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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明清時期與壽寧有關的名人,看看你知道幾個?

福安穆陽獅子岩張蔚然徐?題刻(圖片來自「山閑白雲老」博客)

清代刻本徐?《紅雨樓題跋》

崔世召《問月樓集》

寧德西山現存崔世召「枕流」題刻

張伯行畫像

壽寧縣地處福建東北部,介乎閩浙兩省之間,自古民淳俗厚,山水獨特。明代黃仲昭《八閩通志》記曰:「(壽寧)民多務本而少逐末,恆知節儉而簡於禮義」,但因為建縣較晚,交通閉塞,地瘠民貧,「其地山高水寒,惟宜稻而不宜桑麻。」科舉人文遠遜於閩東沿海縣份。明代馮夢龍在《壽寧待志》中感嘆萬千:「學校雖設,讀書者少。自設縣至今,科第斬然。經書而外,典籍寥寥,書賈亦絕無至者。」倒是符合實情!戊戌開春以來,我因為訪友及其他緣故,三客鰲陽,歷武曲、斜灘、南陽、清源諸鄉鎮,和《鄉土壽寧》的作者一樣,感覺到的是「那地方很美,但很荒野,到處是山,山外還是山,沒完沒了的山」,同樣也有快樂與收穫:「偌大的村莊,悠久的歷史,特有的風物,淳樸的民風,如煙的往事」,對於「這純凈的鄉土」,我又能為她做點什麼呢?於是整理手頭保存的部分資料,發現了不少古代名人在壽寧留下的筆墨,特此公諸於眾,也算是對充實地方人文盡以綿薄之力。

徐?

崇禎七年(1634年)六月,蘇州名士馮夢龍由直隸丹徒訓導升任壽寧知縣,在任期間,他與閩中徐 、曹學佺等名士結為文友,且多有書信交往,特別是與徐?,更是交下深厚的友誼。

徐?,據清人郭柏蒼、楊浚《全閩明詩傳·卷四十》:「徐?,字惟起,一字興公。閩縣人,萬曆間布衣,有《鰲峰集》。」他是明末著名詩人、藏書家。萬曆中,文名聞於天下,與曹學佺、謝肇淛同為閩中詩壇領袖,明人朱謀瑋《枳園集》對之評價甚高:「興公著作總一脫草,橫行海內。」平生以布衣終,著述甚豐。

上海圖書館珍藏有徐興公《紅雨樓文集》《鰲峰文集》手抄本,為徐?生前重要著作,且是海內孤本,根據這兩種文集記載可知,徐、馮之間的認識,是在崇禎八年(1635年)乙亥,作者「浪遊建州,而先生新拜壽寧令,赴大府期會」,二人在建州的一座寺院不期而遇,「彼此投刺,交相重而交相賞也。」此後的一年時間裡,徐?屢次致函,互吐衷腸。在這兩種文集中,共保存有《壽寧馮父母詩序》一篇、《寄馮壽寧》書信二札,這些資料已被省內馮夢龍研究學者發現並向文史界公布,但很多人還不知道,《鰲峰文集》中還有一篇與壽寧清官有關的序文,有著同樣重要的文史價值。

這篇《壽寧邑侯周公膺獎序》,是在崇禎初年,徐?應壽寧縣學庠生范廷鑒之請,為知縣周良翰所撰。通讀全文可知,周良翰在壽寧任職期間關心民瘼,政績昭著,縣城「城門頹廢,侯修葺之;水壩崩圮,侯改築之。」對於讀書人,周知縣也是敬愛有加:「邑多讀書人,執經問難,侯端冕而禮之,銜其文藝而甲乙品藻之,邑人士無不沐休風也。」在序文中,徐?對周知縣的作為予以肯定:「其所利賴於寧邑且百世矣,侯之德政,章章若是,宛然有鳴弦垂簾之風」,短短一年時間裡,「士欹於途,民歌於市,農歌於野」,因此也得到上司的嘉獎。

對於有「鳴弦垂簾之風」的周良翰,地方志又是作何記載呢?查閱清康熙版趙廷璣主修《壽寧縣誌》,在卷四《官守》記載:「天啟年任,周良翰,湖廣武陵人,舉人。」但在《宦績》中沒有立傳。徐?的序文或多或少會有頌德之諛言,但周良翰對地方的建樹卻是可以肯定的。既然符合條件,趙廷璣卻為何沒有為之立傳。帶著這一疑惑,筆者在馮夢龍《壽寧待志》中找到了答案。

