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國險些脫離英美陣營，倒向德國

文 | 諶旭彬

抗戰進入1940年，汪精衛投敵所引發的政治動蕩尚未平復，更大的危機接踵而來。

這年6月份，歐戰形勢急轉直下，英法兩國在德軍攻勢下節節敗退。影響所及，6月份，法國對日綏靖，宣布滇越鐵路停止向中國運輸物資；稍後，德軍攻入巴黎，法國投降；7月份，英國對日綏靖，宣布對中國關閉滇緬路，且勸中國與日本「言和」。

至此，中國進出口的主要運輸通道，已全部喪失。

更要命的是，這一年國內恰逢歉收，國統區15省減收了20%；主要產米區四川減收了50%。兩種因素共同刺激，自5月份起，重慶的稻穀物價指數暴漲，至12月份，漲了整整5倍；而此前抗戰三年，僅漲了一倍。

6月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感嘆：

「三年來以今日為最大最危之關鍵也。」

7月13日，蔣介石又言：

「自七月至九月，此三個月間，實為最嚴重之時期，而以國際變態與社會心理二者之關係最大也！」

滇越路與滇緬路的關閉，實際上還只是危機的表面。

更深層次的危機在於：中國的抗戰前途，在於尋求戰事的國際化。而歐戰形勢的變化，使這種尋求抗戰國際化的努力有破產的危險。

自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即已意識到，單純依靠自身落後農業國的力量，並不足以戰勝強大的工業國日本。故其戰略，自始至終都是「苦撐待變」。

對這種「苦撐」所待之「變」，蔣介石在1939年曾有明確的表述：

「我們抗戰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與歐洲戰爭—世界戰爭同時結束，亦即是說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否則，世界問題不能解決，中國問題也就不能解決，而我們中國依舊不能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因此，中國抗戰在時間上，尤其最後問題的解決上一定要和世界戰爭連結起來，使遠東問題與歐洲問題，隨今日東亞、西歐戰爭之終結而同時解決。」

為將這一「苦撐待變」戰略具體付諸實施，1938年4月，國民政府擬定了「惟以日本為敵」的外交方針，在外交策略上，首重親近美英法，對德意等國取爭取態度。

次年，歐戰爆發。蔣介石判斷，以英法為首的「民主國陣營」必勝，德國陣營必敗，故在外交策略上，進一步親近英法、疏遠德意。

也就是說，「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這一戰略，是以英法為首的「民主國陣營」在歐戰中獲勝為前提的。如今法國宣布投降，英軍節節敗退至本土決戰的地步，蔣介石所擬定的「親近英法、疏遠德意」的外交策略，似已走到了破產邊緣，故受到了國民政府高層一致的懷疑與責難，各種反蔣暗流也藉機秘密串連運作。

大約同期，中蘇關係也已趨冷。「在194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救很少或者沒有。」同時，蘇聯還在積極與日本進行接觸，「1940年7月，當莫洛托夫在與日本駐蘇大使討論雙方締結中立條約之可能性時，就蘇聯援華問題表示，由於蘇聯忙於本國國防，對華援助是微不足道的。」

圖：1940年，河北根據地兒童團員們被組織起來，歡迎來訪的美國軍事觀察員

作為應對，1940年6月22日，蔣介石召集國府高層會議，決定對德國採取「以友義之而不敵視」的外交方針。

提升對德友好關係，並不意味著蔣願意放棄親近美英法陣營的立場。7月初的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上，蔣仍強調，親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場，「到現在還是顛撲不破，應該貫徹堅持」，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極有限，與遠東問題有關的主要勢力是美蘇。它們均未捲入歐戰。」

不過，蔣的看法，並不能得到黨內高層的認同。畢竟，德軍正摧枯拉朽般碾壓英法；而英法，亦正在對日綏靖破壞中國抗戰。

7月18日，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三十六次常務委員會上，立法院長孫科率先發言，對親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線提出了質疑。孫科發言稱：

