾慌了，有個別省鬧得很厲害。

位於黑龍江畔、中蘇邊境的黑河地區首當其衝。黑河地處東北邊陲，以黑龍江主航道中心為界，與蘇聯阿穆爾州首府布拉戈維申斯克隔江相望，兩岸最近處僅700多米，是中俄4300多公裡邊境線上一對距離最近的城市。雖然當地很多人認為戰爭打不起來，但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中，在林彪「一號命令」的指示下，位於邊境線上的黑河地區要響應號召，機關幹部舉家搬遷是一個不得不執行的任務。黑河鎮內一些居民、愛輝縣農村的一些農戶也紛紛向內地投親靠友自行疏散，人心惶惶。本刊記者採訪了戰備撤退的幾位親歷者，講述當年的世相百態。

姚素芳：「老毛子」亦敵亦友，是一個關係複雜的近鄰

現年78歲的姚素芳回憶，1969年，她所居住的邊境小城黑河的街頭巷尾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老毛子又要打過來了。」

「老毛子」原是黑龍江地區對沙俄侵略者的貶稱。黑河對岸的布拉戈維申斯克，俄語意為「報喜城」，那裡本是中國領土，原名海蘭泡，1900年，沙俄製造「海蘭泡慘案」，將當地5000多中國人驅趕至江中屠殺殆盡，僅有幾十名百姓僥倖泅到對岸的黑河地區。從那時起，「老毛子」這個稱呼在黑河地區始終延用，無論對岸的人是 「蘇聯老大哥」還是「蘇修」，黑河人一直叫他們「老毛子」，感情色彩並不明確。據姚素芳介紹，黑河的許多方言都來自於俄語辭彙，衣著、飲食習慣也受俄羅斯深刻影響。

20世紀60年代，黑河多次遭遇蘇聯方面的挑釁和襲擾，從1965年就開始，蘇聯直升飛機先後十餘次侵入黑河上空，汽艇、炮艇多次非法越境，1968至1969年，蘇聯部隊甚至幾次越境綁架中國公民。然而，黑河百姓對於蘇聯的這些襲擾行為可以說「習慣了」，在姚素芳童年的記憶中，「他們（蘇聯人）過來搶東西簡直太隨便了，小時候我家就住在江邊，一旦聽見江上響起汽艇的隆隆聲，就知道老毛子又來了，家人就趕緊躲起來，等到老毛子搶了東西走掉才敢出來，他們主要搶雞、鴨、豬等牲口，老毛子那邊好像很缺吃的。另外，年輕婦女一定得藏好，老毛子奸淫擄掠無惡不作。抗日戰爭後期，蘇聯紅軍來攻打日本關東軍時，黑河百姓主要提防的是蘇聯紅軍，而不是日本鬼子。」

對於黑河人來說，很難說「老毛子」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只能說，他是一個關係複雜的鄰居。

地委幹部不想撤也得撤，不是地委幹部想撤也必須留

1969年3月，在黑河南部的珍寶島上，中蘇發生了武裝衝突，一時間，全國盛傳著「蘇修亡我之心不死」，掀起戰備高潮。姚素芳的大女兒於靜參與了「人防工程」建設，她回憶：「當時我正在上中學，黑河地區響應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學生們都要參加挖地道，挖地道無人指揮，哪裡可以挖，哪裡不能挖，大家都不懂，就是按照命令拿著鐵鍬滿城隨便挖，有的單位把辦公樓的地基都挖壞了，造成房屋的倒塌和斷裂。」

1969年秋，根據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提出的「我們要準備打仗」的指示和林彪的「一號命令」，黑河地區革委會由黑河鎮遷至黑龍江省內地城市北安，地區直屬機關家屬遷至龍鎮農場。當時姚素芳36歲，家中有一個年邁的姑媽和三個孩子，她回憶到：

1969年時正是「文革」時期，地委書記及整個領導班子都被打成「走資派」，另成立了革委會領導地方事務，原地委直屬機關單位也都撤消了，按行業整合，成立了5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我原在工業部門工作,被分到第四學習班，工作都不幹了，整天就是搞政治學習，以及成立各種「專案組」清查幹部等等。