《壽寧待志》卷下《官司》提到了周良翰解任的原因:「周良翰,湖廣常德府武陵縣人。繇舉人於天啟六年任,崇禎四年以儒生鼓噪解任,轉江西王府。二月,延平府通判朱鉞代署。」離周良翰解任僅有三年時間的馮夢龍,對儒生「鼓噪」而去的隱情必然熟知,在周良翰的條目下,他又留下了一段按語,為之大鳴不平:「周侯疆力任事,以鋤豪殲猾為主,清預支,禁越訴,令出必遂,吏畏民懷,嘗於除夜聞庫中聲鬧,潛出聽之,乃庫吏負人錢而啟鑰分償也。視故封,多有以錢代銀者。於是,重責此吏,而收藏於衙,自管出入,支解以時,上台皆聞其能。俸滿六年,為不肖子衿所累,悲夫!」

由此可見,周良翰是一位「吏畏民懷」的好官,在政治黑暗、風雨飄搖的明朝末年,卻因某些縣學生員的為虎作倀,被迫離任。當我們為馮夢龍、徐?執董狐直筆而由衷折服的時候,也為壽寧有范廷鑒這樣正直的讀書人而欽佩不已,馮夢龍《壽寧待志》在「鄉賓」條目,就提到了包括范廷鑒在內的五個讀書人,認為他們的品德,「可備將來之舉者」。

崔世召

在閩東文壇,寧德人崔世召是繼唐薛令之、南宋謝翱、明初張以寧之後,最有成就的一位詩人。他風格近於唐人,且文采與風骨兼具,深得「晉安派」徐勃、曹學佺、謝肇淛三位領軍人物的稱許與推崇,且交誼甚篤。與好友徐勃一樣,崔世召對壽寧的地方官員可謂情有獨鍾,在他早年的詩文集《問月樓文集》中,也保存有一篇歌頌壽寧廉吏的文章。

《問月樓集》四卷,是崔世召存世的兩種著作之一,刻本現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為海內絕無僅有,屢經周折,於2018年春,由鄉賢楊鑒生博士複印回國。《問月樓集》分《詩》二卷,《文》一卷,《啟》一卷。《蔣壽寧誕日序》保存於《文》一卷中,是崔世召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為好友蔣誥生日所做賀文。這篇賀文將近一千字,洋洋洒洒,講述了蔣誥在壽寧擔任地方官期間的良好作風,夾雜著二人之間深厚交情的描寫,文字輕快活潑,讀來倍感親切。

蔣誥,據康熙版《壽寧縣誌·卷之四·官守志》:「萬曆年任,蔣誥,廣西灌陽人,舉人。」《宦績》無傳。

馮夢龍《壽寧待志》中卻對蔣誥在地方的治績煞費筆墨:「蔣誥,廣西桂林府金州灌陽人。繇舉人於萬曆四十一年任,四十三年十月丁艱。侯之善政不盡詳,但聞捐錢植松數百株於九嶺,以蔽行人。今漸耗,其存者猶數十。笞罪亦許種松自贖,即此可想其人矣。」崔世召的賀文中沒有提到「九嶺種松」的事迹,更多的是提到蔣誥「於嘉惠學校尤甚」,對地方教育事業做出重大貢獻。學宮泮池淺而少水,不利文運,而且東南城池邊因為是旱河的緣故,盜賊夜間乘虛而入,民受其擾,「於是首條陳於諸當道,荒度城東南郊,築巨堰,下流受水,匯於泮」,既能使泮池豐盈,又斷絕了盜賊過河路徑,一舉兩得。蔣誥還申請當道建造際留倉、預備倉,以備災荒;修建鄉賢祠,尊奉地方賢達,「諸議皆千秋重典,前令所未舉者。」

蔣誥,字攄赤,才華橫溢,為諸生時即名聞鄉里,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庚子科舉於鄉。崔世召《蔣壽寧誕日序》中稱之「賞鑒其文超神達韻,肖其人。時心卜何物,此君咄咄作金華殿中語。」

蔣誥後因丁母憂歸里,三年後再起,未赴任而卒。門人呂鍾陽撰《文林郎蔣公攄赤墓誌》,也提到蔣誥在壽寧的政績:「(先生)出宰壽寧,嘗與民修築溝洫,為士增置學田,他如發奸謫伏,明燭幽隱,邑之學士大夫號神君焉。政聲美績,當道薦揚。」與崔氏之文可互為印證。

張伯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河南儀封(今河南蘭考)人張伯行在得到清聖祖賜額褒獎之下,由江蘇按察使升任福建巡撫。

