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縱橫】「六經皆史」與「道不離器」

原標題：【文史縱橫】「六經皆史」與「道不離器」

（章學誠 1738 ~1801）

對於中國千年儒學，「六經皆史」是一個顛覆性的理論觀點。「六經」，即孔子編定的《易》《書》《詩》《禮》《樂》《春秋》六部國學著作，一直被儒家奉為「一字不可增減」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典，所以「經史子集」四部，經、史分開，而經部冠首。章學誠提「六經皆史」，首先明確「經」為「史」所包含，根據有二：一是從源流上講，「古時學在王官，而掌之者史（史官），六藝分掌，具見《周官》。」所以，六經是上古管六藝的史官分別採錄的歷史記錄文獻。二是從經史本質講，「古人學不離事，孔子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著理，記事與言事（記言）之理，體勢相因。」章學誠由此斷言六經是「自堯舜以來國家制度因、革、損、益的實跡」，故曰「六經皆史」。

章學誠具體論述：《周易》系伏羲至文王之歷史，是「以天道切人事」，「吉凶與民同患，象天法地，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春秋》系東周至魯哀公之史，是「以人事協天道」。《尚書》系堯舜至秦穆公之史，概述先王刑政教令。《詩經》系湯、武至陳靈之史，是史官采於民間及士大夫，而成「風、雅、頌」。《禮》《樂》系二帝三王之史，是移風易俗的律令，「皆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章學誠是崇拜六經的，但他具備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

提出「六經皆史」，其重大意義不僅是通過確定《六經》界位，大大擴展了包括國學在內的歷史研究範圍，更在於通過對經典著作盲目崇拜態度以及對泥古昧今的治學態度的批判，完成了對清代「宋學」與清代「漢學」的批判。顯然，章學誠要把「六經」從神壇上「請」下來，使「六經」恢復經世致用的實際而親切的本來面目。並且他試圖講清「六經」在當時是怎麼「因時、地制宜」的形成，在當今又應當怎麼「因時、地制宜」的學習、比照、思考。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思想，掙脫了傳統經學的束縛，無疑為後世思想解放開了先聲。

同「六經皆史」的觀點相表裡，章學誠「道不離器」的觀點同樣被史學界稱為光輝命題。

《文史通義·原道》：「《易》曰： 形而上者之為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無形之道離不開有形之器，猶如影子離不開形體；「道」或規律離不開客觀事物而獨立存在，歷史經驗教訓寓於歷史事實經過。章學誠講：「孔子《春秋》之所以作，是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明白 。」由此章學誠在講「《六經》皆史」的同時再講「《六經》皆器」，即以《六經》為史著典範，強調歷史是「事實勝於雄辯」，反對空言空道。

「道」，隨時勢發展。章學誠打比方說：譬如三人居室，開門關門、汲水打柴燒飯，必然分工或輪班，於是「不得不然」產生公平有序的思想。人多了，為避免互相推諉爭鬥，「不得不然」有人主持公道乃至立法執法。人越多越需要辦事幹練的人，社會越複雜越需要傑出領導者管理，於是就有了上層人物，有了地界境界，有了分配製度。顯然，章學誠認為「道」是人類不斷實踐的表現，是聖人所「先識」而並非聖人先創造。他說：積水成河，積土成山，「道」的發展也是如此。並非堯舜之智德一定超過伏羲軒轅，並非文王武王之神威一定超過大禹商湯，後世聖人效法前世聖人，其實並不是單純效法聖人，而是「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道」是根據社會實際發展而漸漸昭彰明著的。「人間正道是滄桑」，「道」在世間變化中產生，然後不斷創新進步。

章學誠「道不離器」的唯物史觀，是對「道是先天而生」的「先驗論」的批判，是對「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唯心哲學的批判。——後世人曾經提出過一個哲學命題：「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歷史創造英雄？是人民創造歷史，還是聖人創造歷史？」其實兩百多年前的章學誠早作了精闢的解答。

（內容來源：上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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