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雷與韓梅梅，如何遇上Jim、Lily和Lucy

文 | 諶旭彬

1988年秋天，人民教育出版社獲准與英國朗文出版公司合作，編寫一套九年制義務教育初中英語教材。

這是中國當代教育史上，一次破天荒的合作。

這一年，李雷與韓梅梅，遇上了Jim、Lily 和 Lucy。

這場相遇，其實很不容易。

1949年後，俄語取代英語，成為中國的第一外語。

1954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設英語課，已開設的一律停止，英語教師全部轉入其他學科。

1957年，全國只剩下850名中學英語教師。

因中蘇關係惡化，英語的存在感在60年代略有回歸。

1961年，教育部頒發中學英語教學方案，要求重編英語課本。

1962年，英語被列為高考科目。

1964年，教育部將英語重新列為學校教育的第一外語。

好景不長。1966年，中學英語教育再次癱瘓。

1969年，英語重新出現在部分中學的課程表上，新教材里寫著「專供複課鬧革命使用」。

這一時期，英語教材的內容，多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充斥著running dog （走狗）、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躍進）等政治辭彙，和Stop！or well fire！（站住，要不我們就開槍了。）、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把你們的密碼說出來！）等鬥爭語句。

圖：江蘇省革委會文教局編寫，中學英語課本第二冊封面及目錄，1971年。

業餘學英語，在當時成了一件頗為忌諱的事情。

中國工程院院士樊明武，早年學的是俄語。六十年代，他在「原子能院」工作，發現「很多專業書都是英語寫的」，於是下決心要學英語。他想出來一種安全學習的辦法：

「那時候每天早上8點到9點要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就帶著英文版去，造反派過來干涉卻找不到理由，氣呼呼地走了。」

尼克松訪華後，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開播《業餘外語廣播講座（英語初級班）》。

這是中國人首次可以通過收聽電台來學習英語。

英語廣播課引起了美聯社、法新社的關注，它們刊登消息，稱「一個漂亮的男聲和一個漂亮的女聲開始播出英語講座」，視之為中國「向世界宣布開放的一個信號」。

廣播課開播的前幾天，60萬冊教材，剛上市就被北京市民搶購一空。後加印三次，共計120萬冊，也全部售光。

圖：1972年，周恩來批示支持北京廣播電台開播業餘外語講座

在許多人眼裡，這是一次難得的改變命運的機會。參與播音的「漂亮女聲」屠蓓教授回憶：

「那時，我記得一天重複六次（播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沒什麼可學的東西，所以這是唯一能學的。很多人都聽，終於有了一個學習的渠道了……後來經常碰到一些人，就說廣播英語改變了我的命運；……現在我們北外有些老師看見我還說：屠老師，我就是聽了你的廣播英語後考上大學的。」

但在北京之外，在更廣闊的區域，英語仍是一種尷尬的存在。

1973年夏，河南唐河縣馬振撫中學的一名女中學生，在考卷上寫下了一段順口溜：

「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當接班人……」

這段順口溜在次年傳遍全國，英語再遭重創。

圖：《光明日報》刊文《關於「馬振撫公社中學事件」的調查》

直到1978年，狀況才終於開始好轉。

這一年，英語再次被列入高考科目。雖然成績不計入總分，但所釋放的信號，已很明顯。

1979年，英語考試分數按10%計入高考總分，1980年上升至30%，1981年是50%，1982年是70%，1983年變成100%。

1982年1月5日，中央電視台決定在晚七點《新聞聯播》之前，播出英語教學節目《跟我學》。

這是一套自英國BBC引進的節目。

1980年，在央視電教部任職的徐雄雄，隨團前往英國，見到BBC正在製作供德國使用的英語教學片《Follow Me》。徐告訴BBC，他想把這個節目拿回中國播放。

BBC要求強央視支付版權費。這讓徐頗為吃驚：

「當時我們國內搞宣傳工作，拍了片子巴不得有人拿去播，哪有什麼版權費。」「他們沒有送節目的習慣，而我們還沒有買節目的習慣。儘管我說了多少『重大意義』、『深遠影響』，他還是『不給錢不行』。」

BBC並非故意為難。他們無意掙錢，只要求央視支付「根據節目的使用給演員的追加費用」，合計三千多英鎊。對一套每集15分鐘共計60集的節目而言，這個價格可以說相當便宜。

但徐雄雄申請不到外匯。

BBC的英語部主任侯士（H.R.Howse）又幫徐雄雄尋到一種特別的解決方案。他去找了英國駐華大使館，請大使館先用英鎊將節目買下，再由央視以人民幣向大使館購買節目。