同年秋天，地革委通知，邊境進入戰備狀態，五個學習班要整體搬遷到龍鎮農場，讓我們回家收拾東西。我老伴于震江當時不在黑河，他是黑龍江日報社駐黑河記者站的站長，「文革」開始後被調回哈爾濱的總社，也是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隔幾個星期才能回一次家。一聽說要搬遷，我心裡很發愁，老伴不在家，家裡上有一個年邁的姑媽，下有三個孩子：大姑娘15歲，二姑娘12歲，兒子只有7歲。老人孩子都經不起折騰，我並不想搬遷，但地委下了命令，非搬不可。既然如此，也只好趕緊收拾東西，畢竟，我在江邊長大，從小就有體會，老毛子很野蠻，真要打過來，老百姓肯定遭殃。

李廣厚是于震江、姚素芳夫婦多年的朋友，他原是《黑河日報》記者，「文革」開始後，報社最先受到衝擊，他被安排到「毛澤東思想第五學習班」，1969年，他也接到通知準備搬家。他回憶：

當時的黑河行政區劃分為黑河地區、愛輝縣、黑河鎮三個級別，按照地革委規定，地革委及其直屬五大學習班的機關幹部必須搬走，而愛輝縣職工要留守本地不許擅離崗位。因此我可以搬，但我愛人不能搬，她在副食品商店工作，是縣屬單位。於是我們商量決定，我帶上兩個大兒子搬走，我愛人帶著還在吃奶的小兒子留在黑河。

我愛人留在黑河後，被黑河軍分區抽調，參加「動遷辦公室」，負責動員「危險分子」搬遷。哪些人是「危險分子」呢，比如「右派」，比如中俄混血的人——我們習慣叫做「二毛子」。當時的說法是，一旦打起來，這些人都是容易「投敵」的，不搬的話動員甚至強迫他們搬，不過基本沒有強迫搬遷的情況，這些人本來就很擔心自己的「政治歷史問題」，地革委說要讓他們搬，哪敢不服從。

地革委專門成立了一個「搬家辦」，提前通知各戶收拾東西待命，幾天之後派人開了大卡車過來搬運。黑河到北安的公路上，每天都有卡車車隊，浩浩蕩蕩。不久之後，整個黑河機關幹部人家都搬走了，空出很多房子，一到晚上，街上空空如也，那時也沒有幾盞路燈，一派肅殺恐怖的氣氛。

那時的人家都比較貧窮，沒什麼家當，一輛卡車裝一家的全部東西綽綽有餘。人們都很節省，不僅搬走全部傢具，連煤和木頭柈子（即柴火）都拉上了，畢竟家裡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木頭柈子確實算得上財產的一部分。

龍鎮是個很小的勞改農場，沒有足夠的房屋，為了安置大批黑河搬遷過來的人家，只好把原來勞改人員的泥草房騰出來，這種房子透風漏雨，搬到那裡的兩年生活非常艱苦。

姚素芳對龍鎮的艱苦生活體會更深：

到龍鎮一看，農場空出來的房子原來是給勞改犯人住的，屋內沒地板，土地露在外面，整個房間沒有隔斷，進門就是一個大通炕，旁邊有簡單的灶台。我帶著姑媽和三個孩子，一家五口睡在一個大通炕上，搬去不久就入冬了，凍得要命。

房子背面是一大片荒地，再遠處是墳地，到晚上還有狼出沒，嚇得我們根本不敢出門。兩個姑娘到龍鎮後都轉學併入龍鎮農場的學校，上學要走十幾里路，途中還要經過那片荒地，當時兒子7歲了按理說應該上學，但是他太小，沒法徒步走那麼遠，只好先不上學在家由我姑媽照看，直到9歲搬回黑河才上學。