「我國外交政策日趨困境，似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之方法應付危機。因法既屈服，英又將失敗；英果敗，美為保持西半球亦無餘力他顧，勢必退出太平洋，放棄遠東。我之外交路線，昔為英美法蘇，現在英美法方面均巳無能為力，蘇雖友好尚不密切。今後外交應以利害關係一變而為親蘇、聯德，再進而謀取與意友好之工作，務必徹底進行。英法既幫助敵人，中斷我之運輸線，妨害中國抗戰，在英停止緬甸運輸實施之日，應即召回我駐英駐法大使，同時宣告退出國聯藉以對美表示民主國家辜負中國，使中國迫於生存改走他道。」

據會議記錄，此次會議，發言者眾多，除吳稚暉一人外，其餘如孔祥熙、居正、張群等，全都贊同孫科的意見，主張親蘇聯德。

事實上，這種意見，在國民黨內部已成主流。中宣部部長王世傑，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王主張美英路線，不贊同親蘇聯德，但黨內「頗不乏人」，對其施壓，欲使中宣部的宣傳工作轉走親蘇聯德路線。王一度決心「寧辭去宣傳部職，不作無謂之遷就以誤國」——不得不拿出辭職為對抗手段，可見這股潮流的洶湧程度。

7月20日，蔣介石在居所召集眾人再議此事。與會者有孫科、王世傑、何應欽、孔祥熙、白崇禧、張群等黨政軍高層。會議難有共識，最後由蔣介石獨斷決定，既不召回駐英大使，也不退出國聯。仍維持原定的親近美英的外交路線不變；同時儘力加強對德關係。後者非輕易可得，不必強求。

蔣之所以力排眾議，堅持親近美英陣營立場不動搖，與其在整個1940年，一直對日本「南進」東南亞抱有很大的期望與信心，不無關係。蔣認為，日本國內的軍、政亂象，終會使其選擇南進。雖然日軍南進會切斷中國在東南亞的物資通道，但同時：

「倭如南進則其必介入歐戰並與美衝突」，「倭如佔領南洋英法屬地，則其必與英法為敵，此余之所大欲。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戰，則最終目的仍可達到。」

同時，蔣也主動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改善對德關係。這些措施，與其說是為了親近德國，不如說是為了防範蘇聯。

自1940年初，中、蘇關係即迅速降溫，援助也減少至幾近於無，且蘇德、蘇日關係均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蔣擔憂蘇聯會趁英美法與德意日兩大陣營對壘兩敗俱傷後，「乃出爾干涉，引起世界革命」。彼時，如中國已明確陣營，則將承擔來自蘇聯的巨大風險——蘇聯的陣營選擇很可能與中國不同，而蘇中未解決的懸案又極多，中國若因此成為戰敗國，則一切抗戰努力將付諸流水。

這種「謹慎」（維持親近美英陣營的立場）與「投機」（不放棄對德關係的改善），至1940年9月份，開始顯露其效果。

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訂同盟條約，蔣在日記中興奮寫道：「此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11月，更好的消息傳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德不利，東歐三國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等相繼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蘇戰爭已難避免；同月，蘇聯駐華大使告知蔣介石，蘇聯將再次啟動對中國的軍械物資的援助，包括飛機、大炮以及輕、重機槍。

至此，中國在紛亂的國際局勢中，沒有行差踏錯，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員。

圖：1940年5月8日，參加棗宜會戰的日軍渡過白河

注釋

（台）蔣永敬，《抗戰史論》，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P474-475。

日本學者波多野澄雄、庄司潤一郎總結，國民政府自開戰伊始，即「以戰爭的『國際化』所帶來的最後之勝利為目標」，見《日中戦爭——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國の抗戦》。收錄於《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近代史卷），P271。

蔣介石，《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說明抗戰到底的意義》，1939年11月18日。

《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第3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P141，注釋。

鹿錫俊，《1940年的國際危機與蔣介石的抉擇——以當事者日記為基礎的一個初步考察》，收錄於《近代中國：文化與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P944-945。

（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影印，《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紀錄》第2冊，近代中國出版社年1995版，P476-477。轉引自：黃自進，《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2期。

王世傑日記，1940年7月9日。王世傑雖身為中宣部部長，但對《大公報》當日公開宣揚「聯德」，亦無可奈何，只能在日記中感慨「該報主持者張季鸞、王芸生……毫無真知灼見，亦無信仰，不能使予敬重」。

黃自進，《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2期。

鹿錫俊，《1940年的國際危機與蔣介石的抉擇——以當事者日記為基礎的一個初步考察》。

黃自進，《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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