據民國趙爾巽主修《清史稿·列傳五十二》、民國沈瑜慶、陳衍主纂《福建通志》可以知悉,張伯行,字孝先,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進士,考授內閣中書,改中書科中書,從此步入仕途。四十二年(1703年),授山東濟寧道。尋遷江蘇按察使,擢福建巡撫,官終江蘇巡撫。所在皆有口碑,清聖祖譽之「操守為天下第一」。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升張伯行任禮部尚書。卒謚清恪,准其從祀文廟。清代以名臣從祀文廟者,僅有三人。

張伯行在福建任職期間,「疏請免台灣、鳳山、諸羅三縣荒賦。福建米貴,請發帑五萬巿湖廣、江西、廣東米平糶。建鰲峰書院,置學舍,出所藏書,搜先儒文集刊布為正誼堂叢書,以教諸生。福州民祀瘟神,命毀其偶像,改祠為義塾,祀朱子。俗多尼,鬻貧家女,髡之至千百,伯行命其家贖還擇偶,貧不能贖,官為出之。」造福一方,政績卓著。

在張伯行《正誼堂續集》卷六保存有一篇《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這是其擔任福建巡撫期間,應壽寧縣學訓導童日鼎之請,為該縣新落成的「紫陽閣」所作碑記。紫陽閣是奉祀南宋大理學家朱熹(世稱紫陽先生)的祠堂,在當時就享有盛名。今人劉傑、林蔚虹《鄉土壽寧》根據清代知縣張金惠所撰碑銘,有著很詳細的記述: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壽寧縣學訓導童日鼎申請於巡撫福建張伯行,以城南四宜樓建紫陽閣祀朱熹。乾隆年間,知縣張金惠見紫陽閣『草創本已浹陋,加以日久頹敝』,又思壽邑書院亦未建,學生每借棲僧寺,亦非所以光文教也。』『因相城內公地一所,本廢觀音堂』(現壽寧縣實驗幼兒園所在)。」

在張金惠的籌備醞釀之下,終於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在觀音堂基址上建起了「紫陽書院」,朱子牌位也移徙其中,城南紫陽閣遂廢。

正因為紫陽閣存在的時間僅有短短几十年,所以在康熙版《壽寧縣誌》、乾隆版《福寧府志》、道光版以及民國版《福建通志》,找不到只言片字的記載。

關於張伯行撰文一事,張金惠在《紫陽書院碑記》略有提及:「巡撫福建道張伯行制序」,短短十餘字,所以為《鄉土壽寧》所忽略。茲錄全文於下,以供地方人士研究參考之用: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秦漢以來,道之所以不泯人心者,賴有數人焉。守先聖之傳,以待後之學者,故生而人景行之,歿而人尸祝之,綿延今古,立祠宇,寄瞻依,豈徒襲尊崇之故事哉。文公朱夫子,閩產也,羽翼經書,闡明濂洛,接鄒魯之緒,集群儒之成,其所以流衍道脈,垂範後人者,厥功鉅矣。建寧居八閩上游,山川淑清,人物秀靈,文公雅愛之。嘗讀書考亭及武彝精舍,多有遺迹。又考之志乘,壽寧向即政和地,文公之先塋在焉。杖履往來,留題石刻,亘古如新,得非其靈爽所憑依歟。今所在設立賢祠與人瞻仰,而壽邑缺如,其於仰止前賢追慕無已之意未有當也。屬員訓導童日鼎具詳申請,以城南四宜樓改建紫陽閣,偕邑諸生鳩工庀材,葺修完密,乞余文以志之。余惟今之司教者名為師,嚴道尊模範多士,實則不過奉行故事,取具文書足矣,茲以一介寒氈,留心斯道,能於數楹舊貫之地,寓崇奉先儒之誠,事可嘉也。抑余之為邑諸生期者,寧惟是崇奉而已也。蓋自世儒溺於詞章之習,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過掇拾浮華,以為弋取科名,計舍此無他務焉。豈知先儒之學,固所以求為聖賢,其理不外乎身心性命,其事不離乎日用人倫,而其教人之方,又皆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精實,使天不生文公,則無以集諸儒之成,而孔孟之道幾乎息矣。爾諸生朝夕來斯閣也,盍亦取其所為,色庄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者,一一而步趨之乎,亦更取其所謂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者,一一而體驗之乎。吾不敢謂十室之邑,不有忠信,遵茲以往,橫經講貫,無怠無荒,他日經明行修,俾先儒授受之源流,表章不墜,即此其基矣。雖然鼓士氣者學官責也,亦有司事也,尚其量加優恤,用示鼓舞,謁文公之祠,即本文公之教以教之,彬彬然處能有守而出可有為也,是余之望也。夫爰書此而畀之,以勒諸石。(陳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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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閩東日報)

主編 | 范建桃 編輯 | 蔡夢菲 校對 | 林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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