姚素芳的二女兒於岩回憶說：龍鎮農場的中學是個非常小的學校，一個班也就十幾個人，我們黑河地委幹部的子女一下子全轉學過去，把那個小學校都脹滿了，班裡擠滿了學生。

姚素芳說：最要命的是搬去龍鎮後，各家各戶的孩子都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癥狀，我家二姑娘沒事，大姑娘和小兒子身上長滿膿包，開始只是起些小疙瘩，後來越長越大，又疼又癢，孩子難受得整宿折騰，睡不著覺。搬到龍鎮不久，我又調往黑河地革委工作，革委當時是在北安，不在龍鎮，所以我每周一至周六要在北安上班，周日回龍鎮，當時我老伴在哈爾濱參加學習班，一家老小三地分居，那段日子過的很不容易。

就在姚素芳、李廣厚等地委幹部為背井離鄉感到痛苦時，被這次搬遷行動排斥在外的百姓懷著十分擔憂的心情抱怨：「地委的幹部都跑了，把人民留下來打人民戰爭。」當年黑河雷鋒小學的喬老師就是其中之一，她回憶：

（戰備搬遷前夕）學校的學生每天都在減少，家裡有點門路的都把孩子送出黑河了，後來學校都沒幾個孩子了，就把班級合併了，我還在堅持給這些孩子上課。好多鄰居跟我說，就算你走不了，也好歹把自己家孩子送出去，可我往哪送呢，我家在內地幾乎沒有什麼親戚。我的兩個孩子當時都很小，在上小學，後來我囑咐孩子們，萬一打起來，媽媽得到學校組織疏散，你們就跟著鄰居的叔叔大爺跑，等打完了再回來找爸爸媽媽。我給孩子們打了行李包，告訴他們一旦打起來了就帶著行李趕緊跑。

1969年6月18日，愛輝縣成立戰備領導小組，縣革委會主任李光弟任組長，李光弟經常發表講話，安撫愛輝縣的職工，讓我們不要跟地區幹部攀比，安心留守在工作崗位上。可是大家心裡怎麼能平衡呢，當時人們都說，黑河地委幹部連家禽和柴火都裝上卡車帶走了，咱愛輝縣的職工和家屬還不如地區幹部家的雞鴨豬狗。

是受戰爭形勢所迫，還是遵從領導號令？

在喬老師的丈夫劉璞元看來，恐慌是大可不必的，他認為仗打不起來：

1965年，我32歲，調往中共黑河地委，因任地委書記王釗的秘書，「文革」中成了「保皇派」。1969年，我被派往黑河北部的呼瑪縣參加整黨宣傳隊，剛調去一個多月，黑河就掀起備戰撤退高潮，地革委發來通知，夫妻雙方都是地委幹部的，趕緊回去搬家，一方是縣委直屬的，就地留守。整黨宣傳隊的幹部幾乎全是屬於前一種情況，他們接到通知馬上就回黑河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公社。因為我愛人是愛輝縣管轄的小學老師，我家是不能搬的。

我留守期間，公社在上級統一領導下，領著各個大隊的農民到山裡建「小三線」，即戰略後方，要設在不太好找的地方，一旦打起來了，老百姓就撤到那裡。農民根本沒心思搞三線， 那時正是秋天，小麥還在地里等著收割，農民也就是應付一陣，在山裡搭幾個窩棚建幾個地灶。當地人似乎不在乎蘇聯人打不打過來，老一輩人1900年都經歷過「庚子俄難」，老毛子一走一過無非是搶些東西，邊境的百姓對所謂「戰爭」習以為常，都覺得就算打起來日子還是照樣過，犯不著為了建三線耽誤了收莊稼。

我當時認為，仗是打不起來的，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說明要打仗，都說蘇聯在邊境布置重兵，哪裡看得見，恐怕都是謠傳。1979年那次備戰比1969年傳的還嚴重，也不過是虛驚一場，還鬧了不少笑話，有一次蘇聯那邊幾台拖拉機犁完地拉到江邊洗刷，被黑河這邊「偵察」到了，報告說蘇聯方面四台坦克已抵達邊境，用望遠鏡仔細一看竟然是拖拉機。1969年備戰期間也傳出了不少捕風捉影的傳言。