侯士出生在廣東，他的父親是一位來華傳教士。他很願意看到中國與世界重新連結。

刪掉諸多「不合時宜」的內容（比如搖滾樂），並增入中文解說後，《Follow Me》變成《跟我學》，在央視一套晚6點20分開播。

圖：《跟我學》節目照，大圖左：主持胡文仲，大圖右：主持Kate Flower

節目的收視率，超出了徐雄雄的想像。

英國女主持Kate Flower，曾在中國西部目睹一個村子500多人，圍在僅有的一台電視機前收看《跟我學》。這種狂熱，在中國主持胡文仲看來，「主要原因是國門剛剛打開，人們對於西方世界的點點滴滴都感興趣」，「人們能從節目中看到國外的一些場景，覺得大開眼界」。

《跟我學》的課程文字內容，先刊載於《電視周報》，報紙訂戶激增50餘萬；後出版單行本，又售出300餘萬套。《China Daily》的報道稱，「《Follow Me》在中國擁有一千萬觀眾，這個數字與我國現有的電視機台數吻合」。

這是1949年之後，中國出現的第一波英語熱。

圖：《跟我學》節目出版物

這是一種健康的熱，即便其中夾雜了不少高考因素。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立的「世界書籍翻譯資料庫（UNESCO Index Translationum）」，截至2012年，人類社會共出版了大約兩百萬種翻譯書籍，其中約123萬種，是由英語翻譯為其他語言，約15萬種是由其他語言翻譯為英語。而由漢語翻譯為其他語言者，只有約1.3萬種，由其他語言翻譯為漢語者，只有約6.3萬種。

也就是說，英語已經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核心語言。人類的絕大部分現代文明成果，是以英語為載體存在的（通常情況下，只有具備較高價值、較高需求的書籍，才會被翻譯成其他語言。所以，翻譯書籍的數據，可代表性很強）。

不懂得英語，相當於被隔絕在絕大部分現代文明之外。

圖：世界書籍翻譯量排行。表格引自「大象公會」微信公眾號

另據經濟學者張衛國等人2012年的研究，相較於不懂外語：

「精通外語對月工資收入的影響為43.8%，一般外語能力（對月工資收入）的影響為6.44%，二者分別在1%和5%水平上顯著。」

80年代投身英語熱潮之人，當然不會了解上述數據，也未必清楚英語作為一種文明載體，在現代已處於絕對的優勢地位。

但發端於1984年的西方學術著作譯介活動，仍足以讓他們在中文世界之外，窺見另一個廣闊無垠的信息海洋。

比如，著名的「走向未來叢書」，自1984至1988年，共出版了74種，累計印刷上百萬冊，重塑了許多青年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圖：《走向未來》叢書封面

但要突破文化壁壘，走出信息孤島，僅靠譯介顯然是不夠的。

英語教育，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1985年，教育部啟動了「建國以來第一次對中學英語教學的大規模調查」，涉及15個省市，141所中學，3000餘名英語教師，7萬餘名初、高中學生。

調查共歷時一年零七個月。結果顯示：

「我國中學生的英語水平偏低，能力較差。中學英語教學和教材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於是，才有了1988年的中英合編英語教科書。

李雷與韓梅梅，才得以遇上Jim、Lily 和 Lucy。

據參與其事的的人教社原副總編輯劉道義回憶：

「教材里的故事由（英方主編）格蘭特(Neville Grant)主創，……現在大家印象很深刻的LiLei（李雷）和HanMeimei（韓梅梅）是中方編寫組起的名字，……Lily、Lucy、Jim還有鸚鵡Polly等外國名，則都是格蘭特先生起的。」

三十年如彈指一揮。如今，中國已擁有約4億英語學習者。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明白，在這個時代，無論是為公（擁抱現代文明），還是為私（提升個人收入），都必須學好英語。

圖：李雷與韓梅梅，也已到了而立之年

注釋

汪慶紅，《中國人的英語糾結》，東方早報，2013年11月15日。

《認真做好手頭的事——記中國工程院樊明武院士》，收錄於：《核鑄強國夢 60位核科技院士專家訪談錄》，中國原子能出版社，2015，第139~140頁。

王娜、於嘉,《當代北京廣播史話》，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第78~79頁。

楊學為，《高考文獻 1977-1999》(下)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86~178頁。

徐雄雄，《＜跟我學＞是這樣搞起來的》，收錄於：《熒屏連接海內外：中央電視台的故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第43~49頁。

胡文仲，《我的英語學習歷程》，收錄於氏著：《和胡老師談學英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第297頁。

劉周岩，《漢語對現代文明的貢獻有多大》，大象公會微信公眾號2016年4月26日。

張衛國，《外語水平與工資收入》，《經濟學家茶座》2013年第4期。

鄔展雲，《中學英語調查》，收錄於：《外國語言文學論文集》（《南京師大學報》增刊），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第139~141頁。

劉道義，《我參與編寫的英語教材》，京華時報，2008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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