現在再來看那次戰備搬遷，與其說是戰爭形勢逼的，不如說是上層命令導致的，是林彪發出了「一號命令」，指示全軍進入戰備狀態，命令層層下達，到了基層就演變成一場大搬遷。「九?一三」事件後，「一號命令」成了林彪的罪狀之一，說是他背著毛主席搞的「篡黨奪權的預演」，但後來的研究已經證實，林彪發出戰備指示毛澤東是知情的。

李廣厚與劉璞元持相近的看法，他回憶說：

當時我和一些同事聊天，大家都認為，仗打不起來，我們認為這次搬遷是內政外交的需要，從外交上看，中蘇兩國交惡，備戰是國家決策，搬遷的命令是省里下來的，省里自然也是接受了中央的命令，不管是不是真的要打起來，我們都得搬；從內政上看，當時國內「文革」搞的非常嚴重，工作也不幹了，課也不上了，整天搞運動、搞鬥爭，斗的人心都散了，備戰成了凝聚人心的一種手段。

黑河地革委從黑河搬到北安，後來又認為北安不安全，搬到嫩江。據劉璞元回憶，1971年2月28日，地區直屬機關部分黨員幹部給省委上書，反映黑河地區機關搬了兩次家，「國家受損失，工作受影響，干群意見大」的情況，要求黑河地委搬回原駐地。劉璞元在查閱地區史過程中發現了這封信：北安、嫩江遠離邊境，一旦戰爭開始，地委難以指導邊境戰事……地委移駐嫩江，搬遷安置花費1500萬元，需要黑河地區干幾年才能填補開支，對地區工作會有很大影響，回黑河有利於節省開支。請省委派人調查，及早決策。

省委很快批複，要求黑河地委搬回黑河，1972年後，地委機關陸續又搬了回來。劉璞元認為，這次戰備搬遷實際是一次錯誤的決策，「折騰這麼一趟，勞民傷財」。

姚素芳一家回到黑河後，發現原來的住房已經被人佔領，一家老小隻得分散地寄居在親戚家裡，直到單位再次分房才得以團聚。原來，戰備期間很多留在本地的人趁機「串房」。那時的房子都是公家的，私人沒有產權，機關幹部「逃跑」之後，空下的大量房屋被默認為公用的無主房，留守的人看哪間好就撬鎖進去，把自己家搬過來。據劉璞元回憶：「趁戰備期間串房沒人指責，反正大家都這麼干。但是我沒有串房，雖然我們家的房子在棚戶區，很小很破舊。戰備結束後，很多人說我傻，既不跑，也沒趁機撈個好房子。1972年，搬遷居民陸續回黑河了，原來的房子都被佔了，政府只好又重新蓋了一批房子。於是也有人說，備戰搬家也不是白折騰，無論是留守的還是搬走的，最後都落了一套新房子。」

在姚素芳二女兒於岩童年的回憶中，黑河的王肅公園在1969年戰備之前有多種動物可參觀，兩次戰備過程中，猴子、孔雀等小型動物被送到外地動物園「避難」，再沒送回來，大型動物如黑熊、狍子等，則被就地宰殺。從此以後這座公園的生氣再沒恢復過來。王肅公園的變遷是黑河地區各項產業的縮影，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蘇兩國之間政治對立、軍事對峙，黑河居民兩次撤退內遷又遷回，不安定的環境和氛圍嚴重阻礙了發展。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中蘇關係再次緊張，黑河地區進行了第二次戰備搬遷，那一次搬遷的損失比1969年更大，疏散人口最多的黑河鎮45天內共領取糧票430萬斤，超出正常量的4倍，鎮內居民養豬由1535頭下降到550頭，鎮內出現大量居民領取存款、領取糧票、殺豬宰雞的混亂現象。

20世紀80年代以前，站在黑龍江江心島上眺望兩岸，可以明顯地看出江北蘇聯高樓大廈煙囪林立，而江南中國一派蕭條，這種局面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扭轉，隨著蘇聯解體和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兩岸的面貌幾乎完全調換了位置。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